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释迦牟尼的创教活动和早期佛教

一、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历史背景

相传约在公元前6世纪到前5世纪,古北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南部)净饭王的儿子释迦牟尼创立了佛教。释迦牟尼生活和创立佛教的年代,是一个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动荡不安、新旧思想交替和宗教生活盛行的时代。

公元前2000年到前1000年间,原居中亚地区的“雅利安人”,向东进入印度恒河流域定居,对原来的土著居民实行压迫和剥削,土著居民绝大多数沦为种族奴隶。到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印度奴隶制经济急剧发展,手工业已从农业中分化出来,也发展了商品经济,出现了比较大的城市,如王舍城、舍卫城、波罗奈城等。据佛典记载,当时从恒河流域的上游到下游(即中印度一带)还建立了以城市为中心的16个大国。其中最强大的是恒河南岸的摩揭陀国和西北边的萨罗国。迦毗罗卫国是居于东北方的一个小贵族政治共和国。由于国与国之间经常发生攻伐与兼并,在释迦牟尼晚年时,该国为萨罗国琉璃王所并吞。

当时印度各国通行种姓制度。“种姓”是梵文Varna(瓦尔纳)的意译,也译作“族姓”。“瓦尔纳”原是颜色、肤色的意思。“雅利安人”肤色白,土著居民肤色黑。雅利安人从种族上把自己和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区别为“雅利阿”和“达萨”两个瓦尔纳(种姓)。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雅利阿种姓占统治地位,而达萨种姓则居于被统治的地位。这两个瓦尔纳是职业世袭、内部通婚、不准外人参与的社会等级集团,是两个对立的阶级。后来随着阶级分化和社会分工的发展,雅利阿内部又派生出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三个种姓,加上达萨,即第四级种姓“首陀罗”,共为四个“种姓”,也就是社会的四个等级。第一级婆罗门,即僧侣。自认为是创造宇宙的主宰“梵天”(天神)的代表,地位最高贵、最显要。当时的印度,凡决定国家大事乃至家庭生活,都要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这些仪式必须由婆罗门来主持,否则就不合法。婆罗门掌握神权,主持祭祀,是人民精神生活的统治者。第二级刹帝利,即武士。担任国王和文武官职,掌握政治和军事实权,是古印度国家的世俗统治者。僧侣是祭司贵族,武士是军事贵族。这两级都是不事生产的贵族奴隶主阶级。第三级吠舍,是农民、牧人、手工业者和商人,负有缴纳租税和服徭役的义务,多数是被剥削阶级。第四级首陀罗,是奴隶、杂工和仆役,他们要替主人耕牧、从事家务劳动,没有任何权利,备受压迫和剥削,社会地位极低。以上四个种姓的界限分明,壁垒森严,他们的社会地位、权利义务、职责、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都不相同,而且是世代相承的。

释迦牟尼的时代,随着国家机器的加强,刹帝利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他们对婆罗门的特权,日益表示不满,要求扩大自己的权利,支持各种非婆罗门思潮。工商业主随着手工业的发达,商业的繁荣,财富积累的增加,希望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对政治权力也产生了强烈的要求。当时奴隶们也通过逃亡、破坏水利工程和谋杀奴隶主等种种方式,与奴隶主进行斗争。这些社会力量的形成、发展,削弱了婆罗门势力在政治、文化、宗教、思想各方面的控制。这种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反映到思想领域,推动了代表各个阶级利益的思潮的产生、流行。当时对于社会和人生问题,出现了数以百计的不同见解。据佛典记载,当时佛教以外的思想体系或宗教派别,即所谓“外道”,就有96种。归结起来,主要是两大对抗思潮,即婆罗门的守旧思潮和沙门(修道人)的革新思潮。

婆罗门教是当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宗教。它以《吠陀》为天书,奉之为神圣的经典。尊奉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主神,是所谓分别代表宇宙的“创造”、“护持”和“毁灭”的。它提出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的三大纲领。宣扬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主观与客观、自我与世界、个人的灵魂与宇宙的灵魂,都综合在这个统一体中。人们所认识的世界并没有内在的实体,内在的实体属于“神我”——大梵,这是永恒不变的无始无终的真实存在,人的灵魂是这个存在的一部分。婆罗门教宣称社会上四大种姓都是“梵”生出来的:“梵”从口里生出婆罗门,从肩上生出刹帝利,从脐处生出吠舍,从脚下生出首陀罗。因此社会上的人也就理所当然的有高低贵贱的等级差别。它还宣扬因果报应、生死轮回的迷信观念,认为人的灵魂不灭,而转世的形态又取决于此生是否按婆罗门教教义行事。如果虔诚奉行婆罗门教,死后可投生天界;相反,就会变为畜生,甚至下地狱。并强调只有属于前三个种姓的人才有信仰宗教、祭祀鬼神和死后灵魂升天的资格,而首陀罗则根本没有举行宗教仪式的权利,自然死后也更谈不上灵魂升天了。这就是说,首陀罗不论是在社会生活上,还是在宗教生活上都是没有出路的。

当时反对婆罗门教的教派,著名的如耆那教,信奉业报轮回、灵魂解脱、苦行主义和清净与染污的伦理学说。此教认为,人的现世命运是由前世的“业”(思想、言论、行为)决定的,为此就要通过宗教的修持,使灵魂获得解脱。灵魂是无所不在的,是半物质性的实体,和其所依附的形体相当,并随体积的增长而增长。灵魂的解脱,也就是道德的清净。道德上的染污,是由不洁净的微细物质从皮肤毛孔中进入灵魂内部所引起的,而要获得道德上的清净,就必须堵塞进入不净物质的孔道,以使灵魂最后证得“涅槃”,获得解脱。为此,耆那教又反对祭祀,而主张严守戒律,并提出了五条戒律:不杀生、不欺诳、不偷盗、不奸淫、戒私财。此外还提倡诸如绝食、身卧钉床、日晒、火烤、投岩、拔发、熏鼻等苦行,以为这也是解脱的道路。再如顺世论,是古代印度著名的唯物论学派,它反对梵天的存在,认为构成世界万物的独立长存的元素是地、水、火、风(“四大”),人和世界都由四大合成。人死后复归于四大,否定灵魂的存在。它认为人生的幸福不在天堂,也不在下世,而在今生。强调人生的目的在于满足肉体的各种欲望,即以求得快乐为满足。它主张种姓平等,反对轮回、业报、祭祀、苦行。这种学说是对婆罗门教最激烈的批判和反对。还有一种直观主义学派,此派对一切问题都持相对主义立场,都不作决定说。例如,对于有无来世,有无果报,他们认为,说有就有,说无就无,也可说亦有亦无,还可说非有非无,由此人们称之为难以捉摸的如泥鳅的学说。此派主张踏实的修定,以获得真正的智慧。此外,还有学说相近似的三家,一是“七元素”说,认为人身由地、水、火、风、苦、乐和灵魂(命)七种元素所构成,七种元素一离散,人也就死亡。元素并不由其他东西所创生,也不创生别的东西。元素是永存的。二是“命定论”说,认为人生的一切都受命运的支配,个人的意志是无能为力的,伦理道德是毫无意义的,修行是无用的,业报是根本不存在的。三是“偶然论”说,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偶然的、无因无缘的,因此主张纵欲。这是一种伦理的怀疑论、宗教的否定论。以上这些学说的具体观点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反对婆罗门教的政治、思想统治则是一致的。

这就是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社会、政治、思想、宗教的背景和环境。

二、释迦牟尼的创教活动和早期佛教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因是古印度释迦族人,故又称为释迦牟尼。“牟尼”,是明珠,喻为圣人。释迦牟尼是一种尊称,意思是释迦族的圣人。他成道后,称为佛陀,略称为佛。佛陀是梵文Buddha的音译,意译为觉悟者。按照佛教的说法,佛是一个“正觉、等觉、无上觉”三觉圆满的人。也就是说,佛不但自己大彻大悟,也帮助众生获得觉悟,而且这种自觉觉他的行持,已达到无可比拟的程度。

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在不同的佛教典籍中有着不同的记载。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65—前486年,与我国春秋时代的孔子是同时代的人。前面提到,他是古印度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儿子。相传,他出生7日后,生母摩耶夫人就去世了,姨母摩诃波阇提为净饭王继后。幼年时的释迦牟尼就是由姨母抚育的。释迦牟尼相貌端庄,天资颖悟,父亲净饭王对他寄予极大的期望。特别是当时迦毗罗卫国处于憍萨罗和摩揭陀两大强国之间,受到憍萨罗国的严重威胁,处境险恶艰难。净饭王希望儿子能继续统治,摆脱强邻的侵犯。于是从各个方面对他进行严格的教育和精心的培养,期待他施展才华,建功立业,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转轮王”,即统治天下的大皇帝。在净饭王的悉心关怀下,释迦牟尼不仅向婆罗门学者学习文学与算学,还跟武士学习兵法与武艺,成为学识广博、思想渊默、能文能武、智勇兼备的人,被立为“太子”。但是,释迦牟尼本人后来并不想成为父亲所期望的转轮王,不愿做政治上的统治者,而是争取在学术思想上有所建树,于是他出家跟人学习,最后构成了独特的学说体系,创立了佛教。

佛教典籍还对释迦牟尼出家的原因作了具体的说明。据说,在他14岁时,一次外出郊游,看见农夫在炎炎烈日下,大汗淋漓,气喘吁吁,低头耕田,十分可怜。牛的颈上勒着粗绳,不断受鞭打,以至皮破血流;田里翻出的小虫,被飞来的小鸟争着啄食,而耕田的人全然没有顾及生命之可贵。他猛然感悟到,原来世间是何等残酷,生命又是何等悲惨啊!后来他又不断见到步履维艰、老态龙钟的老人,辗转呻吟、痛苦万状的病人,以及失去生命、尸体僵硬的死人,更是感到不快、厌恶和可怕,感到人身的痛苦和悲惨,人生的短暂和无常。这就促使他苦苦地思索这样的问题:造成人生痛苦的原因何在?解脱人生痛苦的方法和出路又是什么?但是从前学过的各种道理都不能解决这样的问题,于是他深深地陷入了无限的惶惑、感伤、烦恼、痛苦之中。后来他又遇见一个出家修道的沙门,从沙门那里听到了出家修道可以解脱生老病死的道理,便由此萌生了出家修道的念头。净饭王坚决反对释迦牟尼出家,为了断绝他的出家念头,在他16岁时就替他娶了邻国公主、表妹耶输陀罗,后来生了一子即罗罗。净饭王还为释迦牟尼建造了豪华壮丽的“寒、暑、温”三时宫殿,为他提供尽情享乐的物质条件。父王还经常苦心劝阻,要儿子放弃出家修道的打算。但是,所有这些努力都没能动摇他出家修道的决心。就在29岁时,释迦牟尼毅然抛弃王子的高贵地位,离别妻儿,剃除须发,到深山旷野参访明师,修持学道,以求解脱人生的痛苦。

相传,释迦牟尼出家后,在摩揭陀一带寻师访道。他曾拜当时的宗教导师阿罗逻·迦罗摩和优陀伽·罗摩子为师,他接受了导师们关于信仰和行为的一般观念,如修习禅定和按宗教纪律(“毗奈耶”)生活,但是认为他们的教义内容并不适当,后来就辞别而去,到处漫游。他决定专心实行最严格的苦行,也就是通过采取自我克制的方法,谋求获得觉悟和解脱。他开始实行一系列可怕的修持方法,如逐渐减少食物,直至每日食一谷一麦,或七天吃一顿饭。他吃种子和草,有时甚直是食用粪便度日。他穿粗毛织成的布衣,或用鹿皮、树皮等做成的刺激皮肤的衣服。他拔除须发,连续站立,卧于荆棘、鹿粪、牛粪上面。他不洗除污秽,形同枯木一般。他还常到墓地,和腐烂尸体睡在一起。如此自找苦吃,折磨自己,前后六年,坚持不懈,结果身形消瘦、濒临死亡,仍然徒劳无获,不仅没有产生觉悟,也没有解开世界之谜。释迦牟尼领悟到苦行无益:自己已达到了自我克制的极限,仍无所得。于是他重新思索另一条获得知识、求得解脱的道路。他回忆起青年时代,有一次坐在树下,进入了所谓禅定境界,获得身心的愉悦,觉得这是一种觉悟之道。静坐沉思,要有强壮的体力;要有体力,就必须进食。他的想法和观念改变了以后,就到尼连禅河去沐浴,洗净了六年的积垢,并接受了牧女奉献鹿奶的供养。日后经过调养身体,恢复了元气和精力,就到附近的荜钵罗树(后称菩提树)下向东结跏趺坐(即双足交盘而坐),端身正念,发大誓愿,宁愿血液干涸,身体腐烂,如不成佛,决不起座。据说经过七天七夜(有说49天)的冥思苦想,终于在内心出现了一个越升越高的精神境界:超越自身的视力和听力的限制,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障碍,心如平镜,一切烦恼全部消除,各种疑惑全都澄清,豁然觉悟到宇宙、人生的真实本质——一个业报和转生的体系,把握了真理,成就了正觉,获得了解脱。这是他35岁那年的事。从此以后,人们就称释迦牟尼为佛陀,或称为佛,以表彰他是一个真正大彻大悟的觉者、智者。后来皈依他的信徒,又尊称他为“世尊”,意思是具足众多功德,能利益世间,于世独尊。

释迦牟尼悟道成佛以后,就开始宣扬自己的学说,他发誓要在黑暗的世间中捶响不朽之鼓,济度众生。此后45年中席不暇暖地到处奔走,足迹踏遍了恒河两岸,以摩揭陀、萨罗、拔沙三国为中心,有25年在萨罗首都舍卫城的祇园精舍,也经常住在摩揭陀首都王舍城的竹林精舍。他东到瞻波,西到摩偷罗,宣道的范围相当广泛。所到之处,他很少参加政治和世间生活。一心讲道,教导弟子。他善于从农牧劳动生产和日常生活中选取譬喻,来阐明教义。他也十分重视组织僧团,建立寺院。到了80岁高龄,在末罗国的拘尸那加城外的娑罗双树林逝世,亦即涅槃。相传,释迦牟尼尸体火化后的遗骨(“舍利”),为8个国家的国王所抢分,被视为圣物,而受到崇拜。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活动,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构建、宣传自己的教法,二是建立僧伽生活制度。

释迦牟尼教法的主旨,在于阐发人生的痛苦、痛苦的原因、痛苦的消灭,以及消灭痛苦的方法,其要点是:

(一)痛苦说(www.daowen.com)

释迦牟尼学说的基本出发点是,断定人生是“苦”。生老病死是苦,不得不跟所憎恶者在一起是苦,不得不与所喜爱者分离是苦,物质上和精神上得不到满足也是苦,等等。他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苦”,人生所处的世界也是“苦”。为什么会有“苦”呢?因为有“生”。生是苦的开端,生命是受苦的实体。为什么会有“生”呢?这是由“业”决定的。人有身、口、意三业,这些行为、言论、思想决定了未来的果报。众生根据所造业的善恶不同的性质,而在“六道”(天、人、阿修罗、畜生、饿鬼、地狱)中轮回。众生为什么会“造业”呢?因为“无明”,即无知,对佛教所讲的一套学说无知。众生又为什么会“无明”呢?因为有贪心和追求享乐的欲望。因此,要消灭“苦”,就要“不生”(“无生”);而要“不生”,就要不“造业”;而要不“造业”,就要断除“无明”,相信佛的教说;而要断除“无明”,就要根除“贪”、“爱”。只有根除“贪”、“爱”等欲望,才能相信佛教,消除“无明”,进而不“造业”、“不生”,最后消灭“苦”,获得“解脱”。

释迦牟尼的这种学说,涉及人和世界的起源问题。他反对婆罗门教的神创造人和世界的说法,继承了刹帝利卜拉瓦罕王创立的“轮回”说和婆罗门教的“业力”说,进一步提出“缘起”说。“缘”,指条件、因果关系。他宣扬“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互为条件、互为因果的。人生现象就是由“无明”、“行”(意志活动),乃至“生”、“老死”等一系列不同环节组成的互为因果的循环过程。因此,要消除后果,必须根除前因。要消除人生的痛苦,不能靠祭祀拜神,也不能是一味折磨自身,而只能采用净心和恪守道德规范的方法,消除“贪”、“爱”和“无明”这些产生痛苦的原因,才能达到目的。

(二)解脱说

消灭人生的痛苦,是为了达到解脱的目标。婆罗门教认为解脱的最终目的是,使个体灵魂的“我”和宇宙主宰的“梵”达到统一、同一,也就是所谓亲证“梵我一如”的境界。释迦牟尼反对这种主张,他认为人是由物质的与精神的因素和合而成的,没有精神的主宰,没有灵魂,人是“无我”的。他吸取耆那教的清净与染污的学说,又抛弃耆那教对于染污的原因和清净的证得的理论,主张以“涅槃”为解脱的目标。涅槃是梵文Nirvāna的音译,原意是指“火的熄灭”。释迦牟尼所讲的涅槃是指通过修持,熄灭生死轮回而达到的解脱目标,是佛教的最高理想。具体说,涅槃就是贪欲、无明、烦恼永远灭尽的精神境界,就是超越生死的解脱境界。相传,释迦牟尼在成道时,曾宣称他获得了真正的知识:生死已断,已得较高生活;无明已破,知识已生;黑暗已破,光明已生。他的心灵超越世间,得到了解脱。

(三)中道说

关于达到涅槃的方法,释迦牟尼在首次说法中,就根据他的实践经验明确指出,“享乐”和“苦行”是两种过分的行为,都不可取,不能学,只能“舍此二边,有取中道”。就是说,只有遵行不偏不倚的“中道”才是合理的正确的修行方法。他强调自我放纵和自我虐待是两种极端:一味追求满足肉体的欲望,是卑鄙的;自我禁欲,毁形残身,是疯狂的,二者都是无益之举,都不是正常的宗教生活。正常的宗教生活应当是正确的沉思、学习、行动。释迦牟尼的中道说,既和主张享受的顺世论不同,也和提倡苦行的耆那教不同,实质上是在取舍这两派主张的基础上并结合自己切身体验建立的,这就必然带有浓厚的调和色彩、中间色彩。历史的辩证法表明,正因为释迦牟尼的中道说不持极端,适应性强,所以很快获得了广泛的流传。

释迦牟尼也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从事创建僧伽制度的活动。僧伽即僧团,是出家佛教徒的组织形式。当时婆罗门教并没有组织起来过宗教生活,耆那教是有组织的,佛教也实行有组织的修行生活。除了僧伽,佛教还有在家修持的信徒,称为“居士”。起初释迦牟尼只准男人出家,后来又允许妇女出家,甚至接受妓女出家。跟随释迦牟尼出家的人,以婆罗门出身的居多,也有商人、猎人、理发师、强盗、杀人犯等,奴隶是被禁止入教的,在释迦牟尼的传记中没有提到首陀罗加入佛教僧团的事,事实上他们也难以挣脱奴隶主的统治,出家修道。相传释迦牟尼有弟子500人,也有说1 250人,其中有名的“大弟子”10人,如婆罗门出身的舍利弗和目犍连(略称目连),协助释迦牟尼领导徒众,出力很大。大弟子迦叶(摩诃迦叶)也属婆罗门种姓,传说后为佛教第一次结集的主持人。又如释迦族人阿难(阿难陀),是释迦牟尼心爱的随从侍者,释迦牟尼临终时就将最后的教导托付给他。释迦族人的理发师优婆离(优波离)、释迦牟尼的亲生儿子罗罗也是大弟子,此外须菩提、富楼那、迦旃延(摩诃迦旃延)、阿那律(阿尼律陀)也都是释迦牟尼的主要门徒。

起初,释迦牟尼并没有为僧团制定任何体制。僧团的戒律是根据所发生的事例逐渐形成的。遇到发生事件和疑难时,僧人请释迦牟尼裁决,于是他的决定被认为是关于此事的“法律”,也就是戒律。释迦牟尼制定的戒律,涉及个人品德行为,包括衣、食、住等生活方式的各个方面的一系列禁忌,构成了信徒们的宗教实践,也成为维护僧团组织和秩序的有力杠杆。这些戒律中,最重要的为在家和出家信徒共同遵守的五戒:戒杀生、戒偷盗、戒邪淫(出家的戒淫)、戒妄语和戒饮酒。至于为出家的僧、尼制定的戒律,更是条目繁多,非常严苛。重要戒律一经制定,就不更改。但是,释迦牟尼并不强迫他人遵守,也不要人发誓服从或作出理智上的牺牲。

释迦牟尼还为僧伽规定了云游乞食、雨季安居和犯过忏悔等制度。据传,起初释迦牟尼的弟子是一年之中不分季节的在外云游。每天步行到有人烟的地方募化午餐,手持饭钵,眼睛向下,默不作声,接受别人放进钵中的任何食物,包括肉食。有时也接受某一虔诚人士的邀请到其家中吃午饭,主人将其预备好的食品放进僧人的钵中,再吃。午后专心坐禅,不再进食。但是不久,释迦牟尼就吩咐弟子们遵守行脚僧人的既定惯例,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在外徒步旅行,雨季则休息3个月。印度雨季约在5月至8月之间,在此期间禁止外出,以免伤害草木小虫,而要在寺内坐禅修学,接受供养。这段时期称为“安居期”。在安居期即将结束、众徒拟分赴全国各地云游乞食以前,要召开为期两天的忏悔集会,称为“自恣”。请别人尽情(恣)揭发自己的过失、错误,自己进行反省忏悔;同时也随别人的意愿,尽情检举其过失、错误,以有利于改过归正。

随着出家僧人增多,集会需要一定的场所,每年坐雨安居,更需要有专门的居处,于是就有寺院的建立。释迦牟尼在世时,随着威望的日益提高,信徒们也逐渐形成风俗,专门为他修建房舍,供他休息、居住、坐禅、讲道。这些建筑已经具有寺院的规模。相传萨罗国舍卫城的一个大富商,叫做给孤独长者(须达多),他在皈依释迦牟尼后,想请释迦到舍卫城度过安居期。他选定波斯匿王太子祇陀(逝多)的花园,经过多次商谈,他以足够铺满全园的金钱购得此园。祇陀太子出卖了花园地面,而将园中树木奉献给释迦。因以两人名字命名,称为祇树给孤独园。给孤独长者在花园中修建了住室、休息室、储藏室、库房、厅堂、浴室、水池等,供释迦使用。祇树给孤独园也称为祇园精舍,与王舍城的竹林精舍,并称为佛教最早的两大精舍。释迦牟尼在此居住说法长达25年。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教义,并经过45年云游各地,广泛传播,吸收信徒,组织僧团,佛教逐渐为印度人所接受。释迦牟尼被弟子们奉为教主,他逝世后的遗骨被奉为圣物,成为信徒们顶礼膜拜的对象。他一生行事的重要地点也成为信徒们敬仰的圣地,如降生地迦毗罗卫、成道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首次说法)地鹿野苑和涅槃地拘尸那加等,都成朝拜的圣地。释迦牟尼在世时,把教义口授给弟子,相传在他逝世的当年,由大弟子迦叶召集众多比丘在王舍城共同忆诵确定佛教经典,即所谓第一次结集,由大弟子阿难和优婆离分别诵出经、律二藏。此后又再辗转相传,后世发展为《阿含经》。此经就是早期佛教基本经典的汇集。在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和他逝世后100年间,佛教主要在古印度恒河中游一带流传,佛教教团比较统一,都奉行释迦的教法,比丘持戒严谨,基本上以乞食为生。历史上通称这一期间的佛教为“早期佛教”,也称“初期佛教”。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是东方文明史上的重大事件。它不仅影响了印度宗教和思想的各种部门,影响了尔后印度历史的发展,而且由于它的向外传播,也影响了亚洲许多国家的宗教、伦理、哲学、文学、艺术、民俗的变化和发展。

应当肯定,佛教绝不是拯救人类苦难、克服社会危机的灵丹妙药。它为人们所指引的解脱之道,只能导致人们去一味专心于个人的修持,以求达到个人的心灵平衡、精神愉悦,从而脱离社会的现实生活和火热斗争,无视社会的改造。历史表明,佛教在发源地印度流传到13世纪就趋于消亡了,在中国到唐代以后也走向下坡路了。但是佛教的产生,毕竟是曲折地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因而也是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意义的。至于佛教所带来的文化的发展,其中有些内容也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企图按照佛教教义去改造世界,使人民摆脱痛苦,获得精神的解脱。但是劳动人民的痛苦和剥削阶级的痛苦是根本不同的,广大人民的痛苦主要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由于科学技术的不发达造成的。摆脱痛苦的正确途径,应当是铲除产生压迫和剥削的阶级根源,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发展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的生活。释迦牟尼强调解除痛苦、达到理想境界的途径是,出家修道,断除欲念,并且把希望寄予来世。这只能把人们引向消极的服从和忍辱的道路,使人们安于现状,听任现实命运的安排,逆来顺受,自我安慰,自我麻痹。这不仅不能减轻和解除人民的痛苦,相反,还有利于剥削阶级,成为他们维护统治的工具,从而更加深了人民的苦难。

从释迦牟尼创教活动得到的社会支持力量来看,佛教代表的是刹帝利、大富豪商的利益。佛教产生时,得到了摩揭陀国的频毗娑罗(影坚)王及其嗣子阿阇世王、萨罗国的波斯匿(胜军)王及其妻子末利夫人、释迦部落国的罗阇摩诃那摩、阿槃底国的罗阇摩度罗等统治者的大力扶植。如频毗娑罗王就给释迦供养,还给了一处宣传场所——竹林精舍。此外,上面提到过的大富豪商如须达多,就是释迦的最有力的施主。据佛典记载,释迦牟尼刚成佛时,从菩提树下站起来,最先向他奉献食品的是两个商人。在释迦招收的弟子中,起先是五比丘,其次就是商人耶舍,耶舍一次就带来了60个人,皈依释迦。佛教“五戒”中的“戒偷盗”,具有保护私有财产的作用,这在当时对促进商业发展是十分有利的。商人也最害怕战争,“五戒”中的“戒杀生”也备受商人的拥护。佛教徒和商人的主张都属于主张变革的沙门思想体系,是非正统的异端,同受婆罗门的歧视。经济利益、学说主张和社会心理的共同点,把早期佛教和商人结合在一起了。由此可见,佛教是代表刹帝利种姓和吠舍种姓中富商阶层的利益,而不是代表劳动者利益的宗教。虽然佛教并不直接代表劳动者的利益,但是它和刹帝利、商人互相依靠、互相支持,是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间接地对劳动者也是有利的。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反对婆罗门教。婆罗门教主张梵神创造世界说,提倡杀牲祭祀,推行四种姓的不平等制度。佛教反对神创造世界说,不承认婆罗门的神权,不崇拜偶像。释迦牟尼也反对杀牲祭祀。婆罗门以祭祀为职业,祭祀规模大,时间长,要杀大批耕牛。婆罗门为国王举行一次“灌顶大礼”,要收取10万头甚至20万头牛的酬金。佛教不仅谴责杀牲祭祀,还规定了“戒杀生”的戒条,这对保护耕牛和发展农牧业,起着有益的作用,也是符合农民利益的。佛教还对种姓制度表示强烈的不满,反对婆罗门的四个种姓不可改变和“婆罗门至上”的观点。释迦牟尼主张“四姓平等”,首先是业报轮回方面的平等,也就是无论种姓、出身、职业的高低,都根据自身的业报决定生死轮回。婆罗门教主张,只有高级种姓的人才含有梵的分子,才能最终与梵结合、统一,获得高级的“再生”。佛教把人的宗教尊严置于从属于人的个性和品行的基础上,而不是从属于某一种姓的特殊地位上,强调每一个信仰者都可通过努力修持而期望获得超度。佛教打破人种优劣论,强调人格的教化和自我完善,认为修善业、有功德的低级种姓的人也可以在下世生于富贵人家,修恶业、有罪过的高级种姓的人也可能在下世生于低贱人家。其次是在出家修行和僧伽内部实行平等。佛教宣传所有的人都有权出家学道加入僧团,而不问其出身如何,属于哪个种姓。在释迦的僧团中,理发匠优婆离就是出身于低级种姓的。在僧团内部,不管原来种姓高低,都是彼此平等的。释迦牟尼的这种“四姓平等”的观念,在宗教领域里众生平等的观念,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倾向,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释迦牟尼的“四姓平等”主张是不彻底的,他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整个社会的种姓制度,而是反对婆罗门,其目的在于提高刹帝利和富商的社会地位,尤其是提高刹帝利的政治地位。对于种姓的产生,佛教不同意婆罗门教宣传的神造成的观点,而提出是由社会分工造成的新说法,并且在种姓排列的次序上,总是把刹帝利放在第一位。可见它并不主张从根本上废除种姓制度,只是想贬低和否定婆罗门种姓,甚至还迁就种姓制度,承认社会的不平等。同时,还应指出,释迦牟尼的“四姓平等”说,客观上还掩盖了阶级的对立和斗争,这又是有利于剥削阶级的。

此外,佛教的缘起说中,阐述了因果联系的理论,发挥了一切事物都是由多种原因、条件所构成,并处在永恒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之中的观点,这都是合理的辩证法思想。释迦牟尼反对祭祀,不拜偶像,重视个体道德的自我修养,强调主体人格的自我完善,这也有其合理和积极的一面,虽然他所设计的宗教生活、修持途径、解脱目标,从总体上、本质上来看,是错误的、不可取的。释迦牟尼还反对神权,不承认神创造世界。但是又承认天神的存在;不承认灵魂不灭,但又主张轮回转世,从而陷入了深刻的理论矛盾之中,不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