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克使围困之

时间：1641年

参战方：李自成军、明军

战场：开封

主要将帅：李自成

崇祯十四年（1641）农历二月十二日之开封战事，是由李自成肇起的。李自成，这是以为在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农民军领袖，其思想在前后期有很大的转变。李自成初期是典型的“流寇主义”，略地攻城只是为了玉帛女子，过着刀客般的抢劫掠夺的生活。

然攻陷洛阳城之后，李自成一改往昔铲平城墙之“废城”行径，而是委人以守，在攻下豫西洛宁之后，一改焚荡屠夷之滥杀，而是在搜罗部分官吏“过堂”之后，才推出斩首。

李自成三打开封，其志在江山地盘，久攻不去。这一仗打的是“战略”，非打不可。

时汜水县知县周腾蛟曾下次论断：“汴城不守无河南，河南无保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之大势甚可忧危也。”

明朝官僚中不乏明晓事理之人，只可惜在洛阳城被攻陷，开被杯水淹没后，果真是应验了周腾蛟的预言。历史赋予了开封城特殊的意义，它像明王朝的“滑铁卢”，它的完结决定了明王朝的气数尽矣。

当年城中之守备者，不知后来惨然之结局，不知其拼死固守到头来还是逃不过城破人亡的结局，为何不像洛阳城之守备者城头反叛，迎闯王以活命呢？当年开封之所以能够持久固守，实际上就像“老开封”所说的那样：“烈节在将，忠勇在民。”这就是362年前的实情，一旦市民都舍身逞勇，那无疑就是“人民战争”的了。

李自成领导的起义，最后演化成了一场轰轰烈烈有着广泛人民群众参与的战争。不过还应该对李自成再作一次小交代，不然开封战事之前因便糊涂不详。

历史如线，亦有结点，而往往在结点上的“动作”决定了大历史的走向。

崇祯二年，明朝廷没有裁减驿站经费的损招，李自成没有“下岗”，如若第二年陕西不闹灾荒，没有大批饥民，米脂人也不至于“从贼者十之有七”，刚二十出头的李自成也不会为“吃饱肚子”而走上“杀戮吃粮”的道路。崇祯皇帝没有意料到，朱明王朝居然会让“一马夫耳”革了老命。

假设崇祯五年，在晋冀豫被明军围困的闯王高迎祥、西营八大王张献忠、闯将李自成、绰号“曹操”的罗汝才等没有“诈降”这一招，欺瞒官家偷得一晌喘息，又假设黄河未“冰封成桥”，农民军无法走马越过大河天险，抵达河南渑池县的马蹄窝、野猪鼻，历史的车轮又该驶向哪里呢？

崇祯二年，崇祯并没有意识到“贼既渡河”这个不祥之兆，他坐守北京仅是催令“务刻期荡扫，如再疏泄五事，必不轻贷”。岂料这反倒让农民军如鱼得水“荡扫”了中原腹地。这时的农民军还“流突无定”，忽而突然来到湖北、四川、陕西，忽而窜入河南，直至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二十一日凌晨李自成攻陷了洛阳，斩杀了崇祯叔父福王朱常洵后。崇祯始才开始害怕起来，他心里非常的烦躁，说：“我连自己的叔父都保不住，我又怎么去保朱家的江山社稷呢？”区区一个银川驿站马夫陕西米脂县双泉里人李自成，居然能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

洛阳失守，开封守军副将陈永福火急率军救援，自然地开封城守备也虚了以一大半。

李自成获此情报，便和部下商议；“我等来个回马枪：奇袭开封。”

崇祯十四年（1641）农历二月九日午，西关外乡民们争道入城，车辆阻路，道路不畅通。百骑农民军伪装成官军，因其不能长驱直入，故与乡民们一路上拥拥挤挤，拥至西门。然防守官将之看得一清二楚，忙闭合城门，城上火石大炮齐放，百骑退回。

此后，李自成骑兵3千，“协从”3万抵达开封西关。农民军大举攻城，时称初围。

自崇祯十四年二月至十五年（1642）九月，李自成3次围攻开封时，他不仅身在开封目睹农民军围城的全部过程，而且还与明开封守臣高名衡、黄澍等一同谋划守城防务，在开封第二次被围攻时，他担任左所总社，率领地方武装守城。

第三次守防，他为义勇大社总巡事务，日夜随守臣巡城。

农民军进攻西城，城垛口先是桌面、门板以蔽炮矢，但似乎抵御不住炮矢的轰击，城头兵士们手足不能施。十三日生员张坚急中生智，以原木捆绑成筏，宽可跨三到五垛长，又长出垛外四五尺，上可容10人，“我兵得展手足”。推官黄澍命快手朱光祖督造“悬楼”，一夜建成50座，分置于城上。

十四日，看似笨拙无比的“悬楼”在实战中发挥了效应。攻城的农民军似乎死伤不少，惹得“贼怒甚，射终日，箭插城垣如猬”。

十五日，农民军以48人为一组搭云梯攻城，一个名叫朱之沧的守城兵士，缒城杀贼得首级一颗，得赏银50两。李自成原先设想的以奇袭方式夺取开封的盘算落空了，连日来又强攻受挫。十六日前往洛阳救援的陈永福得知开封遭袭，两昼夜兼程赶回，其部入城之前，顺手牵羊式的“由孤魂坛穿贼营”进入小西关，砍杀一阵之后，才统兵来到城下。巡按高名衡命令陈永福儿子陈德在城头看得真切后，开水门让其进入。当天夜里，陈永福一部官军恋战，杀得眼红，一时忘记归城，被清醒过来的农民军团团围住，直到第二天早晨，还在小西关恋战，伤亡不少。一名官军登上一屋顶，连杀7人，农民军不敢靠近，只好以乱箭射杀了他。

十七日，李自成在西门外巡视，陈永福儿子陈德一箭射中了李自成的左眼，那一箭是否促成了农民军的自行解围，无史料佐证，不过翌日黎明时分，农民军前锋向西撤离，直至傍晚全部遁去。当陈德射中李自成，见其“抱头惊拥而去，始知为闯贼也”。

陈德的这一箭，后来大多被认为是陈永福所射的，因此在大顺政权劝说总兵陈永福归降时，李自成听闻陈永福担心那一箭之仇，于是便出言消解其顾虑。再后来在抗清的太原战役中，陈永福是认真守城的，不过最终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归降了大清，此为后话。

河南为朱明王朝的建藩之地，一共有7个藩王在此，此地宗室财富聚居，可谓富甲天下。福王朱常洵就是就藩于洛阳，周王朱恭枵居住在开封，两人在战时迥异的作为，虽然不能左右战局，却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们自身的命运。

相较于福王朱常洵，周王朱恭枵明大理得多，在大兵临城当日，他不惜倾尽家产，“下令民间，有能出斩贼一级者得赏银五十两，能射杀一贼者赏三十两，射伤一贼或砖石击伤者赏十两”。这番举动果然奏效，百姓纷纷持弩操刀登城，另外周府家丁800也都登西城守御。而洛阳福王却不采纳官府的意见，“一筹不画，一钱不舍”，十足的“铁公鸡”一个，城上兵士军饷不济，食不果腹，因此多有怨气，这也是促成洛阳守军临战反叛的原因之一。城陷后福王家私不仅不保，连他自己的性命也丢掉了。农民军于迎恩寺搜捕到他，在押送他“朝见”闯王的路上，恰遇被五花大绑的曾经向他献言捐助的明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可怜的福王竟然大叫“吕先生救我”。“色怖，泥首乞命”的福王被李自成奚落一顿后，重打了40大板之后，斩首示众。

导致战争的胜负的原因很多，情形亦非常复杂。洛阳失守，不是无兵无民可恃；开封固守，不是兵多民勇，而在于非常时期，官家谋划、调配到位，民中自有奋勇者。

主动撤围的李自成部向西，接连攻克了密县、登封、嵩县。崇祯十四年七月，绰号“曹操”的罗汝才因同张献忠不和，率领部众进入河南，同李自成部合营，仗似乎打得越来越顺手了。

在农民军解围西去的第二天，开封官府便督众修葺城垣，昼夜兼工，十日告竣。汴人预计农民军还会再来，却未料到有那么多人。

崇祯十四年（1641）十二月二十三日，李自成、罗汝才合营进逼开封城下。是日下午，“贼七骑飞奔曹门（东城门），贴伪告示二张于栅上，守关兵士追之莫及”。当天晚上，李自成老营屯土堤外应城郡王花园内，大约距离开封城5公里，罗汝才安营繁塔寺。

第二次围攻开封，农民军有精兵3万，协从40余万，农民军声势大盛初围。在明史官方文书中所说的“协从”，往往是新加入的饥民，这些人缺乏战斗经验，纪律松懈。“精兵”，也即跟随李自成多年征战的“老革命”，他们是农民军的作战主力，每天吃三顿饭，“协从”和随军家属只能吃两顿饭。

不过间隔10月，李自成已经学会了先礼后兵，曹门外的告示已少了些许的杀气，多了些斯文：“即开门投降，一概赦罪纪功，文武官员照旧录用，断不再杀一人以干天和。”但最后却狠狠的来了一句：“仍旧延抗，本营好杀恶生。”

第二次围开封的农民军，俨然以强者姿态对城内人发话，并对急速膨胀起来的义军开始进行约束：“窝铺内藏匿妇女者斩。”

城内文武官员自感到官军不济，祥符知县王燮无奈创立的社兵，实际上是组织市民参战的临时地方武装。既然了有社兵，必然要设置社长了。

农民军兵临城下的当晚，王燮火急请将，为此还闹出一场小误会。知县夜派人召李光为左所总社，使者却误召其父。老父突兀，又适多病，也就推辞不就，惹得知县王燮勃然大怒。乡绅张文光知晓，再次前往李光家，说“召，非召父”。李光闻知，第二天一大早便登门见知县，领了兵符，一个小小贡生统左所总社兵。这开封四墙守备，多为文人统领，仅有南门为武将陈永福把守。

枕戈待旦的农民军，二十四日攻击曹门至北门一线。

北城外，有明督师丁启睿从南阳赴汴的3千官兵，就濠边筑垒防守。无墙可据的官军，一经接战，便全面溃败推至瓮城内。这时，两军混杂其间，王燮立即令加土塞门，官军哀号求入，丁启睿也恳请打开城门放他们进来。当时知县王燮条件反射似的大呼：“此何光景，尚敢启门也？”农民军汹涌纷至，已登瓮城，距离大城不过数丈。要说这瓮城具备防御功能，完全可以“关起门来打苟”，可偏偏两兵混在一起，城头守兵不好援手，一时间无计可施。情急之下，王燮建议用火攻，以解其危，督师丁启睿吝惜所部将士不忍心下狠手。尚在迟疑间，王燮令众人齐抛火炬，城下兵士躲避不及，霎时引火烧身。(www.daowen.com)

数日后，城上守备缺员。李光“设钱缗置城上，临时雇募壮丁守城，每次人给钱百文，饼四个，百姓蜂拥愿雇”。

仗一直打打到次年正月初一，是旧历新年的日子。那一天“贼驱妇人，赤身濠边，望城叫骂”，城里人亦不肯示弱，叫来僧人裸立女墙对骂，双方皆助之大炮轰击。

当日，李自成因久攻不克，一怒之下把大营移至城北三里许立帐。城上的人能依稀瞭见营中往来，于是架起“红衣大炮”一尊，远射过去，正中其营，卷起飞烟灰尘一道，李自成幸免于难，便移营土城外。

两军对持，双方不免紧张。正月初一前两天夜里，城中一名王才的佃户，醉后引火，延烧草屋三间，全城惊惑。黄推官恐内细有意，不细究严查，当即推王才于市斩杀。初三，李自成恐丁督师归降部卒反水内应，于是将其众诱自老营点名，乘其不备之际，悉数缚手斩杀掩埋于莲池坑内。

初四那天，风雪交加。城上“大雪湿衣，兵寒难忍”。巡按高名衡召李光，命令立办2万件棉被以御寒，“如迟，定以军法从事”，李光不得已召集社兵，人人筹集。于是每社兵出10件，家有店铺的50件，商贾人家的30件，原为佃户的社兵也回去告知其主人，捐出衣被。当晚，棉被分发给守城兵士。

白愚在其《汴围湿襟录》中，记录官民如此对话：“官军需尔衣被，奈尔妻子冻馁何？”民语：“妻子在家可忍，官军霜立堪怜。”此番对话之后，老大不小的爷们也都相拥而泣。

明末农民整个战争历史，唯河南开封最坚。农民军方面亦非不用命，也都是“前者死，后者继之”的铮铮铁汉。在第二次攻打开封实施爆破时，农民军每人冲进城下凿取3块墙砖，完成任务回营休整，不足数的正法。

正月十三农民军掘洞炸墙是为例证。一连数日农民军战士轮番冒死冲到城墙东北角，掘出了长长的洞穴，并每日往返背负布囊装填炸药。是日，拉出长线，千余骑兵步兵预备濠边等待城炸开缺口时即刻出击。一声炮响，天崩地裂，砖石腾飞，碎落飞溅数百米，设伏待命的农民军死伤惨重，而城上城内却未伤一人，城墙外壁坍塌，虽然里墙仅厚尺许，但依旧卓然兀立。

这却让农民军士气黯然，萌生退意。第二天，“老营贼五鼓拔营，攻城贼未动。晌午时分，贼马飞奔，呼众贼速走。自西北向东南，扬尘蔽日。”

李光与众守官于城头看得分明。第二天，开封城门大开，守城官家到罗汝才扎营的繁塔寺探看，营地牛、驴、马皮肠肺，间以人尸，全营上下一片乌烟瘴气。

从曹门到北门外10余里，“横尸遍野、断发满地，死伤者无虑十万”。黄推官命令地方民夫就地掩埋，10日还未能清理完毕。城外遗牛3万头，官家禁止兵民掠夺，当时以平素半价卖给了农民，另遗妇女3千多，让亲属认领后，还剩下300多口，送至尼庵供养。

农民军自行解围之后，开封城墙固修。随后，明军依旧与闯王接战，但“终不能扑灭，致有第三次围城之祸”。

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初二，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崇祯急令丁启睿、左良玉等率明军前来援救，明军总数18万，号称40万，于朱仙镇和农民军摆开决战的架势。李自成暂将主力移师朱仙镇，稍经交锋，明主力左良玉部7千人避战而逃，李自成于五月二十五再度围攻开封。

左良玉的退却，实在是故意，此人跋扈难用，但崇祯又不便责罚他。左部号称兵多将广，事实上骨干兵力不过2.5万，相当一部分是他招安过来的原农民军部队。明朝廷明白，一旦处置不当很可能使之一哄而散，再度成为“流寇”。此时的明廷，可以利用的军队一是吴三桂辽东部队，二是湖北的左良玉部队，三是陕西孙传庭部队。但为了预防满族入关，即使在北京被围攻告急直至覆灭时，明廷也顾及边患没有调动最精锐的吴三桂部。陕西因处决原总兵贺人龙后，还需稳定军心，解除开封之急，崇祯还是寄希望于左良玉。

对于左良玉，崇祯采取了结之以恩的笼络方法。良玉年轻时曾经因触犯军规被削官去职，屈身走卒之列。后来被河南归德府人侯洵看中授予兵权，因又在辽东战役中崭露头角，才从此官运通达。左氏对侯洵甚是感恩戴德。崇祯帝对此了然于胸，所以释放了在狱中服刑的侯洵，委之以兵部右侍郎等军职，其用意在于利用他和左氏私交，调动左部与保定、山东、河北等官兵南北合击李自成农民军。

侯洵倒是个能通盘考量时局的人，他的策略是“维城当不急于社稷”，主张各省固守本境，等待时机。他认为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粮食窘绝，李自成拥百万大军于河南，也只能蹲着挨饿，到那个时候再督率左良玉北上，会同陕西总督孙传庭夹攻农民军。

孰料，侯洵的主张正好与崇祯的本意相逆，侯洵建议一提出，立刻被否决掉。侯洵无奈，只好下令左良玉北上，左良玉明知道自己不是李自成对手，举军北上有可能遭致全军覆灭，但碍于侯洵的面子，便先行令5000兵卒开拔，声称30万大军随后跟进。此30万人马的弦外之意是粮饷的数字，侯洵还算聪明，明白了左良玉的用意，忙回函言道，无法解决30万人的粮饷，请其不必北上。崇祯见起用侯洵不灵，开封无援。同年底，罢侯洵官职，重新把他投入牢狱。

后来，陕西孙传庭部听从了明廷的调遣，10万大军于是年八月初一在西安关帝庙誓师出潼关，途中得知开封已经陷落，遂改向豫南方向进发，李自成率部向西迎敌，两军于郏县接战，孙传庭部几乎被全歼。

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初二，农民军在拿下归德府（河南商丘），并扫清开封外围之后，遂大军压城。李自成部至西城，兵屯阎李寨，罗汝才兵屯横地铺，两营纵广约15里。

农民军的后续部队全部到达堤上，其马往来不断，时有游骑下堤，将至城而旋。第三次兵围开封，农民军围而不打。其间农民军在去城南数十里的朱仙镇打援，将左良玉部赶走，又折回来围城。直至九月中旬水淹城没，中间开封守军实际上仅10天的“消停”。

如果没有初围、二围开封久攻不破后的“谨慎”，围而不打绝对不是农民军的性子。第三兵围开封时，河南境内城邑十之已陷七八，军事实力的天平无疑移向农民军一方。李自成深知开封维城意坚，但久困无粮无援，必然会不攻自破。不料城内官民的意志，再次出乎他们的意料。

吃饭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开封守城军民。濠外堤内的小麦将熟，双方竞相抢收。相遇时，“兵多贼即走，贼多兵亦趋避”，不到一天的光景，城边麦地尽收，仅存土堤边麦地未收。

五月二十六，开封五门全部打开，放兵民出城打草、采野菜。兵士割草喂马，民割草一担，卖价200文，后涨至三四百文一担。野菜可食，每斤售价初50文，后至500文。一连7日开封官民启城门以自救。

六月初四，官府从一名叫崔卖婆的妇女身上搜到了金银六锭，经过审讯后才知道，此妇假采菜出城，秘密来到闯王老营，言城中事，拿了赏银返回。后崔氏被斩于市，从此官府禁绝妇女出城。

起初城内尚有粮食买卖，奸商乘机囤积居奇。南城名遇春之商人，以二斗粮一两银出价。恰逢黄澍到南城巡访，将遇春捉拿了，临刑前遇春苦苦央求道：“有麦八百石，愿以赎命。”黄推官厉声呵斥：“不要汝麦，只要汝头。”斩首一奸商，麦价被抑制了。不过到了六月后，“客粮已尽，民粮不卖，从此乏粮矣”。

黄澍发银，委社兵购买民粮。起初官家高价自百姓家中购粮，后来百姓也已基本上断粮，不肯再出卖余存。于是开始有官家强闯民宅，翻箱倒柜地收夺粮食。除了周王府以外，都不免于此，到了八九月之交，民粮已经无余可取，饥饿之困到了“人人相食”的惨境。在光天化日之下，时有强壮者将人掳至背处，杀掉割肉分而食之。虽有民间告至官府，官府亦已无力侦破。开封城内死寂，多户人家早已粮尽，已无力出户走动，闭门等候死亡的降临。此时，守城官军被允许杀马充饷，竟然有将马肉人肉相混，每斤卖价数两，一马可值千金。弱民不能杀人食肉者只能吃几乎一切不能吃的东西。如水草、胶泥、皮革、中药，甚至是新马粪。

九月初一那日，推官黄澍行至曹门，眼见一二人在城墙下，敲人骨吸髓，不忍目睹，返身折回。从曹门到北门兵士，每天三四百地饿死，“夜则城头寥寥，处处鬼叫”。黄澍面北长哭，于是写下了绝命词三十首。汴城沦陷后著书《誓肌漫记》。正是这位黄推官，农民军三围开封时独擎大旗于曹门，招得万人于旗下结社，并于关帝庙以大铜罄盛酒，手刃鸡血与汴梁豪杰遍饮起誓，结义勇大社。又是这位黄澍每每凑足一顿牛肉、大饼，大餐之后，屡屡出城与农民军拼死厮杀，竟也次次小捷而归。有一次，曹门将官高禄率兵夜袭敌营，被对方砍断双手，众兵将其抬回城上，黄推官一见，放声痛哭，给麦一石，米五斗，银五十两。

明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十四夜，“河伯震怒，水声远闻”，黄河决口，第二天黎明，黄河水漫至开封城下，“西南贼俱远遁，东南贼溺死无算”。据史料所录，因李自成围困开封城致使农民军躲避不及，溺死1万众。九月十六开封守军两营兵以土塞门，“水自隙入，势不可扼”，“是日，南门先坏，北门被水冲开，至夜，曹门、东门相继沦没。一夜水声犹如数万钟齐鸣”。九月十七黎明，“满城俱成河汉”，仅存钟、鼓两楼及周府紫金城屋脊、相国寺顶、延庆观、土街等高阜处。时隔3年余，也即由明至清的顺治二年（1645），河南巡抚宁承勋“由大河泛舟，直抵城下，城垣半在沙淤水浸之中”。20年之后（康熙元年），河南巡抚张自德、布政使徐化成开始重建开封城。

关于决堤没城之元凶，明清史料多谴责农民军所为。而李自成大顺王朝毕竟未能坐得江山，也未获得话语权。白愚、李光壂对此也说得也不很坚决，如白愚所言：“黄河之水虽起寇祸，实值河水骤涨，是天也，非寇也。”

推官黄澍等被困于水城之中，第一时间派两个家丁，抱一木泛水北去，经过三昼夜才到土堤，时在河北监军的王燮得到黄澍手书，面朝南大哭不止，连夜督20余只大船，自己乘小船由北门直入城内，与巡按高名衡、黄澍一起到紫金城上救周王，几人见到周王后抱头痛哭不已，随后以舟船将周王及眷属五百号北渡而去。随后王燮又召集小船多艘，将聚集在城头、屋顶、树上的百姓渐次运抵河北。

当此之时，一些恶兵奸民架舟泛行，窥有财物，乘四周无人，将难民推入水中，杀人灭口。难民渡水者，中间有携带财物的，大多被兵士搜夺劫取。有民呼告监军王燮，王燮立即将其斩首示众，以肃清道路，保障民众。

其实水没开封时，城上还有数千兵卒滞留。巡按及时运粮、厚赏，命令兵卒恪尽其职，守备不懈。数日后，农民军也造得了舟船或木筏，数千人登上西城，两军居然于城墙上激战两日，后因官军势弱力穷不支，登船北渡。

登城农民军逐渐增多，城墙地方窄小，军力无法施展开来。监军王燮决意再战，九月二十六秘密发兵3000，潜伏登上西城，当时农民军松懈不备，多未携带兵器，忽遇官军袭击，措手不及，被逼投水亡命而逃。若白愚追述的数字：溺水死者数千，斩首级500余颗，活捉62人，后押解到北岸柳园全部斩杀。

关于开封城中战死、饿死、溺死的人员数字，无人能说得准确，十之九亡为古人的概算。白愚说城内有百万之众，后奉旨领赈者不足10万；而今天的开封人说：“城破后人还剩2.7万，明末开封最多30万人口。”数字并不是总结一场战争的关键，或许最该知道的是那场战争终结后的重大历史意义，开封城覆灭宣告着明王朝的终结。1644年旧历三月十九中午，李自成由德胜门进入北京城，此时的京城早已脆弱得不堪一击。

1644年正月，京城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居然异想天开地提出派人去开封打捞沉银。此时国库实在是拮据，崇祯听说有银可捞，遂敦促人火速去办。但又觉得名义不雅，即以修复汴城为名，去其积水，捞出沉银，以助军饷。并欣然批语：“其汴城捞费一事，宜专官密行。”

在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时，明汜水县知县周腾蛟就曾经预言：“职之痛哭哀吁者，非为汜水也，非为汴城也，亦非为周藩天潢宜轸、百万生灵宜恤也。独念汴城系河南枢纽腹心、南北咽喉也。……汴城不守是无河南，河南不保是无中原，中原不保则河北之咽喉断，而天下之大势甚可忧危也。”

明安庐池太巡抚郑二阳为河南鄢陵人，他也指出：“中原为天下之腹心，开封又为中原腹心，闯贼眈眈窥犯为谋甚狡。虽幸固守无意，然属邑丘墟，则开封亦块然孤城。倘一旦沦陷，天下事尚忍言哉！”

后来的事实证明，自从开封陷没以后，明朝在河南就再无一个强固的据点。千里中州的易手，使李自成起义军获得了战略上的主动地位，而明廷则由于咽喉被扼，腹心内溃，处于半瘫痪状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