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统治者的支持下,三国西晋时代佛教开始流传开来。史载,魏明帝曹叡曾兴建佛寺,陈思王曹植也喜欢读佛经。吴国孙权曾建寺塔,号建初寺。在宫廷奉佛的影响下,佛教信仰也渐渐地流布到民间。据《释氏稽古略》卷一载,西晋时以洛阳和长安两京为中心,修建佛寺180所,有僧尼3 700余人。这说明佛教在政治中心城市已经立足,并具有一定势力了。
三国时佛典翻译事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此时译师颇多,其中最著名的是支谦。支谦是支谶的再传弟子,毕生从事译经事业。译出的重要典籍有《维摩诘经》、《大明度无极经》和《太子瑞应本起经》等。他还为自己译的《了本生死经》作注,是为经注的最早之作。其次,康僧会也译出不少佛典,并注经作序。三国时译经有一个特点,就是惯于用道家术语来表述佛教思想,表现了佛教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结合的趋势。(www.daowen.com)
西晋时,译经仍然是佛教的主要活动。此时从事译经的国内外沙门和居士十多人,其中最主要的人物是竺法护。据史载,竺法护是世居敦煌的月支侨民,曾随师西游,通晓西域各国36种语言文字。他搜集了大量佛经,译出了《光赞般若经》、《法华经》和《维摩诘经》等约150部300卷经典。他也是继承东汉三国的传统,着重翻译大乘般若学的经典,阐发般若性空的学说。
三国魏废帝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中印度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游化洛阳,译出了戒律《僧祇戒心》,并举行受戒。这是中国有戒律受戒的开始。自此之后改变了以往僧人只剪掉头发,没有禀受归戒的不守佛制的状态。正因为这样,昙柯迦罗也被尔后的律宗奉为初祖。与此同时的安息沙门昙谛(法实)也译出了《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这是属于小乘上座部系统昙无德部的《四分律》,对于中国律宗独尊《四分》的影响颇大。时人朱士行依《昙无德羯磨》登坛受戒,是为中国正式出家和尚的开始。朱士行还赴于田(今新疆南部)寻求经典,他是汉地和尚西游的先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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