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佛典的翻译

我国翻译印度的佛教典籍大体上有汉译、藏译、傣译三个系统。

一、汉文译经

我国汉译佛典的翻译方法,大体经历了从“口授”即口头诵出到经本的翻译的过程。初期译经基本上是根据译人口头诵出的经本内容翻译,如东汉时的安世高、支娄迦谶就如此。甚至东晋时的僧伽跋澄、僧伽提婆、昙摩耶舍、弗若多罗、昙摩流支等也还是凭记忆口诵经本,然后再书写成汉文。佛经原本是后来尤其是南北朝以来才广泛传到中国的。佛经原文是由各种文字写成的。印度佛经以梵文经典占主要部分;再是曾在印度西北部和中亚细亚通行的佉留文,这种文字后来因梵文的复兴而被淘汰,佉留文的经本自然也就失传了。第三种是由印度南部地方口语几经演变而成的巴利文。由于印度佛教是经过西域传入中国内地的,因此当地的安息文、康居文、于阗文、龟兹文的佛典文本,也成为汉译佛典的原本。西域各地语言的佛典又称为“胡本”。六朝以来,对佛典原文已有胡、梵的区别,重梵本而轻胡本。汉译佛经翻译,大约可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自东汉至西晋。这个时期翻译佛经并没有计划性,遇到什么翻译什么。译经者大多为西域僧人,他们大多不懂汉文,只得请汉人作译经的助手;而助译的汉人又不懂外文。这就给翻译带来很大的困难。此时译出的经不少,但多是零品断简,不成系统,而且翻译的文体也没有确立,译本词不达意,质量不高。这个时期算是探索阶段。

第二个时期,东晋二秦。这一时期的译经工作有一定进展。开始由一两人的对译趋向于多人的合译,即集体翻译,分工也较细致、具体。译经者主要是印度和西域的僧人,大多数并不懂汉文,但个别的人,如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中文虽不精通,然可通晓文义,有助于提高译文的质量。鸠摩罗什主译佛典标志着译经事业已开始进入成熟期。此时又由于兴起西行求法之风,如中国的僧人法显、智猛、智严也都通梵文、各自都有译本,标志了汉人独立翻译的开始。这个时期翻译的佛教各类经典较为全面,成绩可观,并为佛教门户壁垒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此时的佛教学者还都重视总结翻译的经验教训,如道安指出了翻译中存在的“五失本三不易”问题,即五种偏向和三个不易翻译的问题。“五失本”指:(1)句法倒装;(2)好用文言;(3)删去了反复咏叹的文句;(4)删去了段落中解释的文句;(5)删后段复牒前段的文句。“三不易”指:(1)既须求真,又须喻俗;(2)佛智悬隔,契会实难;(3)去古久远,无从博证。(详见《出三藏记集》卷8《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抄序》)强调翻译要不失本,力求符合原文本意。道安主张直译,稍后的鸠摩罗什主张意译。《高僧传》卷2《鸠摩罗什传》说:“什每为(僧)叡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意思是说,印度很注重辞体华美,佛经中偈颂是四句一组的诗歌,可以配合音乐唱诵。译梵为汉,虽存大意,但辞体不相类,偈颂的音律也不同了。这好比嚼饭喂给人吃,不仅失去味道,而且使人恶心呕吐。说翻译犹如“嚼饭与人”,这是绝妙的比喻,也是鸠摩罗什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艰辛的体会。

第三个时期,南北朝。佛典要籍至东晋时代已初步译出,此后佛教学者的兴趣和精力转向研究、会通,创立学派。对佛典的翻译相对地说不及东晋二秦时重视了。而翻译的重点也由经典转向论典,如真谛的所译就体现了这种特色。

第四个时期,隋唐。佛典翻译到了隋唐时才真正成熟,其突出特点和基本标志是由精通教义、通晓梵汉语言的中国僧人担任主译。同时翻译制度也日臻完善,译经的目的性明确,系统性增强。唐代贞观年间由唐玄奘主持译事,这是中国佛教译经史上的鼎盛时期。玄奘既具有极高的佛理造诣,又兼通梵汉语言文字,译出了大量很有水平的佛典,他的译经被称为“新译”。史载,玄奘译经“意思独断,出语成章。词人随写,即可披玩。”(《唐高僧传》卷5)

苻秦时道安在关中曾组织过译场,以后姚秦王朝更设立了国立译场,请鸠摩罗什主持译事。此后译场日益增多。至唐代玄奘更设立庞大的译场,由朝廷派钦命大臣在译场作监护大使。唐代佛经译场译经的程序和分工大约是:(1)译主。即译场的主持人,翻译的负责人。也称译家,负责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疑难问题。(2)证义。又称“证梵义”。地位仅次于译主。与译主评量梵文,以正确理解梵文经卷的原意,并评判译文的意义与梵文有何不同,以便修正。(3)证文。也称“证梵本”。听译主高声诵读梵文,以验明诵读是否有误。(4)书字。也称“度语”,还称“译语”、“传语”。根据梵文原本,用中文译出相应的梵音,即音译。(5)笔受。又称“执笔”,将梵音译成中国的语言文字。如书字写梵音“素怛览”,笔受即译成中国经卷的“经”字。(6)缀文。又称“次文”。因梵汉的语言习惯与句子结构不同,需要有人根据情况调整文句的结构,顺理文词。(7)参译。又称“证译”。将译出的汉文再翻回梵文,两相对照以明正误。(8)刊定。又称“校勘”、“铨定”、“总勘”。刊削冗长和重复的句子,使文句更为简练、准确。(9)润文。又称“润色”。负责润色文辞。(10)梵呗。唱经人按照新译出的经文的音韵高声诵唱,以检验其是否顺口悦耳。从以上译经的过程可见,当时的汉文经本是经过十分严肃认真的工序的产物,是集体智慧和众人劳动的结晶。玄奘对翻译工作还规定了“五不翻”的原则:“(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术;(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是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周敦颐:《翻译名义集原序》,见《翻译名义集新编》)玄奘的此项规定强调忠实审慎,不勉强译意,饱含了译者的苦衷和经验。(www.daowen.com)

第五个时期,宋代。这是汉译佛经的尾声。唐宋五代战乱频仍,译经事业濒于废绝。赵宋一代又有所兴起,太宗设立了译经院,组织译经,译出的典籍以密宗的居多。宋初统治者鉴于密宗典籍中有的内容过于淫荡,也对译经加以限制,所以盛况远不如隋唐。而自此以后汉译佛典的事业也就告终结了。

从我国汉译佛典的历史来看,绝大部分汉译佛典完成于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其间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和不空被称为“四大翻译家”。有姓名记载的佛典翻译家有200多名,共译佛典2 100余种,6 000余卷。印度佛教典籍被系统地介绍到中国,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我国的传播和发展。

二、藏文译经

西藏地区自公元7世纪传入佛教后到12世纪,这期间翻译了大量的佛教典籍。藏文译经主要是根据梵文原本,梵文所缺则据汉文、于阗文本转译以补不足。14世纪后半叶,蔡巴噶举的噶多吉编订了“甘珠尔”,日喀则夏鲁寺的布顿·仁钦朱编订了“丹珠尔”,从而构成了藏文大藏经的两大组成部分。其中的“正藏”称“甘珠尔”,意思是佛语部、佛的言教部分,收入了经、律和密咒三方面的著述,相当于汉文藏经的经、律两部分内容,共107箧,1 055部。“副藏”称“丹珠尔”,意思是论部。包括经、律的阐明和注疏、密教仪轨,即赞颂、经释和咒释三部分,共224箧,3 522部。此外还有“松绷”,是为藏族僧侣的著述。藏文大藏经的内容约4/5是汉文大藏经中所没有的,尤其是密宗部分。清代时藏文佛典还被译为蒙文、满文,刻成蒙文大藏经和满文大藏经。

三、傣文译经

印度巴利语系佛教约在13世纪初叶经缅甸传入我国,流传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和德宏的傣族地区。由于方言的不同,用来译经的文字有三种:西双版纳傣文(傣仂文)、德宏傣文(傣哪文)和傣绷文。佛经内容分经、律、论三藏和藏外典籍四大部分。其中经藏最多,有5 372部,论藏只有7部,属于小乘佛教的上座部思想体系。

佛典的翻译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佛教典籍以宗教信仰的思想体系,素质完全不同的语言、文化系统,从远隔千山万水的异域印度传来,给中国文化输入了新因素,带来了新刺激。佛典卷帙浩繁,它的发展如汹涌波涛,全面地冲击着中国传统文化,使中国文化发生了空前剧烈的变动。佛教典籍以其特有的作用而烙印在中国汉以来的漫长历史之中,留待人们去总结、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