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廷反革命围剿全面破产

时间：1639-1641年

参战方：农民军、明朝

战场：襄阳

主要将帅：张献忠、罗汝才，熊文灿、杨嗣昌

张献忠像

张献忠（1606—1647），字秉吾，号敬轩，延安肤施（今陕西定边东）人。他与李自成同岁，出身贫苦家庭。自幼聪明倔强，跟随父亲做小生意，贩卖红枣。成年后当过捕快，后又到延绥镇当一名边兵。张献忠生性刚烈，爱打抱不平，几乎为此丢了性命。献忠因被人陷害，犯了“法”，当斩，“主将陈洪范奇其状貌，故请于总兵官王威释之”，最后以“鞭一百免”。革役后他逃回老家。

天启末年，陕西全境连年灾荒。陕北境内发生严重的干旱和虫灾，禾苗枯焦，饿殍遍野。民不聊生，农民最终只有铤而走险，起来造反。农民起义的星星之火首先从陕北地区燃起，并很快形成燎原之势。最初，府谷的王嘉胤、王自用起义，占领了黄龙山。接着宜川王左挂、安寨高迎祥、洛川张存孟、延川王和尚、汉南王大梁等纷纷起而响应，斗争烈火燃遍了陕西全境。不久，李自成在米脂起义后参加了高迎祥所率的起义军。

崇祯三年（1630），张献忠在家乡召集十八寨农民组织了一支队伍响应王嘉胤等起义。他自号“八大王”。由于他“身长瘦而面微黄，须一尺六寸，僄劲果侠”，军中称其为“黄虎”。这一队伍开始时属王自用，后来自成一军。张献忠小时读过一点书，又受过军事训练，为人多智谋，果敢勇猛，很快就显示了其指挥才能，他的部众成为当时以王自用为盟主的三十六营中最强劲的一个营。从此，张献忠跟随起义军，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安徽、湖北、四川等地，屡立战功，声望较高。他的队伍也由几千人发展到了几万人，成为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部队。在与官军的作战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崇祯六年（1633）冬，起义军大部分渡过黄河南下，张献忠所部是以高迎祥为盟主的十三家之一。

崇祯八年（1635），各路义军被官军围困于河南。为了突出重围，十三家义军首领于河南荥阳举行军事会议，商议决定分兵定向，打破官军的围剿计划。会后，张献忠和李自成在闯王高迎祥的带领下，向东挺进。张献忠的部队成为这支东路军的主力。他的部队作战勇猛，接连攻破河南的固始和安徽的霍丘等州县，兵锋直指明中都凤阳。作为东路军先锋的张献忠部队，在大雾弥漫的清晨将凤阳城团团围住。不到半天工夫，就全歼了守卫凤阳的2万官军，击毙守将朱国正等人，生擒了凤阳知府颜容暄，并当着百姓的面，历数他的罪行后，处以斩首。张献忠把战利品和府库里的粮食，分发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又叫农民和四乡百姓砍光明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朱元璋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最后放火烧了皇帝的祖坟。

此事震撼朝野，崇祯皇帝得知消息后，立即穿上丧服，跑到太庙，跪在祖宗的牌位下放声痛哭；并下令朝廷文武百官素衣素食办理公务，以表示哀悼。一向推诿责任的崇祯帝，这次又把责任推到官员身上，撤了兵部尚书的职，杀了凤阳巡抚和巡按御史的头，还将早已革职闲住的五省督师拉出来定死罪。尽管如此严厉，官军将士仍然挡不住张献忠部队的纵横驰骋和强势进攻。

崇祯十一年（1638）春，各路义军连遭挫折。特别是崇祯十年（1637）四月，明朝兵部尚书、内阁大学士杨嗣昌策划了“四正”、“六隅”、“十面张网”的围剿战略，李自成在陕西几遭失败，刘国能等也在河南叛变投降，这些给张献忠的队伍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张献忠在进袭南阳的战斗中被左良玉军击败，身受重伤，幸被部下孙可望力救脱险，于是携部退居谷城（今属湖北）。在官军的强大攻势下，起义军为了保存实力，张献忠在谷城、罗汝才在郧阳，分别接受了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受“招抚”后，张献忠拒绝接受改编和调遣，亦不接受官衔，保持了独立性。他将4万人的义军部队分布在总部谷城的四郊，分四营，各设一员大将率领。并在休整期间，集草屯粮，打造兵器，招兵买马，训练士卒。张献忠还经常请人给他讲《孙子兵法》，并结合具体战例，总结经验和教训，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崇祯十一年（1638）张献忠、罗汝才受抚后，仍然保持独立自主的地位。熊文灿为了控制张献忠，曾经下令欲将其部队裁减为2万人，其余遣散还乡，张献忠不但拒不接受，而且要求明廷发给10万人的军饷。熊文灿无计可施，只好照办。而当熊文灿命推官程9万前往调动其部队镇压农民军时，张献忠竟对熊文灿“檄之者三不应”，未予理睬。他“造仗练兵”，把部队屯于谷城四郊，与百姓混合居住，从而控制谷城全境，并用部队屯耕和设卡征税等办法，筹集粮饷。他还制造三眼枪、狼牙棒、连弩等铝械，以改善部队装备，学习孙吴兵法，采用”团营方阵、左右营诸法”训练部队。

崇祯十二年（1639）五月初九，张献忠率农民军冲进谷城县衙，索印倌，杀仰药未死的知县阮之钿，放出囚犯，打开府库，在墙上留书历数熊文灿贪赃受贿的种种罪行，宣告自己与之势不两立的决心。

张献忠再度起义后，移兵房县。罗汝才、白贵、黑云祥等三部立即响应，于五月下旬攻占房县。其他“受抚”的农民军除王光恩外也群起响应，但他们后又复投官军。至此，熊文灿苦心经营的妄图以“招抚”平息农民军的反抗的梦想彻底破灭了。熊文灿得知张、罗起兵之后惊恐万分。

六月，张献忠占据房县。熊文灿为了遏制农民军进攻襄阳，急令楚抚方孔媚防荆门、当阳（今均属湖北），郧抚王鳌永防江陵、公安（今均属湖北），陕抚丁启睿、蜀抚邵捷春各守己境，布网设防。

七月，农民军进入房县一带山中。熊文灿令左良玉率部追剿农民军。左良玉认为“路险，饷艰，不可追”。熊文灿为减轻自己的罪责，强令左良玉进剿。左良玉不得已以河南副将罗岱为前军，自己率军随其后。官军进至离房县80里的罗猴山（又作罗碾山、罗喉山，在房县西），粮草用尽，以树叶充饥。农民军设伏两山之间，以待官军的到来。罗岱与副将刘乖捷分右、左进兵。农民军伏兵四起、大败官军，俘斩罗岱。左良玉军“大败奔还，军符印倌尽失，弃军资10余万，士卒死者万人”。

这是张献忠谷城再起后打的第一个战果显著的伏击歼灭战。

消息传至京师，朱由检震怒，将熊文灿和总兵官张学任革职，左良玉贬三秩，图功自赎。八月二十五日，朱由检令刚刚移交兵部事务的阁臣杨嗣昌为督师，节制总督、巡抚、总兵，围剿农民军。随后采纳了兵部尚书傅宗龙的建议，令“各督、理分任责成，督率各抚、镇，随赋所向，分别顺逆，合力扫除农民军，立限十二月成功，违延一体参处”。

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二十九日，杨嗣昌奉命抵达襄阳（今湖北襄樊）。

十月初一，他召集各路将领召开军事会议，分析湖广形势，研究制定作战方案。此时，李自成尚隐伏于陕西，湖广、四川交界的山中，农民军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张献总部，其次是罗汝才，惠登相等十营，再次是左、革数营（即左金王、革里眼等），而数张献忠部势力最大。于是杨嗣昌决定先征讨张献忠部。当月，他向朝廷建议任命左良玉为大将；“挂平贼将军印”，赋予左良玉指挥其他各镇兵的权力。

崇祯十三年（1640）闰正月，杨嗣昌令“诸道进兵”。罗猴山大捷以后，九月张献忠、罗汝才分别行动。张献忠原本打算进入陕西，但由于陕西官军的堵截而转入川东。(www.daowen.com)

崇祯十三年（1640）闰正月，杨嗣昌命陕西总督郑崇俭带领副总兵贺人龙、李国安等部入川攻打张献忠部，而令左良玉驻陕西兴安、平利一带。左良玉不听，于二月初一，率兵进入四川。二月七日，左良玉及郑崇俭部与张献忠农民军于太平县（今四川万源）玛瑙山大战。张献忠失利，部卒3500多人牺牲，妻妾7人被俘。而后献忠又接连失利，遂转入湖广兴山、房县山中休整。

罗汝才与张献忠各自活动后，曾于崇祯十二年（1639）十一至十二月在兴山的香油坪全歼楚将杨世恩、罗安邦部，杨、罗被斩于阵。当时，杨嗣昌为了集中力量围剿张献忠，而对罗汝才采取招抚政策。他派人入汝才营劝降，汝才不听，转入四川东部。张献忠避入深山之后，官军集中力量对付罗汝才等部。罗汝才虽然取得一些胜利，但损失亦较为严重。

崇祯十三年（1640）七月，罗汝才等部又从四川返回湖广的兴山、房县，与张献忠部会合。张、罗会合之后，军队人数达数千人，决定再次进入四川，当月抵达巴雾河（在今四川巫县北）。

八月，四川巡抚邵捷春调兵防守巫山一带险要，以扼住农民军入川之路。同时，监军万元吉调陕西将领贺人龙、李国奇，湖广将领张应元、汪云风和四川将领张奏凯各率所部合力进击农民军。张应元、汪云凤从达州（今四川达县）到达夔州（今四川奉节），扎营土地岭（在巴雾河附近），而贺人龙等“盲乏粮，不至”。张献忠见张应元孤军到来，于是率全部精锐发起攻击，大败官军。张应元所部5000人大部溃亡。副将潘映奎被杀，张应元身中流矢，率部突围，汪云风死于逃跑路上。

九月，杨嗣昌到达巫山。张献忠与罗汝才率军攻破观音岩（在今四川巫山东北）及上、中、下马渡，打败召捷春部将邵仲光（亦作邵仲先、邵先仲）所部，绕过大昌，进屯开县，“辎重妇女甚众，行则发哨远探，止则息马抄粮。官兵遥尾其后，莫敢截击”。杨嗣昌因失观音岩斩游击邵仲光。月底，农民军自开县西向进抵达州。杨嗣昌：“劾奏川兵玩寇疏防，陕兵噪归挟饷”。逮捕川抚邵捷謇，罢陕督郑崇检官，命令贺人龙、李国奇等“戴罪讨贼”。

十月，张罗联军取道巴州（今四川巴中），攻克剑州（今四川剑阁），趋广元，准备进入汉中，但因贺人龙、赵光远扼守朝天关（在今四川广元北）、百丈关（在今四川旺苍西南），不能过去，于是越过昭化（在今四川广元西南）往南回剑州，突破梓潼和涪江一线明军截击，击毙川兵四将，杀降将扫地王张一川。

十一月，农民军先后进至绵州、汉州（今四川广汉）、什邡、绵竹（今均属四川）、金堂（在今四川金堂西），然后沿雒水（亦名雒江）南下，抵达简州（今四川简阳）、资阳（今属四川）。为了追击农民军，监军万元吉在保宁急忙调整部署，擢升总兵猛如虎为正总统，令张应元为副总统，率军急奔往绵州，分别派遣诸将屯守要害。农民军在明军抵达绵州之前早已离开，于是明军至澶川。这时农民军已到简州。万元吉遂督军抄小道直趋射洪（在今四川射洪西北），扼守蓬溪（今属四川）。这时，农民军侦知官军迫至，于是乘夜南下，进抵内江（今属四川）、大足，攻破荣昌、水川，官军追赶不及。这时，杨嗣昌从顺庆（今四川南充）进至果州（在今四川南充西），企图调诸将合击农民军，然而明军诸将皆退缩不前，他又调左良玉，“九调而九不至”。

十二月，杨嗣昌抵达重庆，继续实行他那剿抚兼施两手抓的手段。一方面，他“下令赦汝才罪，能降者受都司以下官，惟献忠不赦，有能擒斩者赏万金，爵通侯”。不过第二天，他的衙门内到处都贴着“有斩阁部（指杨嗣昌）来者，赏银三钱”，表明农民军对他的蔑视。另一方面，他檄调贺人龙进剿农民军，但“三檄贺入龙，骄蹇不奉约束”，表明了他的兵权也受到挑战。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抚是剿都难有成效。

十二月初五，张献忠乘明军畏缩不前之机，在攻破破隆昌之后，攻入沪州（今属四川），杀分巡副使黄谏卿、知州苏琼、卫指挥王万春。泸州三面临江，仅立石站一路可以北走。明监军万元吉企图以重兵从南向北进攻，迫使农民军北走，而以伏兵歼灭之。可是，当猛如虎率军来到立石站时，农民军早已闻讯撤出泸州，经南溪（今属四川）北上，沿途陷荣昌，破仁寿，杀知县刘三策，官军又扑了个空。而后农民军越过成都至德阳、绵州，继续东进，于月底攻占巴州（今四川巴中）。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杨嗣昌亲率舟师顺长江下云阳（今属四川），并令诸将从陆路跟踪追击。但此时明军已经疲惫不堪，无力作战。贺入龙部“已大噪西归”，唯一可依靠的仅猛如虎一部，但他所部也只有宁、固600骑兵可用，其余原为左良玉兵，“骄悍不奉法”，只有参将“刘士杰深思立功”。相反，农民军越战越勇，士气高涨。张献忠攻克巴州之后，继续东进。

正月十三日，农民军进抵开县（今属四川）之黄陵城，不久，官军追兵亦到。此时天色已晚，又下雨。官军诸将都以“人马乏，请诘朝战”。但猛如虎和参将刘士杰立功心切，不顾士卒疲惫，执意进攻。刘士杰率先搏战，猛如虎随后跟进。经过几次激烈交锋，张献忠退至山巅，登高观察，发现明军无后续部队。于是，以精锐绕出敌后，给明军以突然袭击。刘士杰所部被歼，猛如虎之子猛先捷被杀。猛如虎率少数亲兵在中军马智的护持下，狼狈逃窜，印信、旗纛都弄丢了。农民军长驱东进，于二十一日过巫山，进入湖广境内。杨嗣昌奉命督师追剿农民军之初，就曾“谋以蜀困贼”，欲将农民军驱至四川后，然后集中兵力围歼农民军。但农民军真进入四川后，他不但没有消灭农民军，反而被张献忠“以走致敌”的流动战术，拖得精疲力竭，官军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张献忠在取得黄陵城之战胜利后，乘东路官军防务空虚之隙，挥军东下，经夔州、巫山，昼夜疾驰，迅速到达兴山，进攻当阳。郧阳抚治袁继咸闻警仓促发兵前来救援。

这时，农民军侦知襄阳无备，于是张献忠一面令罗汝才率部与郧兵相持，一面亲率轻骑北上，以一昼夜行军300里的速度，直趋襄阳。途中恰遇杨嗣昌所派的使者，命部下将使者杀掉，取其军符，于二月初四进抵襄阳近郊。入夜，张献忠令部下28骑伪装成官军，持军符先驰至城下，佯称奉杨督师命令，前来调兵，守城官军验符相信，开城放伪军进入，安置于承天寺。

当时，襄阳城防比较薄弱。杨嗣昌进入四川后，只留监军佥事张克俭守该城。入城的农民军夜半乘守军熟睡之机，放火焚烧承天寺及襄王府等处。居民看见大火，纷纷夺门出逃，顿时城中大乱。监军佥事张克俭仓皇奔救，被农民军所杀。天明，张献忠所部大队人马抵达，里应外合，一举拿下襄阳。

农民军进城之后，打开监狱，救出了玛瑙山之战被俘的张献忠妻妾和军师潘独鳌；收降守城明军数千人，缴获杨嗣昌所积的五省饷金、弓刀、火药等无数；打开府库取出15万两白银赈济饥民；生擒襄王朱翊铭及其从子贵阳王朱常法。张献忠对朱翊铭说到：“吾欲斩嗣昌头，而嗣昌远在蜀，今当借王头，使嗣昌以陷藩伏法。”遂将朱翊铭及朱常法斩首。

二月初八，张献忠派兵渡江攻克樊城，随后南下攻克当阳，与罗汝才会合。

襄阳为明朝亲王的藩地和军事重镇，张献忠几乎毫无损失而轻取该城。在这之前，李自成于同年正月二十日，攻克洛阳，并处死福王朱常洵。在短短十几天内，明朝连失二藩，丧两亲王，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受到了严重打击，而这对农民军的斗争则是极大鼓舞。

此时，已从四川回到湖北夷陵的杨嗣昌，在得到洛阳、襄阳相继失陷的消息后，惊惧万分，上疏请死，于三月初一死于湖广沙市。从而宣告了他围剿农民军计划的彻底破产。

张献忠、罗汝才部义军的出川和攻克襄阳，同不到一个月前李自成部义军的攻克洛阳，成为明末农民战争史上划时期的里程碑。标志着明廷组织的反革命围剿计划已经全盘破产，战争的主动权开始转移到起义农民方面。

自此，明朝统治者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围剿行动了，朱由检哀叹：“自杨嗣昌死后，廷臣无复能督师者。”大明王朝连个像样的统帅都派不出来，在军事上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

至此，战争的主动权完全转移到农民军的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