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王西安建大顺政权

时间：1642-1644年

参战方：农民军、明朝

战场：关中、河南

主要将帅：李自成、孙传庭

李自成少年时喜欢枪马棍棒。其父死后他到明朝负责传递朝廷公文的驿站去当驿卒。明朝末年，驿站制度多有弊端，崇祯元年（1628）明思宗对驿站进行了改革，精简驿站。李自成因为丢失公文而被裁撤，失业回家，还欠了债。崇祯元年（1628）冬季，李自成因还不起举人艾诏的欠债，被艾诏告到米脂县衙。县令晏子宾把他“械而游于市，将置至死”，后来经由亲友救出，年底，李自成杀死债主艾诏，接着，因为其妻韩金儿同村上名叫盖虎的通奸，他又把妻子给杀了。李自成身负两条人命，官府不能不问，杀人偿命，吃官司不能不死，于是就与侄儿李过于崇祯二年（1629）二月去甘肃甘州（今张掖甘州区）投军。时杨肇基任甘州总兵，王国任参将。不久，李自成便被王国提升为军中的把总。同年于榆中（今甘肃兰州榆中）因为欠饷问题而杀死参将王国和当地县令，并发动兵变。李自成在农民起义中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贫苦人民的欢迎，还散布“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部队很快的由几千人迅速发展至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

崇祯十六年（1643）李自成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于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接着乘胜进占西安。第二年正月，李自成于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李自成的西安建国是襄阳政权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它标志着双方力量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末农民战争进入了彻底推翻朱明王朝统治的关键时期。

大顺政权的建立激荡着千百万贫苦民众的心，也让各阶层人士另眼相看，重新思考自己的前途命运，因而它有着划时期的重大政治意义。

另一方面，大顺建国时所采取的各项施措，虽然在其主导方面是维护农民利益的，但是也明显的表现出出了这个农民革命政权向封建政权转化的迹象。

汝宁之战后，李自成挥军西向，经确山、泌阳（均今属河南）直逼襄阳。左良玉自从朱仙镇败逃襄阳之后，不断收集残兵败卒和强行抓丁充军，凑集20万人，号称30万。不过官府只按照他的编制2.5万人供应军饷，其余均靠搜刮民脂民膏和掳抢自给。这一作为激起了百姓对他的极度仇恨。李自成军来前，左良玉就打算逃跑，但其所造之战舰悉数被群众烧毁，后来他又抢商船备用。

十二月初三起义军到达樊城，在群众支持下，顺利渡江。左良玉见势不妙，“引其舟师，左步右骑”，顺江水而下，先到达承天（今湖北钟祥），后又逃往武昌，再到九江一带。

十二月初四，农民军在广大民众“皆具牛酒”的热烈欢迎之下，进入襄阳城。接着，李自成分兵四出，占领了襄阳府各县，并南下承天、荆州府（治今湖北江陵），东向德安（府治今湖北陆安）、黄州府（治今湖北黄冈）等地。

至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农民军“南跨大江，松滋、枝江至澧州，北滨大河，东有归德（今河南商丘）、汝宁（今河南汝南）、德安，西至潼关、远安（今属湖北）”，占据河南黄河以南和湖广的广大地区。

随着节节胜利，农民军内部的矛盾开始凸显出来。

李自成担心罗汝才不甘心做他的属下，而罗汝才虽然尊李自成为兄，平常仍以你我相称。李自成要占关中，割土为王，而罗妆才只是以横行天下为快。贺一龙和马守应，虽听从李自成的军令，但又不愿归属于李自成，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而他们又与罗汝才十分友好，这加深了李自成的猜忌和忧虑。

明统治阶级也看出了这股农民军内部的矛盾，于是极尽挑拨离间之计，以坐收渔利。终于导致了农民军内部的火并。

三月初七，李自成杀贺一龙，初八早晨又杀了罗汝才。罗汝才、贺一龙被杀害，一方面解决了农民军内部的矛盾，使得李自成农民军成为集中统一的整体，有利于进一步发展壮大：另一方面，它又是农民阶级狭隘性的一种表现，人人自危，引起内部的动荡，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农民军的力量。罗妆才的部下有向孙传庭投降的，有向左良玉投降的，与罗妆才关系较好的老回回马守应，也不再接受李自成的领导而单独行动。

李自成统一了内部，建立了政权，并整顿军队，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军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略。

当时，明朝廷方面由于河南的5次失败和受到张献忠所部的打击，军事实力已经大为削弱，仅有总兵吴三桂、左良玉、督师孙传庭等3支军队，尚有较强的战斗力。

但吴三桂部远在辽东防范清军，远水救不了近火，无法调往关内镇压起义军；左良玉由于屡遭打击和失败，已经不敢再同李自成农民军交战；而孙传庭郏县失败之后，实力大减，退据关中，处于畏缩不前的状态。

当时，就整个军事形势来看，明军已经无力抗御农民军的强大攻势，明王朝陷于最后被推翻的困难境地。

面对这种形势，李自成农民军领导层针对未来的作战方略有3种不同的意见：左辅牛金星主张“先取河北，直捣京师”；礼政府侍郎杨永裕则说：“我等要先取金陵（今江苏南京），截断南北漕运，困住京师，后乘机北伐”；兵政府从事顾君恩不同意以上的两种意见，他说：“金陵势居下流，虽济大事，其策失之缓，直捣京师，万一不胜，退无所归，其策失之急。不如我们先取关中，为元帅桑梓之邦，且秦都百二山河，天下三分之二已得，建国立业，然后旁掠三边，资其兵力，再攻取山西，后进军京师，庶几进有可攻，退有可守，方为万全之策”。

顾君恩此意见之要旨是，先取关中，建立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攻取山西，然后再进攻北京。此是比较稳妥的。因为不管先取北京还是南京，孙传庭都会自侧后攻击李自成军，使其腹背受敌，如果先攻关中，路径直捷，进攻方便，关中是农民军的兴起之地，有较好的群众基础；与孙传庭不同，左良玉为了保存实力，不会从侧后进攻农民军，所以攻取关中之后，积蓄力量，再进攻北京也较稳妥和方便。

李自成采纳了顾君恩的意见，准备西入关中。

正当李自成准备西向进取关中的时候，明朝廷命令退守关中的孙传庭向李自成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进攻。因此，粉碎明军的进攻便成为李自成西入关中的重要一战。

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孙传庭于郏县败于李自成之手后逃回陕西，大肆扩充军队，招募边勇，并令每3家出1丁当兵，屯田积粟，制造器械，其中造有装载火炮、甲杖的“火车”2万辆。这种“火车”，“战则驱之以拒马，止则环之以自卫”，准备伺机进攻农民军。不过明思宗朱由检却等不得，一再催促他东出潼关攻打农民军。(www.daowen.com)

崇祯十六年（1643）六月，朱由检晋升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总督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广、贵州以及江南、江北军务。孙传庭在明朝廷的一再催促下，不得不率领10万大军，于八月从潼关出。他的具体进攻部署为：孙传庭亲自率领明军主力，以总兵牛成虎、副总兵卢光祖为前锋，副总兵高杰为中军和总兵白广恩的“火车”营，直趋洛阳；又令河南总兵陈永福、卜从善率所部于洛阳会合；命左良玉率兵由九江北上赴汝宁，夹击农民军；令延绥总兵王定、宁夏总兵官抚民赴关为后劲；命甘肃总兵马圹、四川总兵秦翼明自陕抚冯师孔防守商洛。

由以上部署可以看出，孙传庭企图南北夹击，主力于襄城、汝宁一带歼灭农民军，同时还顾及到陕西，既可防止农民军由商洛入陕，又可防止自己后继无兵。其部署称得上周密。但是他一开始就遇到了麻烦。左良玉于九江按兵不动，陈水福为了逃避与农民军作战，将部队拉至黄河以北。后陈永福虽然降职返回，但左良玉却始终不动。结果南北夹击的策略破产，变成了孙传庭的孤军东进。

李自成根据明军这一实际情况，决定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作战方略。李自成将主力集中于襄城一带，隐伏精锐，以老弱诱敌。

农民军在襄城与郏县之间构筑土城20余座，城内各筑一高台用于观察敌军进止之动静；各个城门内侧暗伏火炮，守城步兵各执长矛、弓矢，间以小炮，城前一二里以及各城之间，都挖深堑以阻止敌前进；骑兵列阵于城后，作为机动兵力。

为了诱使明军东进就范，农民军采用佯攻的战法，先后放弃了渑池（今属河南）、洛阳、龙门（在今洛阳南）、汝州等地，并不断与敌接触，且战且退，引其深入。孙传庭进占洛阳等地后，自以为得计，于是更加的骄狂不羁，冒险轻进。

九月初八，孙传庭率军进抵汝州时，农民军重要将领李养纯（号称“四天王”）突然叛变投明，并告知明军农民军老营在唐县（今河南唐河）、将吏屯宝丰（今属河南）、精锐尽聚于襄城的情况。孙传庭根据这个情报于九月初十，倾其全力攻破宝丰，州牧陈可新等农民军官吏被害，孙又分兵攻占了唐县，农民军将士的眷属惨遭杀害。孙传庭在给明思宗朱由检的“报捷”奏疏上称：“臣誓肃清楚、豫，不以一贼遗君父忧”，气焰很是嚣张。

不过他过于高估自己。李自成农民军以逸待劳，从容应对，一方面他凭借预设的深沟高垒，坚壁不战，以消耗疲惫明军；另一方面他派轻骑绕出敌后，进至白河（在今河南伊川东南），截断明军之粮道，陷敌于饥饿之中。恰值此时，连日降大雨，明军“士马俱饥，军中皆怨”。孙传庭为了解决军粮问题，于九月十三日攻占郏县，但是仅得骡、羊200余只，“顷刻间分脔食尽，不足给”。

九月十七日，汝州的明军因“乏饷”，不堪饥苦，纷纷哗变逃走。孙传庭迫不得已，留陈水福守郏县，白广恩走大路，自己和高杰走小路，回迎粮草。孙传庭前军一动，后军亦动，陈水福制止无效，也随即摔军撤退。

李自成见良机已至，亲率大军随后猛追。尚未熟悉战阵的“火车”兵，尽弃车逃跑，接着，骑兵也败逃。“火车”翻倒倾轧，塞满道路，明军大乱。李自成挥军奋力冲杀，骑兵凌腾，步兵遮击，明军大部分被歼灭。

孙传庭、高杰率领残兵败卒往北逃跑。农民军骑兵乘胜猛追，一昼夜追击400里至盂津（在今河南盂津东），孙传庭单骑渡过黄河，由垣曲（今山西垣曲东南古城）、阑乡，逃回潼关。

此战是李自成实施“先取关中”战略计划的关键性一战，共歼明军4万余人，缴获明军器仗辎重以数十万计。此战为随后的农民军西进关中铲扫清了障碍。农民军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主要是李自成采取了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正确作战方略。

在战前，农民军预筑固垒，隐蔽精锐以待敌；在交战中，开始时佯败以诱敌，继则坚守防御以疲敌，断绝粮道以困住敌，敌溃，则适时组织追击，给敌军以歼灭性地沉重打击。而且孙传庭轻敌冒进，致使粮草无法补充，陷明军于饥疲之中，回迎粮草又军无纪律，前军一动，全军皆乱，从而给农民军以可乘之机，最终导致大败。

崇祯皇帝朱由检得到明军失败的消息后大为恼火，将责任完全推到孙传庭身上，说他“轻进寡谋，督兵屡溃”，并免去他督师尚书的职务，令其收拾残兵败将固守潼关，戴罪立功以自赎。同时，朱由检又惧怕农民军直捣京师，“于是令晋、豫、保、东四抚，各整兵马，亲驻河干，协力堵御，不许一贼窥汉”。明廷此时已无力进攻，只有采取守势。

孙传庭逃回潼关后，收集残部4万人，企图负险顽抗，阻止农民军的入关。副总兵高杰认为将士眷属都在西安，战败思归，强迫他们守潼关，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因此，他主张“不如弃关专守西安，凭坚城以人自为战”。孙传庭坚决反对其主张，认为如果让李自成入关，“西安糜沸”，整个关中百姓将不为己用，局面将会演变的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决定固守潼关。

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初，李自成亲自率领大军自洛阳西进，兵锋直趋潼关，另派右营10万人自南阳经商洛，迂回进入关中。

十月初二，农民军主力一只虎李过部攻破阌乡。初六，农民军抵达潼关城下，同时李自成派部队由小道攀越山险，出潼关之后。农民军前后夹攻潼关。白广恩率兵力战，但高杰却“拥兵不顾”，径自逃跑，白广恩不敌遂逃往固原（今属宁夏），高汝利奔至汉中，高杰逃往延安。孙传庭感到情势已无可挽救，操刀上马，率亲丁数百冲向农民军，战死。农民军占领了潼关。李自成乘胜挥师西进，接连攻克华阴（今属陕西）、华州（今陕西华县）、渭南（今属陕西）、临澶（今属陕西）等州县。于十月初八，由南阳出发的另一支农民军攻克商州，击杀明商洛道黄世清。十月十一日，南北两路大军于西安会师。西安是明秦王朱存枢的藩地，面对农民军的即将攻城，陕西巡抚冯师孔急忙调兵遣将部署防御。由于陕西官军逃跑的逃跑，有的被消灭，西安城守力量十分薄弱，乃留下途经西安的5000四川兵协助防守。

十月的西安，已是初冬渐寒的时节了，守城明军衣食缺乏，难以抵挡农民军的强大攻势。秦王朱存枢本是“富甲天下，拥赀效百万”的亲王，将领王根子请求他给守城士卒发棉衣，他竟然拒绝，导致了军心顿时瓦解。十月十二日，农民军开始攻城，担负守城主要任务的王根子率先开东门投降，李自成率军进入西安。冯师孔等企图负隅顽抗，被农民军所俘斩。农民军俘获秦王朱存枢、永寿王朱存桑及布政使陆之祺等明朝官员。

李自成在西安实行宽待政策，授朱存枢为权将军、朱存桑为制将军。

西安地处关中要枢，它既是京师通往西北、西南的交通要害，又是明朝亲王的所在之地。它的失陷，对明朝来说是个重大打击。西安失陷的消息传至，朱由检急忙命兵部左侍郎余应桂为陕西三边总督，御史霍达为监军“联络延，宁、甘、固抚镇，收拾三边健勇土著，相继扼剿”。余应桂受命之后，竟然“日夜悲凝”，率兵进至山西后，则“逡巡不得前”。朱由检责以逼留，将其撤职，又命陕西巡抚李化熙代之。同样的，“化熙亦不能进”。

李自成攻占了西安之后，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分兵进攻孙传庭的部将，并占领整个西北，消除了东进的后顾之忧。他的具体部署是：令李过部追击北逃延安的高杰军；令田见秀部南出，追击逃往汉中的高汝利部；令贺锦、刘宗敏、袁宗弟、党见素西出，追击逃向固原的白广恩部。李过到达延安，高杰逃往宜川（今属陕西），又趁黄河结冰之际，过河到达山西蒲州（在今山西水济西）。李过转兵北攻榆林，经过激战，农民军占领榆林，明总兵尤世威被处死。

田见秀部南下到汉中，沿途州县均望风归附，明总兵高汝利也被迫投降。贺锦、刘宗敏等进至固原，白广恩投降。李自成亲自设宴白广恩，引起巨大反响。左光先、陈永福和一些其他将领相继投降农民军。刘宗敏返回西安，准备东征。贺锦继续向西挺进，十二月农民军占领甘州（今甘肃张掖）、肃州（今甘肃酒泉）。但在十七年（1644）正月，进军西宁（今青海西宁）时，农民军因丧失警惕，贺锦被害。贺锦部下在辛思忠率领下，占领了西宁，并于此驻军。

至此，整个西北地区均为农民军所占据。这为农民军东渡黄河，夺取京师，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建立了稳定的后方。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李自成于西安称王，改西安为西京，建立大顺农民政权，国号大顺，改元永昌。

李自成在称王以后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了很多的措施，这都为他以后彻底和大明的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然，那就是后话了。

李自成在称王以后在政治和经济上采取了很多的措施，这都为他以后彻底和大明的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