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这个地方出故事，银行这个行业也出故事，这样两个出故事的地方加在一起，本身就意味着新闻。

报载，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腾达支行的行长李群，涉嫌办理非法民间借贷，巨额借款无法偿还，惹出事来，大批群众聚集农行门口索要借款，而李群自己则投案自首，留下了1.65亿元的窟窿。

阜阳农行的故事，是个改革以来的老话题，即所谓的民间非法集资或者说民间信贷出事。

由于中国金融业高度的国家垄断，民间企业融资困难，因此，民间的信贷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由于金融业改革速度过慢，民间信贷广泛存在，国家既打击不了，又无力将之纳入管理系统，长期处于非法生存状态，导致民间借贷很容易失控，流于犯罪的境地。阜阳农行李群的民间借贷业务，从1989年就开始了，在近20年的过程中，相信至少有一段时间，还是能够维持运转的，许多官员也投身其中，甚至有位局长借款4000万元，姑且不论来源正当与否，至少说明，在一段时间内，李群的事业，还是得到人们信任的。但是，跟许多类似的业务一样，由于长期在体制外非法生存，全然处在没有监管的条件下，运行久了，就难免出事，疯狂地提高借款利率，达到一个老鼠会的境界，靠借新债还旧债，最终崩盘。

但是，李群事件的特殊性，在于整个非法的民间信贷过程之所以成立，在阜阳这个市场经济并不发达的地方，是靠李群作为银行工作人员的身份甚至腾达支行的公章作为信誉保证，而李群一家的官员背景，也无形中为这种非法借贷背了书。换言之，大量民间借款之所以能够发生，是基于国家银行和政府官员的公信力。

但在实际上，政府也好，国家银行也好，并没有参与这个过程，更不用说开出信誉证明了。这种所谓的信誉证明，仅仅是因为李群这个人，以及她个人的违规非法行为，才导致了借款人的误解。(www.daowen.com)

我们看到，在中国前现代的钱庄时代，借贷的信誉也是建立在个人和家族基础上的，跟李群的状况类似，只是未必有像李群那样的官员背景和国家银行背景。如果不出事，也许我们研究民间信贷的人，还可能把李群的个案作为一种成功范例来谈，可是，出事了，一切都变了。

当然，我们可以追究李群个人的违规和违法，也可以顺藤摸瓜，抓出一批贪官来，现在最严峻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的民间信贷，既然存在持续不断的需求，却始终不能走上正轨，连续几十年都处于既无法有效取缔也无法浮出水面的尴尬境地？在这样的境地中，经营民间信贷的人，其道德操守和经营的条件，却又远不如当年的钱庄，若想经营不出事，真是太悬了，太不靠谱了。

而且只要这种民间借贷经营出事，多半都有政府官员涉足其中，不是经营者自己有官方背景，就是官员大幅度介入借贷过程，一旦出事，血本无归的群众，首先把矛头指向政府，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群体性事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金融体现的制度性扭曲，也看到了政府在事件中的制度性失效。20年的民间借贷，早就不是一个地下活动了，估计早已成为当地公开的秘密。既然属于非法，但官员却要介入，上级银行也睁只眼闭只眼。民间借贷由于需求强大，制止无着，但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明知民间借贷长期存在，连银行的行长都在操办，金融业的改革却迟迟春风不度，听任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发生？不是经营者自己有官方背景，就是官员大幅度介入借贷过程，一旦出事，血本无归的群众，首先把矛头指向政府，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群体性事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我们的金融体现的制度性扭曲，也看到了政府在事件中的制度性失效。20年的民间借贷，早就不是一个地下活动了，估计早已成为当地公开的秘密。既然属于非法，但官员却要介入，上级银行也睁只眼闭只眼。民间借贷由于需求强大，制止无着，但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明知民间借贷长期存在，连银行的行长都在操办，金融业的改革却迟迟春风不度，听任一个事件接一个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