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让先生的《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是中国大陆改革之后，最早公开引进的西方历史研究著作之一。而且引进得相当及时，香港1979年出版，次年三联书店推出。

陈志让是加拿大的华人学者，早年在西南联大读书，学的是经济学。读何炳棣、何兆武和汪曾祺等人的回忆篇札，可知道当年的西南联大，集中了中国近代学术转型以来最优秀的学者再加上一些怪杰，属于那种有大师而无大楼的大学，这个大学又有让学生随便听课选课的学风，不仅人文社科相互串门，而且文科理科也彼此选课。出身经济学的陈先生，后来居然做了历史研究，而且做得有板有眼、立意甚高，一点都不奇怪。陈先生的书，跟那时候为数不多的几本西方近代史著作一样，是我们这代学者的启蒙之作。它第一次让我们知道，原来近代史除了为领袖的言论做注释，以及按这些言论所指示的路径解释两大运动和三大高潮之外，居然还可以这样写。

“军绅”两个字，用来说明北洋时期的民国，传神而简洁。从晚清到民国，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正如陈先生所说，就是从绅军变成军绅的过程，军人成了这一时期发言权最大的人。在政治体制上，军绅政权则表现为军国。北洋时期，从袁世凯、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再到胡帅张作霖次第当家，都是军国；到了国民党时代，他们自称党国，其实也是军国，作为党的国民党并没有当家做主，当家做主的是黄埔系的军人；而原来居于舞台中心的绅，无论新旧，从张謇、严修到梁启超、汤化龙，再到顾维钧、曹汝霖这样的留学精英，甚至包括跟当家的军人领袖关系密切的智囊型人物——袁世凯的杨度、段祺瑞的徐树铮、吴佩孚的张其锽、张作霖的王永江，都只能退居次要地位。

本来，人们革了皇帝的命，是要建立民国的，却弄出来个军国，派系纷争出来了，地盘和养兵问题成了政治的关键。一边是战争和割据，一边是外国势力的推进、现代化的开展，一边是传统生活方式和环境的破坏；军官当家说了算，士兵就成了一种养家糊口的职业，秩序混乱；一面是沿海都市畸形繁荣，一面是内地农村的真正破败。都市有了现代的企业和市场以及大学、报社，但在乡村，很多地方，最能反映时代变化的现代物件，就是汉阳造步枪。

皇帝没有了，传统的政治信仰“三纲五常”缺失了关键的部件，立不起来了，一部分上层人士，从文人到武夫，都服膺了天演论，相信社会进化的大道理。可惜老百姓没有跟得上，也没想跟上。

没有了皇帝，对于一部分底层的人来说，就等于没有了王法。于是乡村秩序有点乱，社会边缘或者叫第三社会的成员——土匪、流氓、私盐贩子统统活跃起来，乡绅们也只好跟着武装起来，没有武装的，只有靠边站。社会在配合军人的武力统治，整个社会都呈现武化的面貌，讲道理的不多，来耍横的横行，你杀来我杀去，不服就比较刀法枪法。即使在军阀内部，由于“纲纪”大乱，反叛的部下总是很多，一个军头混成了一省的督军，如果不亲自兼任一个主力师的师长，就立马会被人架空，什么都说了不算。(www.daowen.com)

在这种困惑之下，很多军阀当家之后，都感到有重建传统信仰的必要，祭天祭孔，弘扬传统道德，印十三经。但如果走到复辟帝制的地步，就会崩盘，像袁世凯洪宪帝制那样。因为进化论的信仰，在发言权最大的上层人士那里，早已根深蒂固，按照进化论逻辑建立的西式政体，无论操作得多么糟糕，也不容倒退。大家只有按照这个进化的逻辑往前走，改良不行，就革命，一直革命，不断革命。

把民国弄成军国的武夫们，其实跟传统王朝末代的前辈不一样，他们是国人学习西方、立志富国强兵、几代人奋斗的果实。他们中，无论留学日本的士官生，还是本土军事学堂的学生，有爱国报国之志者并非少数。国家变成武人割据、军阀混战的局面，很多军人也很痛心。北洋时期，几代当家的军阀，除了胡匪出身的张作霖，都表现出对民国这种西式政体某些要素的尊重，不管怎样，都得要国会，对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校自治都还认账。章太炎打上门去骂袁世凯，还砸了总统府的家具，袁世凯也只能把他软禁起来，每月给五百大洋养着；当了总理的段祺瑞，固然也是赳赳武夫，可是如果有记者写文章骂他，骂也就骂了，断然不会派兵拿人。其他的人，赶上脾气不好的，也许会把报馆封了，这边封了，那边转身人家又开办了。批评政府以及政府要人，都成了记者的毛病。

就算陈志让先生没有提及的国民党时期，对舆论的管制，大不了也就是设个新闻检查官，看出来不合适的，也就是开人家天窗而已。大学更是如此，当时高等教育三足鼎立，国立、私立和教会大学并存，不仅私立和教会大学，政府无法置喙，就是国立大学，也是教授治校，政府没法子说了算。清华大学属于国立大学，可在梅贻琦长校之前，接连几任校长都被学生和教授们轰走，政府也无可如何，断然想不到治这些闹事者的罪。大学里讲什么、怎么讲，都是教授自己的事，谁也干涉不了，即使在国民党激烈查禁“赤化”的时候，大学里教马克思主义也是合法的。党化教育，最终的结果，也无非是在大学设了训导处，对大学的权力结构没有什么影响，顶多算是一个政治厕所，只能吸引些职业学生像苍蝇一样飞进飞出。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民国时期，一方面是军人专权、军阀割据，一方面是思想文化的繁荣。在一些军阀热衷恢复传统道统的同时，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西风劲吹，甚至吹到全盘西化的境地。民国历史，呈现的是一种异常吊诡的面目。

《军绅政权》是陈志让先生30年前的旧作（1978年的讲稿），这样的旧作，在30年后依然能够再版，一方面说明这部著作的分量，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史学界在民国史方面的研究停滞不前。什么时候，我们的史学界不再盯着有皇帝留辫子的大清朝，分点精力给国人第一次民主政体实践的民国，也许会让国人对历史研究多点信心，没准，中国今后转型的路，还可能因此而好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