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末到西晋,安世高、支娄迦谶、竺法护等人采取直译的方法翻译佛经,“辩而不华,质而不野”(《高僧传·安世高传》)。东晋以来,佛经翻译家逐渐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翻译文学,为中国文学史开辟了新园地。姚秦时译经大师鸠摩罗什译出大量的佛典,他主译的《维摩诘所说经》、《妙法莲华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和《大智度论》等,译文弘丽优美,语意显明晓畅。其中《维摩诘所说经》叙述大乘居士维摩诘有疾,释迦牟尼佛遣诸弟子前往探问,多数弟子因畏维摩诘的神通辩才,不敢前往,唯有舍利弗和文殊师利敢去,于是维摩诘为他们现身说法,应机化导,显示种种神通和辩才无碍的本领,宜扬大乘佛教义理。从文学欣赏的角度看,这是一部绝妙的小说。《妙法莲华经》虽以宣扬众生都能得到和佛一样的智慧,人人皆能成佛为主旨,但是经文譬喻较多,有不少优美的寓言。题为房融笔受的《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1],宣扬通过由低到高的修行阶次,达到诸佛国土的教义,生动形象。这三部经典为历代文人所喜爱,常被人们作为纯粹的文学作品来研读,对文学界影响很大。佛驮跋陀罗等译《大方广佛华严经》,文澜壮阔,宏伟瑰奇。昙无谶译《佛所行赞经》,叙述释迦牟尼佛一生的故事,是一部韵文形式的传记。《大方广佛华严经》和《佛所行赞经》这两部书是佛经译本中文学色彩极为浓厚的代表作,在文学史上影响也不小。中国汉魏以来,散文和韵文日益走上骈俪的道路,此时佛经翻译家以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译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这种新文体对于改变当时中国文学的文体方向起了重要的作用,并深刻地影响了尔后文学的发展。
印度佛经重形式上的布局和结构,如《佛所行赞经》、《佛本行经》、《普曜经》是长篇故事,《须赖经》是小说体作品,《维摩诘所说经》、《思益梵天所问经》是半小说体、半戏剧体的作品,这些形式、体裁在中国唐代以前基本上是没有的,上述佛典的译出,对于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曲的产生和繁荣,有着启迪、鼓舞和推动的作用。(www.daowen.com)
印度佛教重视利用古代南亚次大陆的大量寓言故事,作为“喻体”,附会上自己的教义为“喻依”,来解说和宣传自己的教义。佛教经典中,除了散在大部头经典中的许多故事以外,仅以“譬喻”为名的,就不下六种。其中以《百喻经》[2]最有条理。此经为南齐求那毗地译,二卷。列举譬喻故事近百条[3],以宣传佛教教义,劝喻人们信佛。这部寓言性质的佛教文学作品,文笔朴素简练,故事生动有趣,佳喻很多,若果剔除其说教部分,实也具有移情益智的作用。鲁迅先生曾将其当作思想史上的资料进行研究,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并捐款刻印,以广流传。从文学发展史来看,《百喻经》等寓言故事的译出,为我国的寓言创作注入了新的血液,从而对我国后世的寓言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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