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佛教思想的社会政治作用

佛教思想,尤其是佛教的重要思潮,对社会政治起什么作用呢?这也是本章所要回答的问题。佛教传入中国以后,自汉至西晋时期,其政治作用并不大。经过东晋至唐代的繁荣阶段,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佛教渐趋衰落,它的思想一方面为宋明理学所吸取,通过宋明理学而发挥其政治作用;另一方面有时又被视为异端,限制了作用的发挥。对于汉至西晋和宋元明清这两个时期佛教思想的政治作用,本章都略而不论,这里仅就其他时期佛教思想的政治作用,作一鸟瞰式的评述。

一、东晋南北朝时期

这个时期佛教思潮主要是般若学、涅槃学和因果报应论。

般若学是中国佛教学者继承印度佛教大乘空宗思想,并与魏晋玄学的本末有无思想相融合的产物。般若学的中心观念是讲“空”,所谓空是指一切事物都是无自性、无实体的意思。中国僧人约经历200年才理解印度大乘空宗的非有非无——不真空的理论。般若学通过阐发一切事物都是不真的,都是假号,都是空的,劝导人们不要去分别事物,不要执著事物,要证悟一切事物都是非有非无的最高智慧境界。般若学的这种理论,客观上并不能限制门阀士族对统治权力和专制剥削的执著,相反还起到了掩盖他们的贪婪行径的作用。对于劳动人民,按照般若学思想推论,就是要求他们超脱现实,不计较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区别,自然更不能从事起义斗争,这都显然是对当时统治阶级有利的。

晋、宋以来南朝的门阀士族制度日益强化,压迫更为严重,社会更加不平等。此时人们的社会心理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门第等级有高下贵贱,人性是否也有高下贵贱?门第地位是命定的,圣贤才智是否也是天生的?佛教学者竺道生以其特有的现实感用宗教理论形式提出和阐发了这样的问题,从般若学转而宣传涅槃学。竺道生的涅槃学主要是阐发涅槃佛性的学说,其主要论点,一是宣传人人都有佛性(成佛的内在根据),人人都可成佛;二是宣传顿悟成佛,也就是众生只要体证佛理,就可顿然而悟,成就佛果,达到涅槃境界。竺道生的理论,虽然也有众生平等,从而包含了对现实不平等的抗议的意义,但是,他以在佛性面前人人平等,也就是以宗教心性的平等,掩盖了现实的严酷的不平等;他以成佛许诺来安慰人们,要他们安分守己,信奉佛教,引导人们走上非现实的解脱苦难的道路。不言而喻,涅槃学的现实作用也是有利于统治阶级的。

因果报应理论,是宣扬众生的言论和行为(“业”)都将按其善恶的性质,而得到不同的报应,或者是今生作业,今生便受报应,或者是下世受报应,也有的要经百生乃至千生,然后受报应。由于人们受因果报应律的支配,人死后就要依据生时所作业的善恶而转生为较高于或较低于今世的生物,或上天堂或入地狱。佛教教人要超出报应和轮回,以求得永远的解脱。而在这方面,信奉佛教尤为重要,因为人们有罪后只要能信佛,就可免罪得福。这等于说,佛能灭罪赐福,人们可以卖罪买福。这种理论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极大。这种理论在中国专制社会中,是符合专制统治需要的。对于因果报应的这种社会作用,统治者看得非常清楚:

若彼愚夫、愚妇,理喻之不可,法禁之不可,不有鬼神轮回之说,驱而诱之,其不入井者几希。(沈榜:《宛署杂记》卷19)

从一定意义上说,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可以弥补专制统治理论和法律的不足,即作为一种统治的补充手段,能更有效地控制下层劳动者的思想,从而更有效地维护基层政权的统治。

二、隋唐时期(www.daowen.com)

隋唐时期佛教鼎盛,宗派林立。当时一些重要的宗派,如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和禅宗,都阐发了各具特色的世界观和认识论。下面着重简要地揭示这些宗派核心思想的社会政治作用。

天台宗宣扬“一心三观”、“三谛圆融”的观念。所谓一心三观,是讲一心可以同时圆满地从空、假、中(中道)三方面观察对象。天台宗认为,空、假、中不仅是三种观法,而且也是一切事物的真实相状(“实相”)。由此又可以说,一心三观是在同一时间内一心观有空、假、中三种实相。这三种实相也称为三谛。天台宗还认为,任何事物既是空,又是假,这种空、假是事物的本性如此,即合乎中道,所以又是中。空、假、中三层道理在任何境界上都有,也就是说,并不是一种先后次第的关系,而是同时存在,互不妨碍,所以又叫做空、假、中“三谛圆融”。三论宗与天台宗的这些思想近似,都是强调事物的空、假的性质,不能执著。按照天台宗和三论宗的理论加以引申,势必把人们引上漠视现实、脱离现实的道路。

法相唯识宗认为一切事物都是主观的心识所变,心识不是佛教智慧,必须转识成智,才能达到成佛境界。也就是要由迷妄转为觉悟,即由平日对事物分别执著为实有的看法,转变为所谓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理解,也就是转变为按照佛理去理解。法相唯识宗所强调的,实质上是要引导人们由朴素的唯物的看法转变为万物唯识的看法。

华严宗着重宣扬“事事无碍”说。“事”,现象。“无碍”,无矛盾。事事无碍就是一切现象之间都是无矛盾的。华严宗认为现象是本体的显现,而本体是一,千差万别的现象都是同一的本体的显现,因此,具体事物、个别现象之间都是圆融无碍的。华严宗以此说明宇宙间的万事万物、一切关系的大调和,客观上是为了调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美化等级社会,祝福王朝长治久安。

禅宗认为人的本性原来清净,具有菩提般若的智慧,所以提出单刀直入,直指人人本来具有的清净本性,以彻见此心性而成佛。禅宗宣扬众生之所以没有成佛,是因一向被妄念的浮云所盖覆,不能自悟。假如得到通晓佛理的人的开导,一旦妄念俱灭,顿见清净本性,自成佛道。这就是禅宗的根本宗旨——“性净自悟”说。这是向人们指引一条返本还原的自我完善的道路。

从以上宗派的佛教思想来看,基本上都强调改变人们通常的认识和看法,放弃对事物的分别和执著,从而或证悟事物的空理,或悟解事物间圆融无碍之理,或灭除妄念顿见本性。这些思想放在隋唐时代的空间、时间和条件中考察,它们的一个社会政治作用,就是间接或直接地消弭人民的革命意识,逃避现实,放弃斗争,维护专制等级统治。

三、近代时期

随着专制社会的日益没落和宋明理学弊端的日益显露,明末清初进步的思想家如李贽和后来的龚自珍等人,便借助佛教作为批判礼教和宋明理学的思想武器。到了清代末年,要求变革专制的呼声响遍中华大地,一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呼唤社会改革,推动社会改造。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真正接受和消化西学,他们转向理学的所谓“异端”佛学吸取养料,寻找武器。如康有为、谭嗣同、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人都吸取佛学的众生平等、慈悲救世和勇猛无畏等抽象说教,作为构筑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素材。康有为在其阐发最高社会理想的《大同书》中,把大同世界和佛教极乐世界并称,并以佛教的“去苦求乐”作为实现大同世界的标志,实际上是以佛教的慈悲救世主义作为实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工具。谭嗣同吸取了禅宗和唯识宗等宗派的某些教义来建立“仁学”体系,以宣扬资产阶级的平等、博爱思想。谭氏还以佛教“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视死如归,义无反顾地为冲破专制网罗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梁启超宣传佛教立教的目的,“在使人人皆与佛平等”,强调“舍己救人之大业,惟佛教足以当之”(《论佛教与群治之关系》)。他号召人们以下地狱的精神去“救国”、“度世”,反对专制独裁,实现人人平等。章太炎认为,革命不成功的原因不在于国民道德的堕废衰颓,而在改造国民道德问题上,“姬孔遗言无复挽回之力,即理学亦不足以持世。……自非法相之理,华严之行,必不能制恶见而清污俗”(《人无我论》)。他还强调禅宗的“自贵其心,不援鬼神”的精神,以鼓舞人们的革命斗志。资产阶级改革家们真诚地借助佛教思想来发扬无私无畏的品格、改造国民的道德和改革专制社会。应当承认,这是佛教的某些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所起的积极作用。同时也应当看到,佛学思想的局限性、神秘性,也决定了资产阶级改革家们事业难以成功(当然,这种不成功还有其他深刻的原因),佛教甚至成为有的人消极厌世的归宿和抵制革命的工具。如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后作《五无论》,宣扬无政府、无聚落、无人类、无众生、无世界。他认为:“众生悉证法空,而世界为之消弭,斯为最后圆满之期也。”“法空”,一切事物都空无自体。以为消弭世界,销熔一切,最为圆满。至于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后,敌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言论就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