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佛教初传中国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陆路,经由中亚细亚传入我国新疆地区,再深入内地;另一条是海路,经由斯里兰卡、爪哇、马来半岛、越南到达广州,即通过南海路线传入我国内地。自从汉武帝经营西域以来,陆路便成为东西交通的要道,商业贸易、使节往来十分频繁。这条陆路包括南北两道。南道是指由敦煌越过沙漠,经鄯善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南部、昆仑山北麓,到达于阗(今和田),再向西北前进到达莎车。北道是指由敦煌北上到伊吾(今哈密),经由吐鲁番到龟兹(今库车),然后再到达疏勒(今喀什市一带)。东汉时来中国内地的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就是以这南北两道为通道的。印度来华的僧人大多通过这南北两道到达内地,走海路的较少,可能是由于海路开辟比陆路晚一些的缘故。史载,在南北朝时才有著名的译经大师从海路来中国传播佛教。
佛教最早传入我国内地的准确年代,历史上说法不一,且多属想象臆断,今已很难稽考。其中最主要的有两种说法:一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传入说。谓明帝在位时,曾派人赴西域访求佛道,在大月氏国遇着沙门迦叶摩腾、竺法兰,邀请他们来汉,并用白马驮着佛像经卷共还洛阳。明帝又建白马寺供两位僧人居住。这是在古代佛教徒中流传最广的佛教初传的史话。二是西汉安帝时传入说。这种说法的主要根据是《三国志·魏书》卷30《东夷传》裴松之注引曹魏鱼豢撰的《魏略·西戎传》。传中有“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的记载。以上两说,年代相差约70年,间隔尚近。若果综合这两种说法,则佛教的初传当在两汉之际,约公元1世纪时。
佛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传入中国,首先需要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并在民间流行才能立足。东汉时,皇室信奉黄老之学和神仙方术,佛教的教理也被视为“清虚无为”而和黄老之学相提并论。释迦牟尼佛则被认为是大神,佛教的斋忏等仪式也被视作和祠祀相类似,因而佛教为帝王所崇尚。如《后认书·楚王英传》载:“楚王(刘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桓帝也奉佛,在宫禁中铸黄金佛像,与老子像并列供奉,以祈求长寿多福。(www.daowen.com)
在中国,佛教的传播是与佛教的经典译介同步进行的。佛典只有译成汉文才能被汉人阅读和接受。此时来华的僧人都十分重视译经工作,为佛教的传播创造条件,打下基础。据史载,东汉末年的佛典翻译事业开始于安世高。安世高是从安息(今伊朗高原东北部)来的精通阿毗昙学和禅学的学者,他译出《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大十二门经》和《小十二门经》等大量经典,其中最主要的是禅经。另外,是从大月氏来的支娄迦谶(简称支谶),译出了《般若道行经》、《般舟三昧经》和《首楞严三昧经》等,主要的是《大乘般若经》和禅经。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并称汉代两大译师。此外来华的还有竺佛朔、安玄、支曜和康孟祥等,他们也各有传译。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时代正是印度大乘佛教昌盛的时候,因此,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并不是和印度佛教的发展阶段同步的。先前的印度小乘佛教是和大乘佛教同时传入中国的。但最早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尤其是般若学经典。后来随着大小乘佛教译著的增多,中国佛教也就面临着一个如何对待大小乘佛教异同的问题,后来又终于开拓了使大小乘佛教融为一体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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