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佛教哲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及其日益儒化的表现

宋代以来,佛教宗派势力趋于衰微,而在隋唐时形成的丰富的佛教哲学思想却为排斥佛教的理学家所大量吸取,成为他们创立新学说的重要思想渊源,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佛教学者也背离(或部分地背离)佛教原来宗旨,曲意迎合儒家思想,从而使佛教思想趋于儒化。这两个特点正是宋元明清时代佛教与哲学相互关系的基本特征。

一、佛教哲学对宋明理学^[3]的深刻影响

宋明时代理学家和佛教的关系有一个发展过程。宋代理家绝大多数是反佛的^[4],明代理学家反佛的就较少了,王守仁虽然也排佛,但是他又直接地大量吸取佛教的思想,所以在此之后,儒佛渐趋一致了。宋代理学家站在儒家的正统立场上,对于佛教的出世主义、神秘主义持指斥态度,而且一度曾由于异族冯陵激起的民族感情,更是下意识地反对佛教。但是,理学家面临隋唐佛教宗派的巨大的思想遗产,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受其熏陶。佛教许多思想是儒家所缺乏或注意不够的,也有探究的需要。周敦颐等人创立理学的时候,正是禅宗五宗的殷盛时期,禅宗久远盛行、盘根错节的江西等东南地区又是理学巨子如朱熹、陆九渊等人的故乡。宋代理学诸大家,即濂(周敦颐)、洛(二程)、关(张载)、闽(朱熹)各家,在他们治学和著书立说的过程中,无一不是“泛滥于诸家,出入于老、释”的。周敦颐与慧南、常总等禅师往来密切,自称“穷禅之客”。二程,如程颢“出入释、老几十年”。程颐与灵源禅师过从颇密,赞叹禅家“不动心”,值得仿效。就以唯物主义者张载来说,他反对佛家的幻化、性空的说法,但也曾“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宋史·道学传·一》)。至于陆王一派和禅学的关系就更为直接密切了。理学家之探究佛理、禅学,是由于佛教哲学有其特色,思辨性更强,唯心主义更精致,证论更深入。朱熹也说:“今之不为禅学者,只是未曾到那深处;才到那深处,定走入禅去也。”(《朱子语类》卷18)应当说,宋明理学和佛教在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都存在着根本区别,所谓宋明理学是“阳儒阴释”的说法是不很妥当的,但也不能不承认,佛学是宋明理学的渊源之一,佛学对宋明理学的思想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儒家要典的确定和学术旨趣的转移

儒家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始称于汉武帝时代,后来长期成为专制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到了宋代《孟子》升为经,又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二篇与《论语》、《孟子》相配合,合称“四书”。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后来成了专制政府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孟子》、《大学》、《中庸》在儒学中地位的空前提高,成为儒家的要典,是跟唐宋时代儒家和佛教的交涉斗争直接相关的。佛教讲心性,重修持,禁欲,而《孟子》书中也言心性,讲“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乃至“养心”、“寡欲”的修养方法。这成为韩愈和佛教相颉颃的武器。因此,《孟子》格外得到韩愈的推崇,以为是得孔子的正传。《大学》讲正心、诚意、明明德,因而也受到韩愈的重视。他特别引用《大学》这些言论,以证儒家的治心不同于佛教的治心。经韩愈的倡导,《孟子》一书和《大学》一文,遂成为后来宋明理学所依据的要典。此外,《中庸》一书也讲心性,被理学家作为孔门传授心法的书而表彰出来。理学家正是以《孟子》、《大学》、《中庸》与佛教相抗衡,以表示儒家自有家宝,不必求之于佛。可见,儒家“四书”的确定也是受了佛教的影响。“四书”在后期专制社会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正表明了佛教间接影响之重大。

与“四书”成为理学的要典相适应,理学家的研究视角、学术旨趣、理论重心也发生了转移。理学家讲的修身养性,克己主敬,致良知,多少和佛教相似。这种心性理论,又是和本体论结合在一起的,它竭力从人生的本原和宇宙的本体方面作论证和说明,而有“理气”、“理欲”关系的学说,所以被称为“性理学”,简称为“理学”。理学和以往儒学侧重于社会政治伦理而不言性与天命的风格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是和理学反对佛教的需要分不开的,也是和在儒、道、佛思想潮流的激荡中,理学受到佛教的刺激、诱发、影响分不开的。

(二)对理学心性论的重大影响

佛教在哲学上对宋明理学发生直接影响的,主要是几个中国化的宗派,即禅宗、华严宗、天台宗,其中又以禅宗影响最大。禅宗思想影响的重点是“知为心体”、“知觉是性”的说法,即人心本性灵知不昧的观念。心性论和本体论是儒家学说中相对来说比较薄弱的环节,而佛教对此则阐发甚多。在宋明理学和佛教相抗衡的过程中,理学家们不仅着力建立心性论和本体论的系统,而且不免也摄取一些佛教的相关资料,借鉴相近的思想理路,吸取有关的理论思维经验、教训和成果。

禅宗“知为心体”、“知觉是性”的思想给予宋明理学以深刻的影响。程颐同意“人性本明”的说法:“问‘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须索理会也。’”(《二程遗书》卷18)这里不用“人性本善”,而说“人性本明”,显然是受了禅学的影响。朱熹对佛教的心性多有批评,他特别指斥佛教是心和性不分,指斥佛教讲性空,不懂得心中的性、理是真实而非空的,是只知心不知理。但同时,朱熹本人也大谈“人心至灵”:“此心本来虚灵,万理具备,事事物物,皆所当知。”(《朱子语类》卷60)“其体虚灵而不昧,其用鉴照而不遗。”(《朱子语类》卷14)他还说:“人之良知,本所固有。”(《朱子语类》卷18)这种说法和禅宗的人心本性是灵知不昧的思想极为相似。禅宗的知为心体的观念对于陆王心学影响更大。陆九渊提出“心即理”说,认为天理、人理、物理都在吾心之中,宇宙的理与吾心中的理是一个,而且心和理是永久不变的。千万世之前之后有圣人出,东南西北有圣人出,都是同此心,同此理。他宣扬道德观念是人心所固有的,也是永恒不变的。这也是和禅宗的心体为知的思想理路相一致的。王守仁学说以良知为主,他认为知是心的作用,心又是性的作用,心性同归于理。知、心、性、理是统一的。知就是心发动的明觉的意思。王守仁这种说法和禅宗的思想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他又说:“然释氏之说,亦自有同于吾儒,而不害其为异者,惟在于几微毫忽之间而已。”(《明儒学案》卷10)公开认为儒学和佛教只是毫厘之差。他的哲学中心观念“良知”——先天的道德意识和智慧,可以说更多的是直接受到禅宗思想启迪的结果。

中国佛教宗派强调众生本性是清净的、觉悟的,众生之所以陷于迷惑,没有成佛,是由于本性被妄念浮云所盖覆,为各种情欲所蒙蔽。众生只要去掉妄念,排除情欲,返归本性,就成为佛。这种心性修养理论是儒家所没有的,在唐代就为李翱所摄取,倡导复性说。张载、二程、朱熹受到这种思路的启示,把性区分为两种,提出“天地之性”(“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对立说,程、朱还把心也区分为“义理之心”和“物欲之心”,强调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天命之性、天理和佛教讲的本性、佛性相通,气质之性、人欲则和佛教讲的妄念、情欲相似。理学家认为,每个人“天理具备,元无欠少”,只是“为气禀物欲所蔽”,若果把物欲排除净尽,天理自然显明。他们由此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把它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和理想境界。虽然程、朱把心和性分开,又把心和性各区分为两种,和佛教说法不同,但是和佛教的区分佛性和妄念,以及遏制欲念、保存本性的基本主张还是一致的。(www.daowen.com)

中国传统的人性论是就人类的本性而言的,而印度佛教则讲包括人和一般动物在内的所谓众生的本性。中国佛教宗派一般地说不仅主张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如禅宗强调“狗子也有佛性”,天台学者甚至提出无情有性论,宣扬无情识的事物如草木瓦石也有佛性。中国佛教的佛性论影响了宋明理学家的心性学说。张载提出“民胞物与”的观念,宣扬人类和万物都是天地所生的子女,主张视民如兄弟,万物如朋友。朱熹说:“如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豺獭之报本,雎鸠之有别,曰‘仁兽’、曰‘义兽’是也。”(《朱子语类》卷4),和孟子排斥人以外的动物有善性的性善论不同,肯定了某些动物也有善性。王守仁更是主张草木瓦石都有良知。后期的中国儒家把人性论推衍扩展到动物、植物乃至于无生物,这实际上也是赞同和吸取佛教有关学说的表现。可以这样说,中国儒家自李翱以来,心性学说的重大变化是和佛教带来的新刺激、新活力分不开的。理学家继承了佛教的心性论,并加以改造,使之和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从而创立了和佛教既同又异的心性理论。

(三)对理学本体论的深刻影响

佛教对于以理为本体的程朱理学和以心为本体的陆王心学的影响,都是直接的、深刻的。佛教华严宗以理为本体,以事为现象,多角度地阐述了本体和现象的关系。禅宗也讲理和事、理和物的关系,如慧能印可的玄觉在所撰的《禅宗永嘉集》中就有《事和理不二》章。沩山灵祐也讲“理事不二”(《五灯会元》卷9)。儒家讲的理本来指准则、规律的意思,而程朱把理提高为宇宙的本原、本体,显然是受了佛教的影响。如二程依据张载的《西铭》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理是一,而理体现出来的事物,则其“分”自“殊”,是千差万别的。朱熹还借用佛教的“月印万川”的比喻来说明一理分殊的道理。他说:“释氏云,‘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这是那释氏也窥见得这些道理。”(《朱子语类》卷18)朱熹的引文出自玄觉的《永嘉证道歌》,他实际上是运用禅宗的比喻。朱熹提出的理气关系说和华严宗的理事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佛教尤其是禅宗对陆王心学的本体论学说的影响更大。陆九渊不讲理气之分,不讲理心之分,也不讲人心道心之分,他认为这些都是统一的,甚至是相同的。他提出了“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陆九渊集·杂说》)的命题。王守仁进一步讲“心即理也”,“心自然会知”,“心外无理,心外无事”(《传习录》),这可以说是直接导源于禅宗的理论:“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敦煌本《坛经》)两者从思想到语言文字都是一致的。朱熹曾批评陆九渊“假佛释之似,以乱孟子之实”,直斥之为禅。他说:

陆子静(九渊)之学,自是胸中无奈许多禅何。看是甚文字,不过借假以说其胸中所见者耳。据其所见,本不须圣人文字得。他却须要以圣人文字说者,此正如贩盐者,上面须得数片鲞鱼遮盖,方过得关津,不被人捉了耳。(《朱子语类》卷一二四)

陆九渊曾坦率地说过自己看过《楞严》、《圆觉》和《维摩》等经,他确曾受过禅宗的影响,“自是胸中无奈许多禅何”。但是朱熹自己又何尝不受佛教影响,所谓贩盐者设法遮盖云者,也可谓“夫子自道”是也。

(四)对理学家思想方法的显著影响

隋唐佛教哲学宗派还给理学家带来思想方法上的影响。首先是使他们更加自觉地注重体用范畴,探讨本体与现象的关系。汉代儒家对于体用范畴的运用很不明显,宋代理学家继承魏晋以来的体用观念,其中包括佛教的启发,而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题,阐发宇宙万物的构成和本原。理学家以理为体的观点和汉儒的思想有很大不同,这也就进而带来了儒家“天人合一”学说的新形态。其次与注重体用范畴相联系,理学家也十分重视心与物、心与性的关系的探讨和争论,并阐述了以心观物、以物观心、以物观物、以心观心的观法,这好似受了禅宗临济宗的“宾主颂”——“宾看主、主看宾、主看主、宾看宾”的直接启示。再次,禅宗的不重经教的简易法门,对于陆九渊等人一扫注疏之繁,唱六经为我注脚,重自我内心领悟,也有直接启示。此外,在表述形式方面,禅宗有语录,理学家也有语录,如朱熹所编辑的《二程遗书》,主要是二程的语录。《朱子语类》是朱熹的语录的分类汇编。陆九渊有《象山语录》4卷。王守仁的《传习录》也有语录体。这就是说最大的理学家都有语录。禅宗语录用委巷语,理学家也受禅宗学者文风的影响,时用“鄙猥之言”。

二、佛教哲学的日益儒学化

隋唐一些佛教宗派领袖人物,如智、法藏、澄观和宗密等人,虽然也情况不同地融通儒、道,但是往往先加以贬抑,然后再包容、调和。视儒、道为末,佛教为本,是从本末的角度去会通的。而宋明时代一些佛教大师不同,他们主动向儒学接近、靠拢,甚至于抬高儒学,个别的人把儒学看得比佛教还重要,以佛从儒,泯除佛、儒界限。宋明时代佛教哲学日益儒化的基本途径是折中儒、佛。有趣的是,他们为此而特别着力于赞扬儒家的中庸之道。如宋代的名僧智圆竟自号“中庸子”,宣扬“释之言中庸者,龙树所谓中道义也”(《中庸子传·上》)。龙树的中道论是讲不执著有无(空)、真假两边的,而儒家的中庸则是讲待人处世要无过无不及,要适中,这二者根本是不相干的,而智圆竟把两者等同起来了。宋代另一名僧契嵩撰《中庸解》5篇,盛赞儒家的中庸之道,同时宣扬儒学是治世的,佛学是出世的,儒佛分工合作,互相配合。明代名僧德清撰有《大学中庸直解指》,智旭著《四书蕅益解》,以佛释儒,援儒入佛,表现了越来越强烈的儒学化倾向,从而也就使佛教在中国越来越失去自身的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