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作为社会存在的批评家
同世界上任何人一样,艺术批评家的活动,都要以社会存在为基础。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一定的社会,具有一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社会发展是多元的和多层次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宗教、伦理等范畴是社会存在的重要构成,均会对社会的现状与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作为从事审美意识形态活动的艺术批评家,其行为必然与社会发生密切的联系,受到社会的影响和制约。
一方面,批评家作为社会的人,势必受到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及各种精神形态的影响,在自己灵魂深处深深地烙上社会印记。同时,由于社会是由各种复杂的系统和结构组成的,人们很难逾越社会而为所欲为,即使是具有较大自由度的艺术家和艺术批评家,也必须接受社会的规范和制约。作为批评主体的完全独立与绝对自主是不可能的,其思维方式与批评手段不可能完全脱离既存的社会规范。批评文本不是为了批评家独自欣赏和个人阅读,而是写给众人看的,批评写作是一种社会行为,批评文本应当表现出一定的社会意识和时代精神。
另一方面,艺术批评家既然是一个社会人,又要承担起社会赋予的责任,批评家应当以自己的创造性工作,对社会精神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对于艺术事业的发展产生一定的促动作用。批评家对于社会制度及其主流意识形态,首先必须接受和适应,在一定条件下,又应以对于社会的高度责任感,对于某些文化和艺术发展进程中的弊端予以论争和批评,以达到推进艺术发展和警示社会的目的。
作为艺术批评家,其艺术实践活动既是个体的活动,也是社会整体文化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体现为具有充分文化含量的社会,文化也体现为超越于个人之上的社会的文化。社会文化是由社会全体成员经过一定的历史过程共同创造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完全地、不受任何约束地依照自己的意志操纵它。艺术家、艺术批评家是社会艺术文化的继承者、发展者,他们的使命是继承已有的文化,创造新的文化。(www.daowen.com)
现实中,艺术批评家须时时受到社会各种文化的制约,其文化制约主要来自于政治层面、道德层面、经济层面等。身处社会与历史文化中的批评家是不可能超越社会文化而存在的。鲁迅先生把这种试图超越自己所属文化的做法称为“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只有身处于社会中的批评家,才有可能对现实社会文化进行分析与评判。政治的影响力对批评家的制约从来都是存在的,有时甚至是十分强大的。政治是社会的主导性力量,在许多时候,往往会对艺术批评家的活动提出一定的要求,或予以规范;社会道德也会对艺术批评家予以制约,将他们的活动限定在社会道德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如有超越,批评家都要面对社会道德有形或无形的修正、牵制和匡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经济因素对艺术批评家的影响与制约也是非常明显的,尤其在当今社会,经济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某些批评家的活动在经济利益的诱导下发生了变异,已是不争的事实。同时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的基本状况和发展趋势,也对批评家的活动趋向予以牵引和制导,要求批评家务必关注和服务于产业与市场的发展。
其间,艺术批评家在社会中的活动也不是消极的,他们在接受社会影响与制约的同时,也在努力地影响和作用于社会的进程。当艺术批评的力量顺应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时,批评家就成为艺术发展的推动者。当批评家受到各种制约而难以发挥积极作用时,其创造力就会受到压抑。在历史和现实中,艺术批评家由于其所创造的价值可能一时不能被社会所认可,所以他们有时所承受的生存压力可能比其他人还要严峻得多。面对这种制约与困惑,有一些人往往表现为怯懦与屈服,但也有许多艺术批评家在受到社会各种因素困扰的同时,努力坚守自身的价值观念与理想,展开独立的、深入的思考,不断寻找积极的方式,以自身的努力为艺术发展作出贡献。
《西斯廷圣母》(意大利,拉斐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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