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是非功过:评说女人慈禧

妇人干政是不符合中国正统观念的。于是晚清的衰败，中国的失败，都被夸大到必须由西太后负主要责任不可了。而中国在近代面临的千年未有之变局，面临的亡国灭种的危机，必须由一两个执政者负责，这种看法是偏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标准的。从政治斗争的核心问题——权力斗争的角度而言，慈禧只是做了她的角色必然要做的一些事情而已。文化、政治以及民族的危机实非她一人之过。

苏同炳对慈禧可谓不以为然。他假定:“如果不是道光误立奕詝，清代历史上不会出现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局面，不致以一个浅薄无识的妇人握定中国的命运达四十余年。当可断言，慈禧虽有才具而实无见识，所以晚清中国的命运，才会在她手中变得衰败没落，终至有亡国灭种之危险。”但我们要知道，首先历史不可假设，即便假设六阿哥奕訢真的是皇上，也未必能挽救晚清中国的命运。其次，“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当政期间发生，而“洋务运动”如果确实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胡适的高徒唐德刚认为“西太后原是个阴险狠毒，睚眦必报，狐狸其貌而虎狼其心的泼妇人”。对于政治中的人物，是否适用普通的道德标准去衡量呢?

白克豪斯认为:“如太后之为人，不可以寻常道德之见解观之，若执此以断，既不能得其真评。观于在太后以前及其同时代的人物，证以中国百姓之公论，则太后并非一残暴之君。不独此也，即英国近世，以争国家权力之故，其杀人之手段，亦难言乎仁道也”。这样的评价较为公允。

对于慈禧这样一位如此重要、又引来如此争议的人物来说，很难做出服众的公论。但是有几点似乎经常被忽略了:一是评价慈禧太后时，很容易不自觉地受正统思维的影响。妇人摄政在中国历史上都是遭怀疑和唾弃的。问题是，咸丰帝以后的几个皇帝如果能当政，就一定比慈禧太后强吗?实际上，中国危机的根源在于千年的王朝统治;二是评价慈禧太后的概念化倾向。历史人物的评价不能以“好人”或“坏人”的简单标准去衡量。对慈禧自然也不例外。

近代史研究的开创者蒋廷黻认为，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指顽固派)觉得中国应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一贯反对屈服，坚强地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要求。”当然，慈禧太后对于中国所处环境的认识、对于她的使命的认识远远不能和洋务派、维新派相比。慈禧本人在改革派和极端顽固派之间长期寻求平衡。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她在大多数时期是坚决维护的。晚年慈禧从大难中醒悟，决定开创新时代时，却是覆水难收，没有第二次机会。

慈禧墨宝

关于慈禧的政治是非评价已经太多太多，我不想在这里就她的政治功过再多做评论，下面只想从一个女人的视角评价作为女人的慈禧。

在众多的评价慈禧太后的著作中，德龄的描写是最有人情味的。德龄在《慈禧后宫实录》中，行文至最后，给我们展现了曾经统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古老帝国的“老佛爷”的另一面:她只不过是个女人。她有女人对美的追求，对青春的渴望。正是从这个角度，人们对于女人当政有着奇特的偏见。其实中国历史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这片土地上不知曾生长过多少杰出的女子，她们水晶般聪明，鲜花一样美丽。可惜她们只能在文字之外悄悄凋零。上天赐予她们才华，却没给她们施展的领地。然而，正当中国几千年来首次因为文化碰撞而陷入空前的困难之时，慈禧凭着自己超人的胆量和聪明，绕过重重阻碍，出现在历史的聚光灯下。也许多灾多难是那时中国不能摆脱的宿命，她的出现，此时却显得那样不合时宜。她也曾在政治舞台上尽力展示自己的演技，然而事实证明，她的演出是一场失败之作。

平心而论，在强大的观念和制度笼罩之下，慈禧在她的政治演出中表现的才干和能力还是出人意料地杰出。她比大部分男人刚强果断。她可以称得上有胆有识，机智精敏。在她四十八年的统治生涯中，她始终牢牢控制着整个局面，把那些男人中的精英人物操纵在股掌之间。她很有胆量。就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准备仓皇逃走的时候，她从储秀宫的帷幕后面第一次站出来，冒着违反祖制的巨大危险，极力反对这个懦弱的决定。“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在满朝王公大臣的惊慌失措之中，懿贵妃的这番话掷地有声，足以让满朝男子蒙羞。她很有度量。在丈夫死后，她以闪电般而且果敢的手段，发动宫廷政变，颠覆了由顾命八大臣组成的权力中心。她只杀了为首的三个大臣，对其他人都轻轻放过，并且当众焚毁了从三大臣家搜出来的政治信件，不追不问，从而使大批和政敌集团有牵连的官员都松了一口气，稳定了局面，安定了人心。她有一定眼光。西方文化冲击之下中国第一个明智的反应——“洋务运动”就是在她的支持下开始的。她支持派出留学生，支持兴办工厂，支持建设新式军队。在她统治的最后十年，她相当努力地推行了政治改革，准备采用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她的改革范围甚至比康有为当初的设想还要广泛，改革手段也显然比“戊戌变法”时的举措更切实有效。如果她遇到的是比较平稳的政治局面，也许她会成功地完成她的政治生涯，如果是那样，她在历史上留下的也许不会是像现在的这么多骂名。

造物弄人，她偏偏撞上了中国最尴尬、最困难的时候。在她扮演的双重角色之中，她本质上更是一个女人而不是政治家，虽然她刚强能干。据说，旗人家的女人往往比丈夫能干。许多八旗子弟在外面摆够了谱，回到家里，却要乖乖受女人的辖制。这样的女人，侄儿要叫她“伯伯”，儿子不叫“妈妈”却叫她“爸爸”。慈禧无疑就是此类女子。光绪皇帝从小就叫她“皇爸爸”。碰巧，咸丰皇帝是那种较为软弱的男人，在内忧外患之中他直不起腰。这样的男人在生活中往往需要和欣赏个性坚强的女子，甚至产生一种不自觉的依赖心理。当慈禧第一次尝试着给他出出主意的时候，他并没有反对。于是，年轻聪慧的慈禧借此机缘接近并最终走入了权力中心。(www.daowen.com)

其实起初，她只是想替懦弱的丈夫当当家，后来，就是想保住爱新觉罗家的产业，以免孤儿寡母受人欺负。她只是一个爱享乐的精明的贵族女子，用她所熟悉的管理家庭的方式管理着国家。从现存的文献资料中，你可以看到许多她召对大臣的谈话记录。许多时候，这些谈话更像是和亲戚们唠家常，而不是政治家们之间的对话。晚清最有名的大臣曾国藩第一次进京面见太后，没想到慈禧和他谈的都是些家常，什么你兄弟几人，出京多少年了，曾国荃是你胞弟吗之类。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中惊讶且失望地写道:“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毫无疑问，她热爱权力，也有学者称她是“权力欲驱使着灵魂”，但是仅仅满足于用权力控制他人，维护自己的地位和生活而已。她并不想在政治领域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她没有男人那样为了事业、为了国家和民族牺牲自我的献身精神，她没有因政治而牺牲自己的私人生活。相反，她对自己的私人生活倾注了大量的热情。她更关心的是给自己建造园林，使她快乐的是和那些聪明的宫眷谈女人们的话题，是豢养宠物，是研制化妆品。以她的地位和条件，如果她敏感一些，事业心强一些，她完全有可能更深地接触崭新的西方文明，更理智地观察世界，明了中国的处境和需要，因而凭自己的才智把国家引导到更安全的轨道上来。可惜她仅仅对巴黎的时装、华尔兹舞感兴趣。每天处理完政务之后，她把大量的时间用于化妆、游赏、宴饮、看戏。她完全把自己置于一个传统女贵族的生活趣味当中，没有看到用另外的方式发挥自己才智的可能。她对圆明园、颐和园的情结以及对陵墓过分地追求豪奢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权力斗争中她果断冷酷，在世界大势前却反应迟钝;她有足够的聪明和手段控制局势，却没有足够的热情和责任感去改变中国。在很多时候，她能明智地顺应时势，采纳正确的意见，比如信任汉人，支持“洋务运动”。也有很多时候，她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而做了许多错事，影响了整个国家的前途。比如她两次打击恭亲王，仅仅是因为恭亲王权力太大，让她不太放心。两次打击，使得这位大清王朝的主心骨心灰意冷，“依违两可，无所建白。”对晚清政局造成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她进行的历次政治斗争，都是纯粹的权力之争而非政见之争。作为一个满族女人，慈禧太后能得知事情真相的机会非常少，但她在每个场合都能做到坚持自己的立场，从不被周围的反对力量所压倒。这迥然不同于东方宫闱中那些只会纺纱织布的女子。

有人把慈禧比作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实际上这种比较是不确切的。她有着叶卡捷琳娜的精明果敢，却没有叶卡捷琳娜的科学头脑和政治眼光。在后者的开明专制统治之下，俄国提高了行政效率，招致了大批外国科学家，科学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而慈禧带给中国的新政却不那么成功。

她的素质使她完全能够跻身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是她所成长的文化氛围局限了她的眼光，使她浪费了这个宝贵机会。这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具有非凡气魄和超人识度的巨人来引导，才有可能摆脱沉重的惰性，渡过重重劫难。可惜，历史没有产生这样的巨人，却把这个位置留给了她，一个过于专注自我的女人。这就是她的悲剧所在。

不过，如果抽去其他因素，单纯从女人这个角度去看慈禧的话，我们发现，她是相当靓丽的。无论是外表还是内质，都颇为光彩照人。她不像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女子一样，自甘柔弱地依附在男人身上，因为习惯的强大而自我压抑，在不公正的自我牺牲中麻麻木木地消磨掉一生。她无所畏惧地向“男在上女在下”的传统进行挑战，冲破重重阻碍来张扬自己的生命热量。她身上具有许多现代女性的品质。慈禧极其自信，敢作敢当，从不压抑自己，也不委屈自己。面对一群男人组成的政治世界，慈禧毫不胆怯。她通过自己的聪明和狡黠成功地把这个世界变成了维护自己欲望的工具。慈禧精力充沛，热爱生命。她不像别的女人那样缺乏生命的热度，自甘于生命火焰有气无力地默默燃烧。《宫女谈往录》中有位老宫女回忆说:“太后就是讲精气神儿，一天到晚那么多的大事，全得由太后心里过，每天还是那么悠游自在，腾出闲工夫，讲究吃，讲究穿，讲究修饰，还讲究玩乐，总是精神饱满，不带一点儿疲倦的劲儿。”她特别爱美，二十五岁她成了寡妇，可是在寂寞的深宫里，她仍然满腔热情地打扮自己。她对美异常执着，四十多年里，天天都要在妆镜前消磨上几个小时，一定要把自己修饰得一丝不苟，光彩照人。她经常说:“一个女人没心肠打扮自己，那还活什么劲儿呢?”她天生喜欢大红大紫，喜欢明亮绚丽的东西。她冰雪聪明，刚进宫那会儿还不怎么识字，可是通过自学，她练出了一笔好字，诗也写得挺不错的。她喜欢唐诗宋词，喜欢《红楼梦》。这部小说是她在深宫的寂寞伴侣。她还喜欢绘画，留下了一批还过得去的作品。她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对于园林建筑颇有造诣。她生活得富于情趣，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安排得有滋有味。

她有冷酷无情的时刻，可是也富于人情味儿。少女时代在绥远城居住的慈禧对文学、书画和历史非常有兴趣。她在此读书、学画、下棋、弹琴，且经常骑马射箭。对于少女慈禧的长相史书中并无记载，野史中描绘她:“每一出游，旁观者皆喃喃做欢喜赞，谓天仙化身不过是也。”特别是对身边的宫女，她极其和蔼可亲，很少疾颜厉色。宫中的女仆们回忆起她来，话语中不无温馨:“老太后是最圣明不过的人，对自己最亲信的贴身丫头都是另眼看待的。不管外面有多不顺心的事，对我们总是和颜悦色。比如，她对我讲:‘荣儿，你过来，你那辫梢梳得多么憨蠢，若把辫绳留长一点，一走路，动摆开了，那有多好看!’”在这些回忆录中，你看到的绝不是那个冷面冷心的铁女人，而是一个既威严又慈祥的老太太。

她是一个不完全的女权主义者，她的女权觉醒是不彻底的。由于文化传统的局限，她没有想到在男人的领域全面发展自己。在她的意识深处，她始终摆脱不了“相夫教子，看家守业”的身份定位。但作为一个女人，慈禧最对不起爱新觉罗家族的，正是在孩子教育上的失误。对独生子同治，她任母爱泛滥，过分娇纵，使这个孩子成了清朝十二代帝王中最没出息的一个，自制力极差。这样一个儿子，她怎能放手让他接管全部权力?而对继子光绪，她又矫枉过正，管束过严，教育出一个性格上过于懦弱的孩子。这样的继承者实在无法承担起拯救破坏帝国的重任。家庭教育的失误，无疑是慈禧这个聪明女人的最大败笔之一。这也许与慈禧自己过于强硬的性格有关，让儿子们都对她太畏惧。而这，又恰恰是她如此长久地涉足于政治不能自拔的部分原因。

不可否认的是，慈禧深深迷恋权力，这是她难以摆脱的弱点。权力这两个字具有太大的吸引力，对权力的渴望根植于人性深处。这个东西使得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超越意识得到最充分的实现，这是任何强者都难以抵御的诱惑。从这点上来说，慈禧的失败是由于人性的普遍弱点而不是自己的性别因素。其实，作为统治者她有足够的智慧和权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在军机大臣领班的职位上待过的只有两个人——恭亲王和庆亲王。前者被贬黜过许多次，其荣誉被剥夺殆尽，而后者在三十年里则始终是个“不倒翁”，所得到的荣耀全都原封未动地保存了下来。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这三位杰出的总督、大学士也是这样。慈禧太后从来都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但他们从未遭过她的贬黜。因为他们都是她的国家里最进步的官员，但其中没有一个人强大到足以危及她的统治，所以没有必要提醒他们上面有个强权人物。因为，历史和事实都已经让所有人知道:只要她大笔一挥，就可以让任何官员从天上掉到地下。

慈禧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有着那个时代普通女人所没有的叛逆性格，却跳不出那个时代人们的局限。她妩媚又泼辣，她聪明又无知，她大胆又保守，她勤奋又贪图逸乐。她不太理解政治，政治也给了她千载骂名。

女人慈禧由着自己的性情，风风光光、曲曲折折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在生命的最后，她好像有一点后悔。她在病榻上留给人们的最后一句话是:“以后勿使妇人干政。此与本朝家法有违，须严加限制。”她承认自己不成功地涉足了政治。她希望别人不要效仿她，而要做单纯的女人。可是，如果她不涉足政治，她怎么可能把女人做得那样风光?她给不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而她或许会料到自己身后的骂名，但却万万想不到自己死后，会遭受盗陵抛尸的奇耻大辱，这也许是她最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