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唐代杰出的文学家，同时他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是一个无神论者。然而，他却称自己“自幼好佛”，并且“求其道积三十年”。这一矛盾的现象引来了学术界诸多争议。对于柳宗元的好佛问题，学术界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论者把柳宗元好佛归结于其唯物主义局限性的表现，也有论者根据其“好佛”的种种迹象对他的学说进行否定，认为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

侯外庐认为，柳宗元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就其文章学说的内容、体系、战斗性和科学性等方面来看，不仅在唐代最为突出，而且在中国唯物主义无神论史上也有其创造性的建树和特殊的历史地位。

不过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就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柳宗元的思想分成两截，半截唯物，半截唯心。他肯定柳宗元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哲学史上有较高的地位，但又认为柳宗元是天台宗的佛教信徒，好佛佞佛，深信祸福报应，沉湎很深。

任继愈也认为柳宗元继承了中国朴素唯物主义的传统，并利用当时的天文地理等科学知识对唯物主义理论有所丰富，但对佛教没有进行斗争。由于他受佛教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很深，使他在当时思想斗争的重要战线上，主攻方向不明确，降低了他的唯物主义的思想水平。

章士钊对柳宗元与佛教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柳宗元好佛却不忘儒，而且往往援佛而入儒。

很多人认为柳宗元思想中有两重性的成分，既有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的积极因素，又笃信佛教，而且在理论上有天命论思想和佛教因果报应的言论。他在谈天人关系、社会形成以及宇宙的本源、规律和无限性等问题时主要方面是唯物主义的，但在寻找人生的归宿、社会的治理方案和如何对待佛学时，他又迷信佛教，相信有一个极乐的天国存在，把天国作为人生的最后归宿。

目前比较流行的看法是：柳宗元“好佛而不信佛”。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大都打破以往学术界对佛教的偏见，对柳宗元的好佛作了深入和具体的分析。有人认为柳宗元的好佛与迷信宗教是不同的，他不排佛并非潜心信仰，而是把它作为一种学派加以研究。持这种观点者认为，柳宗元把佛学的心性看作是一门学问，可以佐教化，佛学中的这部分内容是儒学固有的，可以与儒学相互衬托，而不是佛教中的迷信。他并不认为利用佛学中的有用部分佐教化是以神道设教，而是一种启发心性、陶冶性情的方法。(www.daowen.com)

中唐以后的一些皇帝，如德宗、顺宗、宪宗等几乎每年要召沙门入殿应对，甚至亲自入寺设供奉，因此朝廷内外许多达官名士都与那些名僧大德唱和宴乐，并且与他们结交为师友，奉佛礼佛是当时的一种社会风尚。柳宗元就生活于佛教盛行的唐代中叶，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盛焉”，虽然拥有先进的思想，但是为了在官场上站稳脚跟，柳宗元自然也要融入他们的社交圈，与佛徒交游，并为他们撰写碑文。值得注意的是与柳宗元交往的佛教徒大都是名重一时的人物，比如灵澈，他曾与皎然、包佶、李纾、严维、刘长卿、皇甫曾等人有深厚的交情。贞元中，灵澈活跃于京师，名声闻于天子，后来辗转回到吴越一带，也受到那里名士们的礼遇。灵澈去世后，柳宗元写了三首悼念他的诗，诗中回忆了两人昔日的友情。

被贬永州之后，柳宗元还为佛徒写下了大量碑文，后人看见这些碑文中充斥着溢美之词，便将它们视为他信佛的依据。然而实际上，这些碑文不一定就是他的本意，因为它们大都是柳宗元应人之邀或受人之托而写的，是一种应酬的文章，而且碑文中的材料都来自别处，他只不过是进行一番整理、加工、润色而已。因此学者们认为，柳宗元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他的好佛乃是唐代地主阶级的社会政治需要在他身上的反映。柳宗元好佛除了上述时代和社会政治的原因之外，还有其自身的心理原因。根据史书的记载，柳宗元曾经参与永贞革新，后革新失败，“二王八司马”遭贬，柳宗元从长安被贬到了永州。永州是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偏僻之地，和长安相比，那里风俗不同，言语不通，而且很少有机会碰到有学问的人。陷于此种境地的读书人，其内心的苦闷是可想而知的，更何况柳宗元一度在朝廷中担任要职，家里藏书上万册，每天上门与之交游的人络绎不绝。可是到了永州之后，他不但没有可读的书，曾经在官场上结交的那些朋友也因为害怕受到牵连而渐渐与他疏远，柳宗元竟然在五年之内没有收到过一封来自朋友的书信，以至于他在收到孟容的信时，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使劲地用信敲自己的脑袋。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的女儿又染病夭折，由于其妻杨氏早逝，女儿的死无疑使他原本就很凄凉寂寞的生活雪上加霜。改贬柳州之后，柳宗元表面上乐山好水，过着安于恬淡的闲适生活，然而在他的文章中常常能见到“茫茫上天，岂知此痛”的悲愤感叹，可见他的情绪仍然是消极的，他无法排解从小就接受的、在他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与永贞革新失败之后的现实之间的矛盾。他也深受官场上尔虞我诈、相互倾轧之害，此时，佛教所崇尚的“空”和“无”以及“不爱官”、“不争能”的出世态度便与他的内心暗中契合。一次，一个俗姓柳的文郁和尚拜访柳宗元，柳宗元责怪他不以光大柳氏家族为念，不以做官升职为务，文郁和尚在为自己辩解时说自己不愿屈己奔竞官场。这正触到了柳宗元的伤心之处，于是他不但不再讥笑文郁的行为，反而“退而自讥”。可见，正是在仕途上不得志，长期被贬不见重新起用，才使得柳宗元企图从佛学中寻找寄托，并且在同僧人的交往中得到感情上的交流和精神上的安慰。然而，佛教对于柳宗元而言，只是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他有“宁为有闻而死，不为无闻而生”的信念。作为儒家入世精神的实践者，他永远也不可能开“大昏”、化“大拙”，接受“出世间法”，从而成为佛教徒。章士钊先生也说：“子厚（柳宗元字子厚）自幼好佛，并不等于信佛。求其道三十年而未得，自不足言信仰。”这是比较中肯的。他阅读佛经，染指佛学，也仅仅是将佛学看作诸子百家之一。他认为不仅文章应当广征博引，儒道也应糅和诸子的学说。他不仅看到了佛教的负面作用，同时也从正面看到了佛教维系人性、维系封建统治秩序的社会功能。所以他并非一味服从佛教，而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用儒家的价值标准和道德准则对佛学进行批判和吸收。他反对利用佛教徒毁弃人伦、不劳而获的行为，但肯定他们的“律”和“孝”，甚至赞扬他们父子同修；他反对佛教不读经书，舍本逐末，却喜欢他们“唯山水为乐”，愿意与他们一起游山玩水。总之，柳宗元是把佛教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但绝非信仰佛教。

在柳宗元第二次被贬的柳州，有一座始建于武则天时期（690年）的寺院，名叫大云寺。到柳宗元出任柳州刺史时，大云寺已经毁于火灾将近百年，而且旧址上重修了一座巫庙。柳宗元一上任，便下令修复大云寺。后人常常以此作为他信佛的又一证据，甚至指责他劳民伤财，但是人们却忽略了柳宗元修复大云寺的初衷与结果。当时的柳州人非常迷信巫术，有人生病了，不是找大夫看病，而是请巫师占卜，然后以杀牲口甚至是杀亲戚来为生病的人祛除病魔，这种崇尚巫师鬼神的风俗，不仅远离孝悌仁义，还给社会生产发展带来极大的恶劣影响。柳宗元在南方生活了十年，对这种风俗非常了解，深知要移风易俗，不能只用刑和礼，为此他选择了“立佛驱法以佐教化”的对策，因为佛图与巫鬼一样都是一种宗教信仰，都是一种神秘的震慑力，通过立佛教可以达到驱巫术的政治目的。事实上，这一方针的实行，确实使得柳州百姓逐渐摒弃了野蛮落后的巫术，形成了仁爱友善的淳朴民风。在修复大云寺的同时，柳宗元还主持修复了坍塌的孔庙，期待以儒家学说对当地尚未进入当时之文明的群众进行教化。由此也可见，柳宗元并非一味相信只有佛教才有教化的功用，他在当地是儒佛并施。也有观点并不回避柳宗元和佛教的深厚关系，反而认为柳宗元是理学的先驱者之一，他统合儒释的尝试是理学取佛与排佛并行政策的先声，他在不背离儒学原旨的前提下吸收佛老以及其他学派的思想成果。他主张广采百家之长，统合儒释，援佛入儒，使儒学从体系的开放中得到充实和发展。他主张吸收儒学，目的是为了加强儒学，并不是用佛学代替儒学。柳宗元看准了儒佛合流和援佛入儒的历史趋势，为宋代理学的形成开了先路。

以上各家对柳宗元和佛教关系的认识，差异较大，观点无法统一。但柳宗元和佛教关系较深，接触频繁，这是无法抹掉的事实，看来柳宗元的好佛之谜人们仍需继续探索。

（杨英姿周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