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寺院建构的演变

一个佛寺之内有若干院,合称寺院。寺原是古代官署名,如大理寺、太常寺和鸿胪寺等。后来成为僧众供佛处所的名称了。传说佛教最早传来我国时,是由白马驮着经像至洛阳,初止于掌管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次年建寺,以“白马”命名,称白马寺,为我国佛寺的嚆矢。寺院也称“寺刹”、“梵刹”、“僧刹”,这是由于寺前幡杆称为刹的缘故。佛寺还称“兰若”,兰若是梵文音译“阿兰若”、“阿练若”、“阿兰若迦”的略称。原为比丘习静修行处,后指佛寺。如杜甫诗句:“兰若山高处,烟霞障几重。”(《谒真谛寺禅师》)兰若即佛寺。佛寺也称庙,或寺庙连称,庙是奉祀祖宗和前代贤哲的地方,也用以称作为奉祀神佛的地方。古代隐世修行者所居的茅屋,称为“庵”。后来也称比丘尼所居的佛寺为“尼姑庵”、“尼庵”。

印度的佛寺叫做“僧伽蓝摩”,也称“僧伽蓝”,略称“僧伽”。“僧伽”是僧众的意思,“蓝摩”是园子的意思,合称就是僧众共住的园林。僧伽又有精舍和支提之分。精舍,初为讲道场,后为僧徒住所。精舍立有佛塔佛像,中为殿堂,四周绕置僧房。著名的如祇园精舍、那烂陀精舍,虽早已废毁,然遗址尚存。支提,也称“招提”。因有舍利塔,故也称“舍利殿”。支提一般都是依山开凿的,如我国的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就受其影响。另外,还有一种“阿兰若”,是在村外的空闲处建造的小屋,作为僧人清静修道之所。

我国汉地佛寺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它发轫于汉代,风靡于六朝,继盛于隋唐,没落于明清。相传自东汉早期明帝时于洛阳雍关西立白马寺以来,至东汉末年出现了规模宏大的佛寺,如笮融在徐州建浮屠祠,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槃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悉课读佛经,令界内及旁郡人有好佛者听受道,复其他役以招致之,由此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三国志》卷49《刘繇传》)。三国以来,长安、洛阳和长江中下游建寺渐多。至南北朝时佛教隆盛,建寺更多。如北魏时洛阳城内外有寺1 367所,各州郡有佛寺3万余所。北朝还着力建凿石窟寺,这些寺弥山跨谷,宏伟壮丽。南朝石窟寺虽少,但各地佛寺极盛,如晚唐诗人杜牧描写当时佛寺之盛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江南春绝句》)实际上梁武帝时就有佛寺500余所。隋唐时代,佛教空前发达,佛寺林立。唐武宗灭佛时,就毁宫立佛寺4 600余所,小寺4万余所。建筑于唐代的五台山南禅寺和佛光寺,是幸存的我国最古的佛寺。宋以来佛教寺院,一般分为禅、教(天台、华严等)和律三类,明太祖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又规定寺院为禅、讲(讲述各宗的经典)、教(包括修行和应赴佛事等)三类,僧众分别专业,身着不同颜色的袈裟。约自元代起,我国喇嘛教日益兴盛,喇嘛教寺庙,尤其是黄教寺庙的建筑,在明清时代达到了高峰。(www.daowen.com)

我国寺院建筑大约分依山式和平川式两类,与此相应,寺院布局也分石窟寺和塔庙两种。石窟寺大多仿印度佛教的支提窟开凿,如敦煌、云冈、龙门等石窟,有的洞正中有方形的塔柱或佛龛,以代表支提分位。有许多窟是正中后靠壁前雕刻大佛,左右是菩萨、天王。有的石窟前面有多余空地,就再建寺院。石窟寺的建凿以北朝至唐为盛,宋代以来就每况愈下了。塔庙,最早也叫做“浮图寺”,这是因为最初的塔叫“浮图”、“浮屠”或“佛图”等,是供奉佛陀的殿阁。塔庙是庙中必有塔,塔建立在寺院的中心。庙的院庭有廊庑围绕,正中院庭的前后有殿堂,房院为僧房。北朝时王公大臣施舍邸第为佛寺成为一时的风尚,这些寺庙因原系私人住宅,很少重新造塔,而以正厅供奉代替佛塔。大约在东晋南北朝时期,汉式佛寺布局已基本定型,它基本上是采用中国传统世俗建筑的院落式格局,院落重室,常至数十院,层层深入。回廊周匝,廊内壁画鲜丽,琳琅满目,引人入胜。到了隋唐时代,佛寺建筑就逐渐改变过去以佛塔为主体的布局,而以佛殿为中心了。许多寺庙无塔,塔庙二字也就不再连用了。即使是建塔,也另辟塔院,置于寺前、寺后或两侧。按照中国的营造法则,在南北中轴线上为主要建筑物,在东西两侧为附属设施,布局对称。中国佛寺建筑,早期是以塔为中轴线上的主体,而后期则以殿堂为主体,塔建在附近了。

我国藏式的喇嘛寺不同于汉式寺庙的对称格局,其主殿居中,经堂佛殿环绕四周。喇嘛寺是喇嘛学习经文的地方,“扎仓”(即学院)是寺的主要建筑。大寺有五、六座“扎仓”。小寺仅有一座“扎仓”。喇嘛寺还有供奉佛像的“拉康”(佛殿)、喇嘛的住宅以及安放喇嘛尸体的喇嘛塔等。这些学院、佛殿、住宅构成了一组建筑群,它的布局是“扎仓”、“拉康”等为主体建筑,体量高大,矗立于喇嘛寺的中心位置,周围是数以千计的低矮的喇嘛住宅,立体轮廓十分鲜明。大的喇嘛寺往往占地100公顷以上,有几千乃至上万的喇嘛居住,宛如一座宗教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