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自古以来交流频繁。在中日关系史上，遣唐使犹如一叶友好之船，运送了大唐王朝光辉灿烂的先进文明前往日本，承载着1000年前两国民族的深厚友谊。

强盛、文明、开放的大唐王朝，在7至9世纪，是整个东亚文明的中心，它凭借强大的国力，对外敞开胸襟，其文物制度流传广播，北逾大漠，南暨交趾，东至日本，西极中亚。日本民族，自古就具有善于学习域外文明的可贵精神，自然也不会放过此宝贵契机。在此期间，他们引进了大陆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政治制度，完成了向封建社会质的飞跃。其中，日本一次次向大唐朝廷派遣的遣唐使就是连接两国友好交流的纽带。

623年（日本推古天皇三十一年），自唐回国的留学僧惠齐、惠光等上奏朝廷，称在唐的留学生均已学业成就，应予召回，并且建议：“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日本朝廷接受了这一建议，在进行了充分准备之后，于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首次派出遣唐使。此后的200多年里，一代接一代的遣唐使肩负着传播文明的伟大使命，出没于东海的惊涛骇浪之中。

对于遣唐使的派遣次数历来说法不一。根据日本木宫泰彦的《日中书化交流史》记载，截止到894年，日本共任命遣唐使达19次，其中包括“送唐客大使”、“迎入唐大使”和未成行的遣唐使，实至唐者15次。台湾学者王仪的《隋唐与后三韩关系及日本遣隋使遣唐使运动》也说遣唐使有19次。不过如果依据《辞海》，遣唐使应指日本派至中国唐朝的使节，那么没有争议的真正成行来到中国的遣唐使共有12次。另外，有一次是759年特别派遣的为迎接第九次遣唐使藤原清河而组织的“迎入唐大使”。当年，藤原清河入唐后被卷进了安史之乱而未归国。但此次出使未达到目的。三年后空手而返。有三次是为了护送来日的唐使而任命派遣的“送唐客使”，其中667年日本使者送回唐驻百济镇将刘仁愿的使者法聪，但并未入唐，只是送到了百济，对于此次是否应归为遣唐使，争议颇大。还有三次是日本使者受到了任命，但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被派遣，未成行，因而是否归为遣唐使也未成定论。有人认为遣唐使、送唐使和迎入唐使共有22次之多，但也有人指出，景云二年并无日使来唐，总章二年和咸亨元年至唐者是同一次使节，而不是非正式使节。

为便于研究，学者们多把日本遣唐使的派遣活动进行分期，而不同的时期出使的路线、目的、任务均不同。现在流行的分法是分成初、盛、末三期。

初期，从第一次遣唐使到669年（日本天智天皇八年）派遣的遣唐使为止。此时遣唐使的规模不大，最多两只船，组织也不甚严密。几乎来回部走北路，即从三津浦出发，沿着朝鲜半岛、辽东半岛航行，再横渡渤海湾口，在山东半岛登陆，然后经莱州、青州、兖州、汴州、洛陽直至长安。这条线路最长、最费时，但也最安全。并且这一时期日本不断派出遣唐使的政治目的远远大于文化和经济交流，其目的多在于角逐朝鲜半岛。隋朝时期，日本在朝鲜半岛拥有一个根据地任那，后来被强大起来的新罗所吞并，日本的势力也被彻底赶出半岛。唐前期，新罗同百济的斗争激化，新罗寻求唐朝的支持，百济则加强了同高句丽的联系。唐朝为支持新罗，远征高句丽。同时，日本也进一步加强了同百济、高句丽阵线的联系。据说659年，日本派出遣唐使的目的就是为了救援百济而在外交上对唐王朝有某种牵制。这次使者还因为在大唐收集有关唐出兵百济的军事情报，而几乎遭到流刑的厄运。虽然事情日后平息，但日本使者直到唐灭亡百济之前一直被软禁在长安。663年，日本为援救百济在朝鲜同唐朝进行了大规模的海战，即白村江之战。日本战败，撤回军队，并一直担心唐军乘胜进攻本土。因此不难看出，日本在665年派遣的送唐使和669年派出的遣唐使带有修补唐日关系裂痕之用心。白村江之战在中日关系史上意义重大，以此为分水岭，日本开始积极输入唐朝的制度文化，迅速迈向“律令制国家”。

当时，随同遣唐使出行的有大量留学生和学问僧。他们主要到中国来学习政治制度、经史律令、礼仪以及佛法。学成归国后，积极投身日本的社会改革，于645年掀开了大化改新的序幕。政治上，仿效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设立二官八省一台制，大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经济上，仿照唐代“均田”和“租庸调制”，将土地收归国有，实行“班田收授法”和租庸调制；法律上，于702年依据唐律制定和颁布了《大宝律令》，这是改新事业基本完成的标志。这些改革措施大大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从702年到752年，是遣唐使的繁盛时期。此时正值唐王朝的开元盛世，国力发展至巅峰。同时大化改新后，律令制度逐渐完备的日本急需输入大陆成体系的先进文化去充实和巩固自己，因而这一时期遣唐使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唐王朝的文化，相应地日本也进入了文化昌盛发展的奈良时期。(www.daowen.com)

由于已经形成了相对强大的中央集权，积累了相当的财力，日本有力量组织和派出规模庞大的遣唐使队伍。当时船队扩大到四只，总计四五百人，而且多走南岛路，即从博多出发，沿九州岛西岸南下，至适当地方横渡东海，之后在长江口一带登陆，再经杭州、苏州、扬州、楚州、汴州、洛陽至长安。其成员除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等正式外交官员外，还有知乘船事（船长）、船舶都匠（造船技术负责人）、译语（翻译）、主神（掌祭神者）、医师、陰陽师、画师、史生（文书）、射手（警卫）等等，其不同职位类别将近30种。使团中还有意识地安插了一些围棋高手、琵琶演奏家等，以满足国际社交的需要。另外仍然有大量的留学生、学问僧随行。

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的遣唐使及其随行人员中仪容端正，才华出众，功绩卓著之士甚多。其中，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和吉备真备是当时涌现的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值得纪念的人物。阿倍仲麻吕于717年随遣唐使入唐，进国子监太学学习，取汉名晁衡。因他成绩优秀，通过了唐朝的科举考试，踏入仕途，历仕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官至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最后埋骨中土。他在唐不仅为本国留学生提供很多帮助，而且向大唐朝野人士介绍了不少有关日本的知识。他的汉文文化素养极好，善诗文，同当时的大诗人李白、王维等人关系甚密。他对加强中日两国的友好和相互了解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同晁衡一同入唐学习的吉备真备也是一位佼佼者，多才多艺的他在学业上极为广博，对唐代的先进科技、军事、音乐、历法等各方面的典籍都大力搜购和吸收。回国时，他带回日本《唐礼》、《大衍历》、《乐书要录》（后来在中国失传，但因吉备真备的带回，在日本却保留了下来）、测影铁尺、弓箭以及乐器等等。相传，中国的围棋就是由吉备真备带回日本的。归国后，他官至右大臣，在教育、文化、军事、刑律、历法等方面都有程度不同的建树，被看作是努力吸收唐文化而促进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代遣唐留学生的优秀代表。

安史之乱后，遣唐使进入派遣的末期（777～894年）。这时的航线多走南路，即从博多出发，在今平户或五岛列岛暂泊，等待顺风起航，横渡东海，之后的路线大致同南岛路相同。组织上规模不亚于以前，但在气势上已是强弩之末。内忧外患的唐王朝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开放政策开始褪色，对外交往受到一定的阻碍。而日本在大量摄取精华之后，也急需停下来加以消化，这就使唐风文化开始向国风文化过渡。到后来，甚至萌生了一种该学的东西都已吸收殆尽的思想倾向，以致日本人此时渐渐丧失了出没波涛追求唐文化的热情和锐气。一直到894年，留唐日本僧人报告“大唐凋敝”，菅原道真上奏折建议停派遣唐使，这样，悠久的遣唐使历史就降下了帷幕。

在遣唐使研究中，有一个问题值得重视，即遣唐使是否携带国书。日本有一些学者认为当时日本政府以遣隋使呈交隋政府的“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国书曾引起隋炀帝的不满，有唐一代遣唐使入华便不再携带国书，相沿成习，遂成惯例，这个观点为国内一些学者采纳。但也有一些日本学者认为遣唐使是携书入唐的，并对遣唐使携带国书的文书形式进行了复原。国内一些学者也对正史记载的遣唐使给中国地方官的书信进行了详细考证，认为日本曾经向唐朝递交国书的。有学者认为，唐朝立国，以强盛的国力称盛于东方，因此四夷前来通交、朝贡的要求很多，在文书形式上出现了相应的格式和习惯，各国对唐政府的文书则一律称之为“上书”、“上表”、“奉表”、“献表”等。我国史籍中曾屡次出现日本遣唐使向唐政府奉表、献表的事例，甚至有的记载还指出了表文的特点、纸张使用情况等，所以这些奉表、献表无疑是日本遣唐使代表日本政府呈交唐政府的文书。从唐代中日两国通交建立的基础点上看，如果说日本遣唐使不携文书，不仅为唐政府难以接受，且于常理上欠通。日本遣唐使入华并非不携带国书，也与隋朝所谓国书事件无关，国书是以“表”的形式出现的。

总体上看，遣唐使的研究日本学者比较深入细致，但大陆学者也是新观点迭出，大家仍有一些问题看法不一，争论还将继续。

（张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