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僧人的撰述

随着佛典翻译和介绍的增多,中国僧人对佛教义理领会逐渐加深,自两晋南北朝以来,中国佛教学者更是勤于创作,以自己的著述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三藏”的内容。中国僧人的撰述成为佛教典籍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中包含了区别于印度佛教、反映中国佛教特点的著作,这些著作在佛典整体中居于十分显著的地位。

中国僧人的汉文佛典撰述,据当代著名佛教研究专家吕澂先生所作的编目有582部,4 172卷^[2],其中包括现存的唐代以前的大部分撰述和唐代以后的重要撰述,也包括流行于我国的少量的高丽新罗(今朝鲜)学人的著作。从撰述的体裁来分,有章疏、论著、语录、史传、音义、目录、杂撰、纂集等。从撰述的数量来看,章疏部分居首位,数量最多,反映了佛教徒的崇信经典、热衷解注经典的性格。其次是论著部分,反映了隋唐佛教宗派学者的创作热情和独特见解,体现了佛教中国化的风格。史传部分的数量也相当可观,反映了中国僧人重视历史记载的长处。在所有的撰述中,唯一称为“经”并流传后世的是唐代禅宗实际创始者慧能的《坛经》。这是禅宗学人对抗印度佛教,突出中国祖师学说的一种表现。中国佛教学者所撰的佛教典籍,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历史、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等的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史料。要了解中国佛教,当然首先应当了解印度佛教,但关键还在于研究中国佛教,只有深入研究中国僧人的著作,才能真正把握中国佛教的思想脉搏和思想本色。因此,中国僧人的论著、语录和部分章疏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例如,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三报论》和《明报应论》,僧肇的《肇论》,吉藏的《三论玄义》,智的《法华玄义》、《摩诃止观》,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因明入正理论疏》和《大乘法苑义林章》,智俨的《华严经搜玄记》,法藏的《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华严金师子章》,湛然的《金刚》,慧能的《坛经》,宗密的《原人论》、《禅源诸诠集都序》,普济编的《五灯会元》,藏主编的《古尊宿语录》,延寿的《宗镜录》,契嵩的《辅教篇》,宗杲的《正法眼藏》,等等,都是重要的佛典名著,需要我们深入研究、分析、批判、总结。(www.daowen.com)

此外,梁僧祐编著的《出三藏记集》、编纂的《弘明集》和唐道宣纂集的《广弘明集》和《法苑珠林》,也是极为重要的佛教思想资料。还有三朝的《高僧传》,即梁慧皎的《高僧传》、唐道宣的《续高僧传》和宋赞宁的《宋高僧传》,这些不仅是研究中国佛教史必不可缺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