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南北朝佛教学派的涌现

南北朝继东晋十六国的分立状态,又持续分裂了一百六七十年。这是佛教进一步流传发展的时代。其主要特点是以研究某一部分佛典为中心的各种学派纷纷涌现,各立门户,独尊一经一论,彼此争鸣,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

一、统治者的佞佛和灭佛

南朝历代皇帝大都重视提倡佛教,其中以梁武帝最为突出,他始终高居皇帝宝座,贪恋世间的权势和尊荣,又一味执著地追求出世间的解脱和“幸福”。他原来崇信道教,即位的第三年即发愿舍道归佛,把佛教几乎抬高到国教的地位,并且多次舍身同泰寺为寺奴,然后由群臣花巨金再把他奉赎回宫,以此自立功德,又充实寺院经济。他还严格戒律,制断酒肉,重视译经,并亲自讲经说法,著书立说,围剿神灭论。佛教依恃梁武帝专制主义皇权的支持和倡导,声势达到前所未有的煊赫程度。只是在梁武帝晚年因发生“侯景之乱”,佛教才一度受到打击。陈代诸帝也效法梁武帝的成规,陈武帝、文帝也都以舍身佛寺的行动来提倡和利用佛教。据史载,南朝梁代佛教最兴盛时佛寺多达2 846所,僧尼多至82 700余人。

北朝统治者的大多数也都重视利用佛教,但也有少数人采取灭佛的政策。北魏道武帝信奉佛教,后来太武帝则多次限制、打击佛教,甚至下令尽杀沙门,为中国佛教史上“三武一宗”灭法之始。至文成帝嗣位后,又明令重兴佛教,并开凿云冈石窟,镌建佛像。孝文帝也广作佛事,大力提倡佛教。他还规立僧祇户要奉献谷物给僧曹,供作佛事之用。还令一些犯了重罪的人和官奴为佛图户,以充作寺院的杂役和从事耕作。此后北魏的宣武帝、孝明帝也都积极奉佛。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朝野风从,至魏末僧尼已多达200余万人,寺庙3万有余。而且各寺院都拥有大量的土地财富,通过出租土地或役使依附农民,经营商业,发放高利贷等聚敛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此时佛教可谓盛极一时。北魏分裂后,东西二魏的统治者也都大兴佛法,佛教仍继续向前发展。取代西魏而兴起的北周王朝,明帝也颇崇佛,但继位的武帝则重儒术,他多次集众讨论儒、道、佛三教的优劣、深浅、异同,并令200余万僧、道还俗,还毁灭齐境的佛教。北魏武帝和北周武帝灭佛,都和儒、道、佛三教的斗争有关,和大量的僧徒影响了兵源有关,也和最高统治者个人的信仰有关。这些矛盾暂时缓和,佛教也就得以恢复。北周武帝一死,继位的宣帝和后来的静帝又都将佛教重新恢复起来。

二、各类佛典翻译的进一步展开

南北朝时期的佛典翻译从未间断过。在南朝,以刘宋前期和梁末陈代译事最盛,特别是大翻译家真谛带着经论梵本240夹从扶南(今柬埔寨一带)来华,正当梁末陈初,战乱相继之际,他以坚强的毅为,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译出了大量佛典,把南朝的翻译事业向前推进了一步。此外,从中印度来华的求那跋陀罗也译出了若干重要的典籍,对于传播瑜伽行一系学说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北朝,被称为译经元匠的菩提流支,携带大量梵本从北印度经西域来到洛阳,较系统地译出了大乘瑜伽行一系的典籍,影响很大。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译师也译出了大量典籍。南北朝时期总计共译出佛典近700部, 1 450卷。这些佛典与东晋时偏于大乘般若学典籍不同,而是广泛地涉及印度佛教各个流派,特别是当时正在印度兴起的大乘瑜伽行派的著作。此时重要而且影响大的译著有:

(一)《摄大乘论》和《俱舍释论》,无著和世亲作。真谛在陈代译出。这两论对佛学理论发生了重大影响,从此南北摄论师辈出,进而开创了摄论学派。

(二)《十地经论》,世亲撰。北魏时菩提流支和勒那摩提在洛阳译出。后来一些僧人因沿袭和弘传《十地经论》而成为地论师。

(三)《大般涅槃经》,北凉时昙无谶译,40卷。后刘宋初慧观和谢灵运又以昙无谶的译本为主,并对照法显译的《大般泥洹经》,增加品目,修饰润文,改为26卷。

(四)《楞伽经》,求那跋陀罗在刘宋时译出。相传此经曾得到达摩、慧可等人的推崇,对于禅宗北宗的形成影响颇大。北魏时,菩提流支嫌求那跋陀罗译本晦涩难懂,又为重译,以求畅达,名《入楞伽经》。这两个译本的不同,成为了北方部分禅师异说的来源。

(五)《五分律》,30卷,刘宋时佛陀什来到建康,应道生、慧严之请译出。从而完成了汉地流行的四部广律(《十诵》、《四分》、《僧祇》、《五分》)的传译。

三、各类经师、律师、论师蜂起

南北朝时的佛教学者都较重视讲诵佛典,从而形成专攻某一经论之风,涌现出了若干知名的经师、律师、论师。他们“提章比句”,毫无创新之意;重师承关系,又无传宗定祖的世系。这是基于对不同经论的讲解而形成的不同观点的学派。在南朝,开始是涅槃师代般若学者而出,到梁代涅槃学说盛极一时,同时三论师出并和成实师各立门户。到陈代“三论”更受推重,形成夺“成实”之席并与“涅槃”合流之势。在北朝,由于传入了南朝的佛教学说,各种经师、律师、论师更多,其中以毗昙师、成实师、涅槃师、地论师、摄论师为最重要。

(一)南北朝共有的经师、论师

1.成实师:研习和弘传《成实论》的佛教学者。《成实论》,印度诃梨跋摩著。“实”指佛教“四谛”,即苦、集、灭、道四个真理。“成实”,即成立四谛的道理。其中心内容主要是讲“我空”,如瓶中无水,人无自性。兼讲“法空”,如瓶体无实,客观世界无自性。并以此批判各部派,尤其是批判说一切有部的毗昙学,被认为由小乘向大乘空宗过渡的著作。鸠摩罗什为了初学者的方便而译出此论后,其门徒刘宋僧导和北魏僧嵩对此深加研究并作注疏,形成了南北两大系统——寿春(今安徽寿县)系和彭城(今江苏徐州)系,此后一直讲习很盛,弘传甚广。成实师起初兼弘鸠摩罗什译的“三论”,齐末转为偏弘《成实论》,并与《法华经》、《涅槃经》的思想合流,弘布于长江流域,盛极一时。对于“三论”、《涅槃》、《摄论》、禅学各系的学者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到隋代吉藏创立三论宗,判《成实论》为小乘后,成实论派趋于衰退,至唐初也就消失了。

2.涅槃师:研习和弘传《涅槃经》的佛教学者。东晋时法显和佛驮跋陀罗译出《大般泥洹经》6卷,为《大般涅槃经》初分异译。北凉时,昙无谶译出大本《涅槃经》初、中、后三分,共40卷,称《北本涅槃经》。刘宋初慧观和谢灵运等又改为36卷,称为《南本涅槃经》。此经主要宣扬“泥洹不灭,佛有真我;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肯定人人都能成佛。但《大般泥洹经》又说“一阐提”无佛性。时竺道生剖析经旨,孤明独发,指出“阐提是含生之类,何得独无佛性?盖此经度未尽耳!”(日本沙门宗撰《一乘佛性慧日钞》引《名僧传》)倡“阐提皆得成佛”说,被视为离经叛道而摈出僧众。后《大般涅槃经》南传,经中果称阐提皆有佛性,和竺道生先前所说的相吻合。道生后在庐山讲说,为南朝最初的涅槃师。道生又立“顿悟成佛”义,反对当时流行的“积学渐悟成佛”说。当时和道生同出罗什门下的慧观则持渐悟说。由此形成了南方涅槃师的两大系。在北方,慧嵩、道朗曾列席过昙无谶的译场,道朗作《涅槃义疏》等,提出以“非真非俗中道”为佛性说,成为北方最早的涅槃师。此后南北两地涅槃师围绕《涅槃经》关于一阐提有无佛性,佛性是什么,成佛的觉悟是顿还是渐等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论。对“涅槃佛性”的解释,是南北朝时中国佛教学说的中心问题,形成了十二家的异说。此种争论直至隋代仍相当激烈,入唐后,由于天台、三论诸宗势力的兴起,涅槃师才遽尔衰落。(www.daowen.com)

3.毗昙师和俱舍师:毗昙师指研习和弘传小乘说一切有部论书《阿毗昙》的佛教学者。东晋以来相继译出说一切有部《阿毗昙》多种,主要是前秦僧伽提婆译的《阿毗昙八犍度论》、《阿毗昙心论》和刘宋僧伽跋摩译的《杂阿毗昙心论》等。这些论书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分析佛教概念,以论证人我是空,三世是实有,万物由于因缘和合生成而有永恒不变的实体。提倡《毗昙》始于东晋的道安、慧远,而自《杂阿毗昙心论》译出后,毗昙学才开始兴盛,并有“毗昙师”的称号。其中的佼佼者,南方的慧集,梁时在建康招提寺讲《毗昙》,听众常达千人。北方的慧嵩,常在彭城讲学,有“毗昙孔子”之称。自梁末南方“成实”之学渐盛,而在陈真谛译出《俱舍释论》后,有的毗昙学者又转入俱舍学,成为俱舍师。南方毗昙学从此而衰落下去。但北方的毗昙学直至隋初仍盛行不竭。至唐代玄奘重译《俱舍论》后,学人掀起了研究的高潮,而旧译毗昙学转趋衰歇,有些著述也因无人问津而渐至湮没失传。

4.摄论师:研究和弘扬真谛译《摄大乘论》的佛教学者。《摄大乘论》系印度大乘瑜伽行派的重要著作,无著撰。北魏佛陀扇多译出,但流传不广。后真谛在陈时又重译,并译出世亲的《摄大乘论释》,真谛门下的慧恺、道尼、法泰等均大力弘传。靖嵩从法泰学《摄论》后,北归彭城开讲,门徒甚众。隋初昙迁还应诏从彭城到长安大弘《摄论》。摄论诸师的学说并不完全一致,然其主要理论是,第八“阿梨耶识”^[2]是妄识,为一切现象的根据;但此妄识中有一份纯净的识。这样,在八识之外,又将“阿梨耶识”中纯净的识立为第九“阿摩罗识”(无垢识,亦即真如佛性),认为众生只要努力发展“阿梨耶识”中纯净的识,以对治妄识,就可以证入阿摩罗识而成为佛。由此也就肯定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能成佛。玄奘从印度回国后,重译《摄大乘论》,并作为瑜伽行派的众多典据之一,这样摄论师的旧义也就失去其重要意义,而专弘《摄论》的摄论师自然也趋于衰歇了。

(二)南朝特有的论师、律师

1.三论师:研究和弘扬“三论”的佛教学者。“三论”指《中论》、《百论》、《十二门论》,是大乘空宗的重要论典,阐发非有非无、亦有亦无的中观学说。自姚秦时,鸠摩罗什译出此“三论”以后,门下僧肇等人都深有研究。然三论学的兴起,是始于梁代的僧朗,后经僧诠、法朗的弘传,至隋代的吉藏更形成了宗派。

2.十诵律师:研究和弘扬《十诵律》的佛教学者。《十诵律》系小乘说一切有部的根本戒律书,由卑摩罗叉补充校改后,在江陵开讲,由此兴起了“十诵”之学。南朝时弘传此学的有僧业、智称、僧祐等。齐梁时曾盛极一时。

(三)北朝特有的经师、论师、律师

1.地论师:研究弘扬《十地经论》的佛教学者。这是北朝时对佛教影响最大的学派,它以万法唯心学说区别于长期流传的般若性空论。《十地经论》世亲所著。此书对《华严经·十地品》作了论解,对菩萨修行的十个阶位(地)和教义进行了新的发挥。北魏时的勒那摩提和菩提流支译出此论,因两人所习并不尽相同,从他们传承《地论》的门下发生了异解,形成了南北两道,称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北)南派和相州北派。南道以勒那提摩的弟子慧光为代表,其后的重要学者有法上和净影寺慧远等。北道以菩提流支的弟子道宠为代表,其后学者有志念等。南北两道争论的焦点是“当常”与“现常”的问题。“常”,即佛性或涅槃的异名。也就是佛性是先天本有的(“现常”),还是始起后有的(“当常”)的。南道认为“阿梨耶识”就是“自性清净心”、“如来藏”、“真如”。如来藏具足一切功德,是一切现象产生的根据,由此主张众生的佛性是本有,即先天而有的。但由于此识“随妄流转”,生出世俗世界,众生应当努力修持,离染显净,方可成佛。这是南道的“现常”说。北道不同,它认为“阿梨耶识”是无明识,是产生一切现象的根据,一切功德都是后生的,佛性也是后有的,成佛要累世修行,即主“当常”。北道系统的主张因和摄论师的阿赖耶识通真妄的说法相近,但不如摄论师条理缜密,也不如摄论学说盛行,所以被统一于摄论师。这样南北两道的对峙又演变为地论师和摄论师之争。迄至唐初,佛教界还为之议论纷然。玄奘就是因这些疑难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决心赴印度求法的。南道系学说后来也有所变化,其基本观点后来为华严宗学者所资取,对华严宗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但一旦为华严学者所资取,也就没有独立宣扬的余地了,于是南道一系也就此销声匿迹。

2.四论师:研究和弘扬《大智度论》、《中论》、《百论》、《十二门论》的佛教学者。此派将《大智度论》和“三论”并重。著名学者有北齐的道场(长)和东魏昙鸾等。道场和昙鸾后又都归宗净土。

3.四分律师:研究、奉行和弘扬《四分律》的佛教学者。北魏时法聪、道复专弘此律。后慧光作《四分律疏》,使此学大盛,弟子多人。

4.楞伽师:以《楞伽经》为印证的禅师。《楞伽经》,全称《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现有三种汉文译本,通行的是南朝宋的求那跋陀罗译本,四卷。“楞伽”,山名;“阿跋多罗”的意思是“入”,谓佛入此山说的宝经。经文宣扬世界万物唯是“自心所现”,在修持上以“忘言忘念,无碍正观”为宗,即重视慧念,而不在语言。相传禅师菩提达摩以4卷《楞伽》授慧可,慧可后有弟子僧那禅师、僧璨禅师等多人,后来直接发展为禅宗北宗。

四、南北两地佛教的不同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两地,尤其是北方地区,由于长期战争,兵祸频繁,政权更迭,一些学士名僧先后在汉魏之间、两晋之际和刘宋立国前后三次南渡,导致佛教人才南流,学术重心转徙到南方。南北朝时南北政权的对立、地域阻碍,更促使两地不同佛教学风的形成。这种不同的显著表现就是南文北质:南朝偏尚理论,以玄思拔俗为高;北朝崇尚实行,禅风特盛。

南朝佛教继承东晋佛教的传统,偏尚玄谈义理。史谓“江东佛法,弘重义门”(《续高僧传》卷17《慧思传》),“佛化虽隆,多游辩慧”(同上书,卷20《习禅篇五》),正是反映了这个特点。在南朝,“涅槃”、“成实”和“三论”等学说都十分流行,关于涅槃佛性、顿悟渐悟等问题,辩论非常激烈。此时,般若学的主流地位虽为涅槃学所取代,但般若学仍在流行,到陈代,武帝、文帝和宣帝都推重极富于思辨的“三论”,后来导致隋代吉藏创立三论宗。同时,佛教界和无神论者在因果报应和神灭神不灭等理论问题上也展开了争论,就其规模之大和论战之激烈来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是罕见的。

北朝统治者多粗犷少文,佛教名僧也不崇尚空谈义理,与南朝佛教相比,禅学、律学和净土信仰较为发达,尤以禅观最为兴盛。《洛阳伽蓝记》卷2《崇真寺》载,自崇真寺比丘慧嶷入白鹿山隐居修道以后,“京邑比丘皆事禅诵,不复以讲经为意”。除了楞伽师以外,著名禅师相继而出。如北魏玄高通禅法,从学者达百余人。此外,来华的昙无毗、勒那摩提、佛陀扇多也都弘传禅法。北齐僧稠曾在多处讲学,传授禅法,声誉甚隆。后来道宣把他和达摩并称。又如天台宗的先驱者慧文、慧思也提倡定慧,为南北禅家所重。北周僧实禅师,周太祖对他极为尊崇,并从受归戒。至于一般的弘修禅法的僧人就更多了。北方佛教律学势力也超过南方,北齐慧光被奉为四分律学之祖。宣传净土信仰的昙鸾也活动于北魏。北朝名僧的学风对于佛教一般僧人和民间信徒影响很大,以至于大家都偏重行业。这种风气的一个突出表现是重视凿窟雕像。如北魏开凿的云冈、龙门等石窟,规模宏伟,技巧精工。由于凿窟雕像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北方僧人和在家信徒还建立一族一村的佛教组织“义邑”,一些达官贵人和僧人也建立叫做“法社”的佛教组织,联合从事佛教活动。佛教在组织方面,北方也超过了南方。

应当指出,南北朝佛教的差异是相对的,它们也有共同点。南朝佛教也主张修持,但是只在刘宋初一度盛传禅法,迄至刘宋末就趋衰落了。而禅法在北方则持久不衰。北朝佛教也有重视义理的,但是只以小乘的毗昙学和成实学为盛,而南方则盛行大乘学说,还由于般若性空思想的根深蒂固,和涅槃佛性学说的空前盛行,以至宣扬唯心缘起思想的《楞伽经》和《解深密经》都不得流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