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佛教与中国政治关系的特点

综合前面的论述,我们大约可以就佛教和中国政治的关系特点,得出以下一些初步的看法:

1.佛教以“解脱”、“出世”为标榜,缺乏现实的政治理论,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中不占突出的地位,但是,它与专制统治层直接相关,也和下层民众反专制斗争有一定的联系,可以说,自东晋至元代末年,其间情况虽各有所不同,但佛教与社会政治的变动是息息相关的,佛教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和作用是深刻而久远的。研究佛教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不仅是研究中国佛教的重要方面,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内容。

2.中国古代专制统治者四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根本原因在于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即由于寺院增加和寺院经济的膨胀,在土地、劳力、财源、兵源等方面直接损害了统治阶级的现实利益。对于专制统治者来说,利益是根本的,信仰是其次的。在和佛教发生利益冲突时,专制统治者就毫不犹豫地采取断然的灭佛措施,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由此也表明,佛教与专制统治阶级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既有佛教为专制统治阶级效劳,统治阶级扶助佛教的方面,也有互相触犯对方利益的方面。这两个方面不是并列的,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发展而变化的。我们必须全面地、历史地考察佛教与中国专制统治的既统一又矛盾的两个方面,才合乎历史的实际。

3.中国佛教是在专制社会的矛盾斗争中不断变化的,是随着新的历史条件和地理条件而演变的。因此,它在历史上的政治作用也是复杂的。这种政治作用的复杂性表现为多层次的内容、积极作用与消极作用交叉、主要作用和次要作用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等。中国佛教的政治作用,最基本的是为专制统治服务,这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为专制王权的合理性提供神学论据;二是一些名僧直接为最高专制统治者出谋献计,参与军政决策;三是安抚人心,即通过宣扬一切皆空、超脱尘世、因果报应、天堂地狱、容忍调和和恭顺柔驯等教义,对人民进行“治心”,使之安分守己,不起来造反。此外,佛教还为一些在宫廷失宠或在仕途失意的贵族、官僚提供出路,起到一种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作用。有时专制统治者也把佛教作为团结民族、联系邻邦的纽带,发挥其特殊的积极政治作用。以上可以归结为第一个方面,也是主要方面的政治作用。第二个方面,即次要方面的政治作用是,佛教的一些以抽象形式表述的教理——理想、希望、道德、平等、慈爱、普救众生、自我牺牲等,以及某些传说故事,也为古代农民起义提供了热情、幻想、号召、外衣,成为其动员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具,还为近代资产阶级改革家提供了“理论”、思想、勇气、力量。应当指出,全部佛教教义中并没有直接而明确地鼓励人民改革、造反、起义、革命的系统理论,历史上的进步人士往往是利用、发挥和改造佛教理论,来服务于自身的政治斗争,但是也应当承认,这种情况也不是偶然的,佛教的某些理论的确给进步人士以启发,以至于可以被利用来推动进步的斗争。佛教之所以被利用,也是有其可以被利用的思想理论的因素和根据的。历史也表明,利用佛教的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改革斗争,并没有使斗争取得最终的真正的胜利。这种结局自然也是和佛教理论的局限性有关。

因此,我们要看到,中国佛教为专制统治服务是主要的,为进步势力所利用是次要的。颠倒这种看法,或者把这两种作用等量齐观,是不妥当的。我们不要只强调佛教的主要作用而忽视、无视佛教的次要作用,也不要以次要作用去掩盖主要作用。在分析佛教为专制政治服务时,我们既要看到它的消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它的积极作用,如团结民族、联系友邦是明清时代专制政治的不同侧面,这些方面的作用不能笼统说是消极的。在分析佛教对于农民起义和资产阶级改革斗争所起积极作用时,也要看到它所必然带来的局限性。总之,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从历史事实出发,对具体问题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就能对佛教与中国政治的关系作出具体的合乎实际的结论。(www.daowen.com)

【注释】

[1]“宝行王”,玄奘、义净译为“引正王”,即甘蔗王。

[2]阎浮提:即南阎浮提,是佛教所说的四大部洲之一的南瞻部洲。

[3]参见陈垣:《摩尼教入中国考》,见《陈垣史学论著选》,17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