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经过四五个世纪的流传后,进入了宗派的形成和发展的大成时期。隋唐时代南北政治统一,国家经济繁荣,国际文化交流活跃,佛教也顺着组织异说求同求通的趋势,综合南北思想体系,由学派进而演变成若干新的宗派。宗派和学派不同,它有各自独特的教义、不同的教规,并和财产的继承权相关而更加强调传法世系。具有本地风光的隋唐佛教宗派的先后创建,形成了中国佛教史上划一时期的显著特色。
一、统治者对于佛教的利用、提倡和限制
隋文帝统一南北对立的局面之后,立即改变北周武帝灭佛的政策,转而采取大力恢复和扶持佛教的方针。史载他曾鼓励度僧,一时新度的僧人多达50余万(见《续高僧》卷10《释靖嵩传》)。他还设置各级僧官以管理僧尼的事务。隋炀帝也笃好佛教。他为晋王时曾请智为授菩萨戒,尊称智为智者,并为智创建天台宗提供有利条件。他即位后还自称是菩萨戒弟子,度僧、建寺、造像,组织译经,竭力护持和宣传佛教。但是,隋炀帝也曾下令沙门敬王者,并明令无德的僧尼还俗,拆毁多余的佛寺,限制佛教的发展。
唐代统治者也十分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唐高祖因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曾下令沙汰佛教,后因发生宫廷争位的变故而未及实行。唐太宗重视佛教的译经事业,为从印度求法归来的玄奘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还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佛寺,悼念阵亡战士,以安抚人心。后来,武则天利用佛教《大云经》,把自己篡夺政权神化为是符合弥勒授记的。她谕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僧人)处黄冠(道士)之前”(《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三),还直接支持法藏创立华严宗。稍后,唐玄宗曾一度沙汰僧尼,但又信仰新传入的密教,促使密宗的形成。不久发生安史之乱,慧能的弟子神会北上洛阳,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补助军费,而获得传播佛教的便利。他乘机宣扬师父慧能的学说,使慧能创立的禅宗南宗在北方取得稳定的地位。但是,唐代中叶以来,徭役日重,“富户强丁多削发以避徭役,所在充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玄宗开元二年》)人们纷纷以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破坏之机,侵占民田,扩充庄园;寺院还设法逃避赋税,并且利用经营工商业、开当铺、放高利贷等,多方牟利。辛替否描绘唐睿宗时佛寺占有社会财产的严重状况说:“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旧唐书》卷一〇一《辛替否传》)一时佛寺几乎垄断了社会财富。这样,虽然佛教具有使人们安分守己的作用,但是,寺院经济和国家利益的矛盾日益加深和尖锐化,导致唐敬宗、文宗以来,王朝就有毁灭佛教的意图,继文宗的武宗终于付诸实现,命令各地拆毁寺庙,勒令僧尼还俗。从会昌二年到五年(公元842—845年),总共拆毁寺庙约4 600所,僧尼还俗26万多人,解放奴婢15万人,没收大量的寺院土地。这是一次对佛教的空前沉重的打击,对以后佛教的命运关系极大,绝大多数佛教宗派从此一蹶不振。就中国佛教史来说,唐代安史之乱和会昌灭佛,是使佛教发生变化的两大转机。安史之乱以后,慧能禅宗将神秀一系禅宗挤垮了。自安史之乱起,李唐政权渐趋没落,也导致和佛教的经济矛盾的激化,由此而来的会昌灭佛事件,宣告了佛教鼎盛阶段的基本终结。
二、佛典翻译的重大成就
隋唐时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国家设译经馆或指定寺宇,或组织译场,延请译人翻译。隋代阇那崛多和达摩笈多等译师同中国沙门彦琮等人,共译出经论59部,262卷。唐代的译经成绩最为可观。如我国僧人玄奘以深厚的学养,作出了大量的精确的译传,所译有75部,1 335卷,涉及唯识、般若、毗昙各方面,成就辉煌。又如义净译出61部,260卷。不空译出104部, 134卷。唐代在译籍的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都超过前人,总计译出佛典372部,2 159卷。至此,印度大乘佛教的要典基本上都已翻译了过来。
随着译籍的增多,需要统一整理编目,以便诵读、缮写和寺院的藏书。隋代由彦琮等人把《法经录》重新编为《仁寿众经目录》。唐代在此基础上又加工增订编成好几种目录,其中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僧智编成的《开元释教录》20卷,入藏目录共收1 076部,5 048卷,后成为一切写经、刻经的权威性的准据。
三、智和天台宗
天台宗是在隋代形成的、我国创立最早的一个佛教宗派。因创始人智住在天台山(今浙江省天台县),故后世称之为天台宗。又因此宗教义以《法华经》为依据,所以也称法华宗。据该宗学说系谱,初祖上推至印度龙树,二祖北齐禅僧慧文,三祖慧思,四祖智,以后是灌顶、智威、慧威、玄朗、湛然,九祖相承。而实际上创始人是四祖智。
智(538—597),俗姓陈,颍川(今河南许昌)人,系梁元帝时散骑常侍孟阳公陈起祖的次子,世家出身,门第甚高。他因目睹南北朝时王朝频繁更迭,亲属离散,颠沛流离,哀叹人生无常而遁入空门。18岁出家,23岁从慧思受业。慧思既重禅法(定),又重佛教义理(慧)。智从学禅法,修行法华三昧。约30岁时学成。后去金陵讲《法华》等经,并传播禅法,博得朝臣的敬服。8年后去天台山建草庵,一住10年。陈宣帝将天台县赋税割给他,为其所在寺院提供经济来源。后智应陈后主之请,又重返金陵。此时他对佛教的教义和观行已构成了一套自己的教法,树立了新的宗义。陈亡后,他游化荆、湘二州。留居庐山。后应晋王杨广之请到扬州为其授菩萨戒,从上受“智者”之号,故又称“智者大师”。隋文帝、隋炀帝都十分关注和尊重智。他在隋炀帝的同意下获得大量水田,同时智也一再表示“拥护大隋国土”。智平生造寺36所,亲自度僧多人。卒后,杨广按其遗愿在天台山造寺,并赐“国清寺”之额。
智以《法华经》为释迦牟尼佛的最后的说法,也就是最高权威的经典,敬奉为宗要。他以《大智度论》为指针,吸收南朝三论师和涅槃师的思想,并继承和发展慧文、慧思的“一心三观”(一心中观缘起法空、假、中三谛)的观行方法,来组织自己的学说体系。智的思想主要体现在陈隋之际他所开讲、后由弟子笔录成书的《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和《摩诃止观》,即所谓“天台三大部”中。此外,所谓“天台五小部”,即《观音玄义》、《观音义疏》、《金光明经玄义》、《金光明经文句》和《观无量寿佛经疏》,也体现了他的思想。其学说特点是确立定(止)、慧(观)双修原则,并强调教观双运,解行并重,由“一心三观”进而发展为空、假、中三谛相即相通,互融互摄的“三谛圆融”说,以及在短暂的心念活动即具有世间和出世间的一切现象的“一念三千”说。智的门人灌顶著有大量的经疏,广弘该宗思想。后来因唯识宗、华严宗声势很大,天台宗就相形失势,黯然不彰。至九祖湛然,他以中兴本宗自任,进一步提出“无情有性”的理论,以为草木砖石也有佛性。湛然传弟子道邃、行满,道邃后有广修。广修晚年遭逢武宗会昌灭法,天台宗声势骤衰。
四、三阶教
三阶教,因主张佛教分为三阶,故名。又因主张普遍信奉一切佛法,也称“普法宗”,为隋代信行所创立。信行(540—594),俗姓王,魏郡(治所在今河南安阳市)人。少年出家,博涉经论,重视行持。隋开皇初(约公元581年)被召入京,建立三阶道场,宣扬三阶教。他以所著《三阶佛法》为主要依据,把全部佛教按“时”、“处”(所依世界)、“机”(根机,指人)分为三类,每类又各分为三阶:第一阶是正法时期,“处”是净土佛国,只有佛、菩萨修持大乘一乘佛法;第二阶是像法时期,“处”是秽土,人是凡圣混杂,流行大小乘(三乘)佛法;第三阶是释迦牟尼死后1 000年的末法时期,“处”也是秽土,人是“邪解邪行”。信行认为当时已进入末法时期,众生不应满足于只念一佛、诵一经,而应普归一切佛(“普佛”),普信一切佛法(“普法”)。宣传皈依普佛、普法,为末法众生唯一得救的法门。
三阶教在行持方面,提倡以苦行忍辱为宗旨,乞食,一日一餐。反对崇拜偶像,不主张念阿弥陀佛。认为一切众生都是真佛,所以路见男女一概礼拜,称为“普敬”。死后实行“林葬”,即将尸体置于森林,供鸟兽食用,称之为以食布施。还经营“无尽藏”(储蓄信施之款),劝信徒施舍钱粮由寺院库藏,然后布施或借贷给贫苦信徒,也供修缮寺塔之用。这样也就建立了本派的独立的经济基础。
信行的弟子有本济、净名等多人,在长安建有化度、慧日、光明、慈门、弘善五寺。盛行一时。但三阶教创立后,屡遭朝廷的禁止和佛教其他宗派尤其是净土宗人的攻击。隋开皇二十年(公元600年)朝廷明令禁止。唐武后证圣元年(公元695年)还明令判为异端。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废止无尽藏院,断绝其经济来源。但是三阶教的潜在势力依然存在,在民间又流行了300余年,至唐末湮没无闻。
五、吉藏和三论宗
三论宗是隋代形成的宗派。因以印度中观学派的《中论》、《百论》、《十二门论》为主要典据而得名。又因主张“诸法性空”,也称“法性宗”。因天台宗、华严宗也自称“法性宗”,故又称此宗为“空宗”。三论宗实际上是印度中观系统的流派,龙树、提婆学说的直接继承者。
“三论”自鸠摩罗什译出后,师徒相传,研究者群起,僧肇“在罗什门下为解空第一”(吉藏《百论疏序》),所以后被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尊为“玄宗之始”,并常以什肇并称。什肇的学说原流传于北方,刘宋时曾入关研习“三论”的僧朗于梁时来到江南,住建康城郊摄山等地宣扬“三论”大义。后又有僧诠、法朗依次相传,遂有“摄岭相承”的三论学派。此后发扬摄岭相承的学说而建立宗派的是吉藏。
吉藏(549—623),俗姓安,祖先为西域安息人,故有“胡吉藏”之称。先世因避仇而迁居南海(今广州),后又迁金陵(今南京)。吉藏生于金陵,年少时即随法朗出家学“三论”,19岁学有成就。陈末隋初,江南大乱,吉藏在各废寺广搜文疏,浏览涉猎,学识大增。隋朝取得百越(今浙江、福建一带)后,他到会稽(今浙江绍兴)嘉祥寺讲法,受学者多至千余人,被称为“嘉祥大师”。后应隋炀帝之请,赴长安住日严寺,完成“三论”的注疏,并撰代表作《三论玄义》,树立自己的宗要,创立了三论宗。此宗中心理论是以真俗二谛为纲,从真空的理体方面揭破一切现象的虚妄不实,宣传世间、出世间等一切万有都是众因缘和合而生,是无自性的,也就是毕竟空无所得;但为引导众生而用假名来说有,这就是“中道”,就是一切无所得的中道观。吉藏门下有慧远、智、硕法师等。硕法师门下的元康在唐太宗时曾奉诏入长安讲“三论”,著述颇多,今仅存《肇论疏》三卷。此时天台宗、唯识宗盛行,三论宗流行不久便趋衰颓。
六、玄奘和法相唯识宗
法相唯识宗是唐代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的宗派。因用许多佛教范畴对世界一切现象进行概念的分析、解释,宣扬“万法唯识”的唯心论,故名。又因他们二人常住慈恩寺,窥基还世称慈恩大师,故也称慈恩宗。还因以《瑜伽师地论》为根本教典,又名瑜伽宗。《解深密经》、《成唯识论》和《瑜伽师地论》,即一经二论是此宗的最基本的典籍。
玄奘(约600—664)对于经、律、论三藏无所不通,被称为“三藏法师”,这在当时的中国是前无一人的。俗称的唐三藏、唐僧,是对他的最高赞誉,最大的尊称。玄奘俗姓陈,本名,河南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县南境)人。幼年因家境贫寒随二兄住洛阳净土寺。13岁时,洛阳度僧,被破格入选。后因隋末农民军纷起,遂与兄同赴长安、成都、荆州、赵州、扬州,后再折返长安。因他遍访各地名师,穷尽各家学说,被推选为庄严寺十大德之一,玄奘深感当时各地佛理异说不一,他尤其对唐初流行的摄论师和地论师两家关于佛性之说不能统一,亟想求得解决。此时恰逢印度波颇蜜多罗来华,宣扬当时那烂陀寺的宏大的讲学规模,介绍当时一代宗师戒贤所授的《瑜伽师地论》是总赅三乘学说的最高体系。于是玄奘便立下西游取经的壮志,正式表请赴印,未准。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因北方灾荒严重,朝廷准许道俗自行四出谋食。玄奘便乘机西行,出玉门,涉流沙,度葱岭,越雪山,历尽艰难险阻,辗转进入北印度境内。玄奘自长安出发,沿途且行且学,约经4年抵中印度摩揭陀国王舍城的那烂陀寺——当时印度佛教的最高学府。全寺僧众4 000余人欢迎他的到来,被推为通三藏的十德之一,极受优遇。玄奘在那烂陀寺从戒贤学《瑜伽师地论》等佛典,非常勤奋。为了更广泛的参学,5年后离开那烂陀寺,遍游印度各地,4年后回那烂陀寺,后应戒贤法师之嘱为寺众讲《唯识抉择论》,并沟通大乘中观学派和瑜伽行派两大派系的争论,用梵文撰《会宗论》3 000颂,博得印度僧人的高度赞许。又应戒日王之请,为折服南印小乘正量部论师般若多《破大乘论》的学说,用梵文著《制恶见论》1 600颂。后来戒日王还在曲女城为玄奘设立大会,命五印度沙门、婆罗门以及其他各种学派的学者都来参加。到会的有18个国王,各国僧人3 000多人,那烂陀寺僧1 000余人,婆罗门教及其他学派2 000余人。大会以《会宗论》、《制恶见论》的论点标宗,任人出难破驳,经18天会终,结果竟无一人能提出改动一字,从此,玄奘更受到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尊他为“大乘天”和“解脱天”。声誉之隆,千古一人。此时玄奘所学已经大成。实际上他知识之广博已大大超过他的老师戒贤三藏,成为当时印度大乘学系的最高权威。他对印度大乘佛教及其前进不坠起了重要作用。
玄奘身在异域,心在故国。虽然印度国王和学人一再恳留,但他还是毅然东归,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正月返回长安。史载,玄奘西游取经往返17年,途经110个国家、地区,行程5万里,带回大小乘佛典520箧,657部。玄奘回国会见唐太宗时,力辞太宗要他还俗从政的建议,然却应太宗的要求撰《大唐西域记》[3],玄奘回国后的主要兴趣和精力全部放在翻译佛教经典方面。在朝廷的大力支持下,玄奘有计划、有系统地主持翻译,经过19年的艰苦努力,译出瑜伽学、阿毗达磨学和般若学的大量经论。如小乘要典《大毗婆沙》200卷,瑜伽学集大成的《瑜伽师地论》100卷,中观学派根本经典《大般若经》600卷等。由于玄奘所译的是那烂陀寺最盛时期所传承的佛学理论,并且译笔严谨、质量很高,因此被后人通称为“新译”,实际上是在中国译经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玄奘门下人才济济。最著名的是神昉、嘉尚、普光和窥基,有“玄门四神足”之称。而真正继承法象,直绍玄奘所传并能加以阐扬的只有才气横溢的窥基。窥基系唐开国将军鄂国公尉迟敬德之侄,17岁奉敕为玄奘弟子。他著述宏富,有“百部疏主”之称。窥基的《成唯识论述记》为后世唯识学者奉为圭臬。由于窥基撰写了大量的阐发有关经论的疏、记,有力地推动了法相唯识宗的建立。也可以说,事实上法相唯识宗的规模是由他一手建立并壮大起来的。
法相唯识宗继承印度大乘有宗,即从无著、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亲光的瑜伽行系的学说。其基本理论是用逻辑的方法论证外境非有,内识非无,即“唯识无境”说;十分重视“转依”即转变思想的认识,视认识上的由迷转悟为修持目的;主张五种姓说,认为有一种无性有情者永远不能成佛,改变了过去“众生皆有佛性”的看法。此宗是印度无著、世亲学说的直接继承者。但因此宗的理论过于烦琐及不合潮流等原因,窥基以后慧沼、智周又传承两代,仅三传就由极盛转向衰微了。
七、律宗(www.daowen.com)
律宗是依据小乘法藏部(昙无德部)《四分律》并加以大乘教义的阐释而形成的宗派。因专事宣扬佛教戒律中的“四分律”又称“四分律宗”。还因创宗者道宣居陕西终南山创立戒坛,制定中国佛教的仪制,而名为“南山宗”、“南山律宗”。
东晋以来,印度小乘部派佛教的四部广律在我国流传。南北朝时,由于国家对佛教僧侣的管理日趋严格,佛教中也就相应地出现了讲求律学的律师。南朝有十诵律师,北朝有四分律师。到唐代国家统一,佛教内部也需要实行统一的戒律以加强自己的组织,在这种情况下道宣创立了律宗。
道宣(596—667),世称“南山律师”。本姓钱,吴兴(今浙江湖州)人,一说丹徒(今属江苏)人。10岁出家,20岁从智首受具足戒。道宣泛参广学,重点钻研律学。他承接北朝慧光到智首的系统,专事《四分律》的弘扬。同时因参加玄奘的译场,深受唯识宗的影响,所以又用大乘教义解释《四分律》。作《四分律戒本疏》、《四分律删补随机羯磨疏》和《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等律学著作。其学说主要是心识戒体论。所谓戒体是指弟子从师受戒时所发生而领受在自心的法体,也即由授受的做法在心理上构成的一种防非止恶的功能。道宣说《四分律》通于大乘,以“阿赖耶识”所藏种子为戒体。他把戒分为止持、作持两门:“止持”是“诸恶莫做”的意思,规定比丘250戒、比丘尼384戒;“作持”是“诸善奉行”的意思,包括受戒、说戒和衣食坐卧的种种规定。他说《四分律》从形式上看属于小乘,从内容上看当属大乘。道宣门下有受法传教弟子千人,其再传弟子道岸又请得唐中宗墨敕,使最后奉持《十诵律》的江淮地区改奉南山的《四分律》。这样全国佛教的戒律就基本上趋于统一了。
但是,由于对《四分律》的理解和运用不同,与道宣同时,还有扬州日光寺法(569—635)的相部宗、长安西太原寺东塔怀素(625—689)的东塔宗。它们各成一派,长期争论,不得统一。唐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代宗敕令三系学者代表集会,讨论佥定统一流行的戒律。虽由国家出面调和异义也未见成效。不过由于南山宗的畅行,其他两宗也就无法振作了。我国佛教由于道宣律宗的流行,僧人在修习大乘三学时,仍重视遵行上座部戒律的止作二持。
八、法藏和华严宗
华严宗,因推尊《华严经》为佛说的最高佛典,用它来统摄一切教义,即依《华严经》立宗,故名。又因武则天赐号其创始人法藏为“贤首”,后人称法藏为“贤首大师”,故又称“贤首宗”。还因此宗发挥“法界缘起”的旨趣,也称为“法界宗”。
华严宗学说的传承系统,一般作杜顺(法顺)——智俨——法藏——澄观——宗密。智俨(602—668)撰《华严经搜玄记》、《华严一乘十玄门》、《华严孔目章》等,纲要性地阐发了“华严”经文。法藏(643—712)原籍西域康居,本人生于长安。他先从智俨学《华严经》,深得智俨的赏识。后参加80卷《华严经》的新译,对经文的理解更为透彻。接着为武后讲解新《华严经》,据说讲至“华藏世界品”时,“地皆震动”,武后特下敕褒奖。又被请到长生殿讲经,指殿前金狮子为喻,武后豁然领解,后整理为《华严金师子章》。又为教诲不懂得“无尽法界帝网重重”,圆融无碍义理的人,取镜十面,上下八方安排,相去一丈余,面面相对,中间置一佛像,燃灯照耀,互影交光。法藏还为唐睿宗授菩萨戒,成为皇帝的门师。中宗曾给他三品大官的奖赏,又给他造五所大华严寺。著作约百余卷,其中主要是关于“华严”的著述,如《华严经探玄记》、《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等,都有自己的新解。
法藏以《华严经》为依据,又吸收玄奘新译的一些理论,完成了判教,充实了观法,建立了宗派。他宣扬“法界缘起”理论。认为本体是现象的根据、本原,一切现象均由本体而起。由此说明一切现象和本体之间,现象和现象之间都是圆融无碍的。佛教各宗派的教义也是圆融无碍的。“圆融无碍”是观察宇宙、人生的法门,也是认识的最高境界。
法藏的理论后一度曾为上首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得到广泛传播。但不久澄观(737—838,一说738—838)以恢复华严的正统为己任,批评了慧苑的判教理论和缘起学说,重新发挥法藏的教义。其后,宗密(780—841)融会禅宗和华严宗两系的思想,宣传禅教一致论,确立了华严宗新的发展轨道。宗密死后,随即发生武宗会昌灭佛事件,华严宗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寺院被毁,经论失散,转趋衰落。
九、密宗
密宗也称“密教”、“秘密教”、“真言乘”、“金刚乘”等。因自称受法身佛大日如来深奥秘密教旨的传授,为真实言教,而真言奥秘,不经灌顶,不经传授,不得任意传习及显示别人,故名。密宗是用咒语(陀罗尼)作为修习方便为特征的宗派。密教原是印度7世纪以来大乘佛教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印度教相结合的产物,因当时中印交通发达,很快便传入我国。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善无畏带来传承印度密教胎藏界密法的《大日经》,与弟子一行译出;开元八年(公元720年),金刚智及其弟子不空传入《金刚顶经》,由不空译出,开始传习印度密教金刚界密法。后来,传习这两种密法的善无畏、金刚智经过彼此互相传授,融合充实,在中国创立了密宗。
密宗认为世界万物、佛和众生都由地、水、火、风、空(空隙)、识(意识)“六大”所造。前“五大”为“色法”,属“胎藏界”,是大日如来的显现,表现“理性”方面,即本来具有的觉悟,但隐藏在烦恼中而不显,故名“胎藏”。识为“心法”,属金刚界,与胎藏界不同,表现“理德”方面,任何法不能破坏它,而它却能摧毁一切烦恼,故名。色心不二,金胎为一。二者摄宇宙万有,而又都具众生心中,所以佛与众生也都没有根本差异。众生修持密法如能达到身、口、意“三密相应”,就能使自己身、口、意“三业”清净,而与佛的身、口、意相应,这样就可以“即身成佛”。由于密宗修习三密相应(瑜伽),还名“瑜伽密教”。此宗的仪轨极为复杂,需经导师(“阿阇梨”)秘密传授。因具最浓厚的神秘色彩,而为当时唐王朝统治者所特别爱好,一时形成了王公贵族纷纷信奉密宗的风尚。然在不空后,经数传也就衰落了下去。
十、净土宗
净土宗,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故名。唐代善导创立。宋代以来的佛教学者据不可靠的资料,传说东晋庐山慧远曾邀集18人,成立“白莲社”,发愿往生西方净土,而奉慧远为净土宗的初祖。因此,此宗又名“莲宗”。净土宗的成立是弥陀信仰思潮发展的结果,其立宗的端绪应上溯到北魏时代的昙鸾(477—543)。昙鸾在山西玄中寺提倡净土法门。他撰有《往生论注》等,依照龙树的《十住毗婆沙论·易行品》创立“难行”、“易行”二道之说。宣扬世风混浊,没有佛的帮助,靠“自力”解脱很困难,靠“自力”解脱的教义是“难行道”,而凭借佛的愿力(“他力”)往生净土是“易行道”。昙鸾认为一心专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临命终时就可往生净土。唐初道绰(562—645)在玄中寺见记载昙鸾事迹的碑文而受到启发后,专心修习净土法门,每日口诵“南无阿弥陀佛”,大力提倡凭借阿弥陀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法门是唯一的出离之路。他的弟子善导(613—681),后到长安光明寺传教,撰《观无量寿经疏》和《往生赞》等,阐述立宗的理论根据,组成了完备的净土宗的宗仪和行仪,正式成立了净土宗。史载,当时从善导教化的人不可胜数,有的竟诵《阿弥陀经》10万遍至50万遍,念佛日课1万声至10万声,净土信仰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净土宗的典据是三经一论,即《无量寿经》、《观无量寿佛经》、《阿弥陀经》和世亲《往生论》。此宗的理论是以修持者念佛行业为内因,以弥陀的愿力为外缘,内外相应,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宗强调不一定要通达佛经,广研教乘,也不一定要静坐专修,只要信愿具足,一心称号念佛,即口称佛名,就可进入佛土。念佛法门原有三种:一是称名念佛;二是观想念佛,即观佛32种相,80种好;三是实相念佛,即观法身非有非无中道实相之理。庐山慧远法师是提倡后两种念佛法门的,到了昙鸾便兼弘三种念佛法门,后经道绰到善导,更转为只侧重称名一门了。
净土宗创立前,隋唐佛教各宗派,或由于唯心主义理论比较深奥,或由于仪轨极端繁杂,因比较多地流行于宫廷和上层知识分子之间,而净土宗理论简单,法门简易,更适合于在民众中传播,所以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普遍地流行了起来。
十一、慧能和禅宗
禅宗,因主张以禅定概括佛教的全部修习而得名。还因自称“传佛心印”,以觉悟所谓众生心性的本原佛性为主旨,又名“佛心宗”。因唐代北方的神秀主渐悟和南方的慧能主顿悟,形成了不同派别,而有“南北宗”、“南北禅宗”之称。后来慧能创立的南宗取代神秀的北宗,成为中国禅宗的主流。南宗所传习的不是自古以来所修习的次第禅,而是直指心性的顿修顿悟的祖师禅。后来南宗禅先分为南岳怀让、青原行思两系。后在唐末五代年间,南岳一系分出沩仰、临济两宗,青原一系分出曹洞、云门、法眼三宗,合称禅宗五家,也号称五宗。
相传南朝梁武帝时,南印度的菩提达摩到金陵见武帝,因两人见解不同答问不契,又渡江北上,在北魏传授禅法,以《楞伽经》宣扬的世界一切事物由心所造的思想为印证。达摩传法(还有袈裟)给慧可,慧可又传僧璨。这三个人后来分别被禅宗奉为初祖、二祖、三祖,称为“楞伽师”一派。唐初道信继僧璨的衣法,但在楞伽禅法外又参用了般若法门,世称四祖。道信门下有法融,因住金陵牛头山而成为牛头禅一系,传承数代而终结。道信的直传弟子是五祖弘忍(601—674)。他在黄梅双峰山东的冯茂山传法40多年,常劝僧俗奉持《金刚经》,宣扬世界一切事物都虚幻不实,人对现实世界不应执著。他的这种说法被尊称为“东山法门”。弘忍门下多至700人,其中著名的是神秀和慧能,后分别开创“北渐”、“南顿”两派。神秀(约606—706),原是弘忍门下的上座,有两京法主、三帝国师之称。弟子普寂、义福等在长安传授禅法。北宗强调“拂尘看净”,力主渐修,要求打坐“息想”,起坐拘束其心。曾盛极一时。
慧能(638—713)世称禅宗六祖大师。本姓卢,先世河北范阳(今北京南)人,父亲因谪官至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县)。慧能在新州出生后数年父亲去世,家境贫寒,后靠卖柴赡养老母。据传,一天他在市井中听客店有人诵《金刚经》,有所领悟,于是往冯茂山见弘忍。弘忍命他在碓房舂米。8个月后,弘忍召集弟子,要每人作一偈呈上,以便根据每人对禅理解的深浅传衣付法。上座神秀作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被奉为佳作,一时传诵全寺。慧能听到后,也请人写一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佛性本清净[4],何处惹尘埃!”弘忍认为见地透彻,就在夜间秘密地把法衣传给他,并叮嘱他急速南下隐居,待时机成熟再出来行化。于是慧能到广东曹溪(今曲江县东南),在怀集一带隐遁15年才南下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据传,当时有两个僧人辩论风幡,一说是风动,一说是幡动,争论不休,相持不下。慧能便插嘴说: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而是心动。僧人听了十分诧异。寺院主持宗印法师便请他至上席,相问佛法,慧能对答如流,并乘机出示黄梅衣钵,随之应请,为僧人开示禅法。不久,慧能回曹溪宝林寺(今南华寺)。又应请在韶州大梵寺讲堂为众说法,后来门人法海将其录为《坛经》。此经的中心思想是注重性净,强调自悟。认为人人本来是有心性(佛性)的,彻见此心性就能成佛。也就是提倡单刀直入,求得开悟,顿见心性,自成佛道。慧能提倡顿悟法门,又结合世俗信仰而推崇《金刚经》,以摆脱烦琐名相的思想束缚,又不专主坐禅,认为一切时中行住坐卧,都可体会禅的境界。这就和神秀一系信奉的《楞伽经》所主张的渐悟相反,从而形成了南北宗的对立。慧能一派的禅宗主张,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不重禅定,强调顿悟,不仅和包括神秀在内的以往禅学不同,而且更和印度佛教以及中国其他各个学派不同,是世界佛教史上尤其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次空前的大变革。
慧能的门人很多,嗣法弟子中最著名的有怀让、行思、神会。神会后来北上河南宣传慧能禅法,在滑台(今河南滑县)大云寺举行大会,论定达摩一宗的法统,评定南北是非,力争正统,指责神秀及其弟子普寂都没有得弘忍的传衣,不是正系,批评北系禅为“师承是旁,法门是渐”,造成了慧能是达摩以来的直接继承者的印象,致使南宗禅的势力大增,北宗禅的势力渐弱。但神会的一系(后来形成荷泽宗)并不太盛,在唐末繁衍流传广远的是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两系。
怀让(677—744),少年出家后随慧能学习15年,后往南岳传法。弟子中最著名者是道一(709—788)。道一本姓马,后世称为马祖。年幼出家,后到南岳结庵而居,常日坐禅。《景德传灯录》卷5载:怀让见问道:“大德[5]坐禅图什么?”道一答:“图作佛。”怀让就拿一块砖来在道一庵前的石头上磨。道一问:“师磨砖作么?”怀让答:“磨作镜。”道一惊异地问:“磨砖岂得成镜耶?”怀让反问:“磨砖既不能成镜,坐禅岂得成佛耶!”道一更为惊异,就向怀让请教,日后深得堂奥。后往福建、江西一带建立丛林,聚徒说法,弟子众多,禅宗至此大盛。马祖的著名弟子怀海(720—814)后在洪州百丈山(今江西省奉新县西)创立禅院,并制定“禅门规式”,规定禅宗寺院的僧职、制度和仪式,成为后代“丛林清规”的模式。马祖弟子甚多,其中灵祐(771—851)嗣法后,长期住潭州沩山(今湖南省宁乡县境内)弘道多年。灵祐的弟子慧寂(814—890)后在袁州(故治在今江西省宜春)仰山接化,师资相承,别开一派。他们主张众生和万物都有佛性,人若明心见性即可成佛。“实际理地不受一尘,万行门中不舍一法。若也单刀趣入,则凡圣情尽,体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如佛。”(《景德传灯录》卷9)世称“沩仰宗”。怀海又一弟子希运(?—855)住高安(今江西省宜丰县)黄檗山,其弟子义玄(?—867)后在镇州(今河北省正定县)滹沱河畔建临济院,别成一大宗派,称“临济宗”。此宗重视当面问答,针对不同对象进行说教,特别是采用棒喝,对所问不作正面回答,以大棒或大喝来暗示和启发问者,以迅速的手段或警句使学人“省悟”,机锋[6]十分峻烈。其“宗风”的特点是“大机大用,脱罗笼,出窠臼,虎骤龙奔,星驰电激。”(《人天眼目》卷2)中唐以来此宗最为盛行。
行思(?—740)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县)人。从慧能得法,后回吉安,住青原山静居寺弘法。同门希迁(700—790)在慧能去世后,来青原从行思,得法后往南岳的南寺,结庵于寺东的大石上,时人称为“石头和尚”。当时希迁和道一分别为江西和湖南两地禅学的中心人物,称并世二大士。希迁传惟俨,惟俨传昙晟,昙晟传良价(807—869),良价住筠州洞山(今江西宜丰)传法。弟子本寂(840—901)得法后住曹山(今江西宜黄)传法。良价和本寂别倡新说,宣传理事不二、体用无碍的思想,“家风细密,言行相应,随机利物,就语接人”(《人天眼目》卷3),称“曹洞宗”。希迁还传道悟,再经崇信、宣鉴、义存,义存弟子文偃(?—949)住韶州云门山(今广东乳源县北)光泰禅寺弘法,奉行佛性普现万有,真理不可名说,应随机教化学人的说教方式。宗风“孤危耸峻,人难凑泊”(《人天眼目》卷2),世称“云门宗”。义存的别系经师备传桂琛,桂琛传文益。文益(885—958)在金陵(今南京)清凉寺行化、阐扬“对病施药,相身裁缝,随其器景,扫除情解”(《人天眼目》卷4)的禅风。学者云集。文益去世后,南唐中主李璟给以“大法眼禅师”的称号,由此世称其开创的宗派为“法眼宗”。
结合传统说法,禅宗的传法世系,可列简表如下[7]:
唐代禅宗带有鼎新的精神,主张不疑不悟,小疑小悟,大疑大悟。禅宗还导化于山区地带,宣扬砍柴挑水,即境开发。山区民情朴质,因此禅宗容易征服人心,在民间得以广泛流传,逐渐成为中唐以来佛教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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