农民工本身，就是城乡二元结构的产物，否则，这些所谓的农民工，理所当然就是城市产业工人。事实上，当今流水线上的一线工人，绝大多数都是农民工。如果从改革启动开始算，农民进城已经经历了三代人，即使从1992年再次工业化起飞算起，农民工也已经有两代人了。

当今25岁以下的农民工，对农村的生活，已经全然陌生，农活基本不会做了，他们所熟悉的，是工厂，是城市，是在城市里包括卖菜、拾荒、清洁、打零工、做小买卖等各种各样的营生，唯独不知道如何种地。更有甚者，相当一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自己的户籍所在地，居然由于土地政策以及计划生育等原因，根本没有土地。当然，即使有土地的进城农民，也有相当多的人事实上不种地，不是把地留给年迈的老人，就是把土地租给别人种，自己则拖家带口成年累月待在城里，顶多收获的时候回去帮把手。

对于近世中国而言，改革以来开始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属于第二波了。第一波在晚清到民国之间，虽然波涛远没有今天的汹涌，但某些现象，还是可以给现在提供某些借鉴。一个后发国家，要想搞现代化，城市化是不可避免的。城市化的最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农民进城。农民进城，在传统社会，被视为流民。的确，当初流入上海的大批农民就是流民，他们甚至是拖家带口，坐着自家的船来的。到了上海，先在河里漂着，然后拖船上岸，接下来把船变成棚屋，定居下来形成棚户区。无论城市的管理者对他们有多少歧视，他们的生计有多么艰难，他们都不可能回去。像现在我们很多城市管理者期待的那样，在城市需要的时候，留在城里，一旦城市不需要了，就让他们回去，做候鸟，在第一波时代，就是一厢情愿的梦。

诚然，当今第二波的农民进城浪潮，虽然比当初第一波更加汹涌澎湃，但进城农民的环境，却更加恶劣。不仅城市的户籍壁垒至今没有被打破，而且农民依然没有可能把原本就该属于他们的土地真正变成自己可以支配的产业。在所谓对“失地农民”担忧的借口下，农民的土地，如果没有变成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嘴里的菜，就是农民自己的鸡肋。反正无论如何，都没法成为农民进城创业的第一桶金。同时，进城农民甚至没有可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拥有建棚户的权利。(www.daowen.com)

非常吊诡的是，据说是保障农民土地的政策，却在事实上把农民的土地变成鸡肋，真正保障的是地方政府的圈地独占权。同时，还不断制造着越来越多的失地农民——那些户籍在农村却没有一寸土地的新生代农民工。我们的政策制定者，虽然口口声声说一切为了农民着想，但却对大批新生代农民工根本不想回乡、根本不会务农、做梦都想留在城里做一个城里人的现实，视而不见。他们不是鸵鸟，却玩着鸵鸟游戏，把头埋在沙子里。

无论城里人喜欢与否，新生代农民工，就是这样一批人，无论他们在乡下是否有土地，他们都不大可能回乡务农，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一群回不到父辈生活里的人。多年的城市生活，已经根本改造了他们，尽管城市对他们有诸多的歧视，但他们对城市已经习惯了。

显然，如果我们的政策还固守成见，担心流民的增加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固执地想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做编户齐民，即使他们进了城待下不走，都待了三代了，依然不给他们城里的合法地位，不给国民待遇，最后的结果，只能是真的逼出流民来了，这是一批在农村待不了、在城里也待不下去、对城里人充满仇恨的人。这批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只能越来越多。到那时候，我们的这些据说有利于农民的政策，就不仅仅遭遇尴尬，而是碰见危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