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晚年悔悟

慈禧对无法收拾的局面，虽然归罪于义和团和办事不力的下臣，但并没有完全逃避个人轻率鲁莽的责任。根据她后来回忆说:“依我想来，还算是有主意的。我本来是执定不同洋人破脸;中间一段时期，因洋人欺负得太狠了，也不免有些动气。但虽是没拦阻他们，始终总没有叫他们十分尽意的胡闹。火气一过，我也就回转头来，处处都留着余地。我若是真正由他们尽意胡闹，难道一个使馆有打不下来的道理?不过我总是当家负责的人，现在闹到如此，总是我的错头;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人民，满腔心事，更向何处诉说呢?”慈禧太后在决策时的处境，确实比较艰难。正如她自己所说:“去涿州查看义和团的两个‘国家倚傍的大臣’(指刚毅和赵舒翘)，回来复命时，曾问他们‘义和团到底可靠不可靠?’他们并没有给回复。而余外的王公大臣们，又都是……要与洋人拼命的。教我一个人如何拿得定主意呢?”

慈禧还是把客观环境当作决策的理由，因此也摆脱了自身的罪责。这次打击似乎使她有所清醒，在回銮过程中，就急匆匆地准备在宫中召见各国驻华公使夫人，一反常态地要开展“夫人外交”。一方面表明她认识到妄自尊大可能会带来毁灭性的危险，另一方面，她也是极力地掩饰对洋人的刻骨仇恨。

慈禧对洋人的仇恨，据德龄公主的回忆，是相当普遍而深刻的。老佛爷(指慈禧)向来恨外国人，也许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有这么多的外国人喜欢评论她的政府。她最讨厌的就是传教士，由此发展到痛恨一切外国人，不管他们在什么地方。下面的引文说明了慈禧对西方人、西洋文明的主要看法。

德龄回忆中慈禧曾说:

他们凭什么对我如此无礼!这不是他们的国家，对这个国家的内政，他们应该没有发言权。难道我不能处罚我自己的臣民吗?如果我派到外国的使节，他们干预那个国家的行动，试问，那个国家的政府能同意吗?……

他们不喜欢我们的生活方式，可是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喜欢。他们不喜欢，他们可以走，我们并没有请他们来。他们到我们国家来，那是我们的容忍。……

当这些所谓文明国家的人还在把尾巴钩在树枝上打秋千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已经是一个文化发达的国家了，而这些国家竟厚颜无耻地派传教士到我们国家来宣传宗教，宣传文明!(www.daowen.com)

慈禧回銮图

他们给我们的人民灌输基督教的毒素，于是中国信洋教的人马上就不尊重我们的规矩和我们的传统习惯。中国内地发生的多数问题都是由信洋教的中国人引起的。

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比我们已经有的更好的东西?根本没有!我们从远古时代起就懂得要尊敬父母。外国人不是这样，当他们达到一定年龄的时候就离开父母的家，并且从此就不再服从他父母了。

此外，她还多次抱怨西方的婚俗、有关教堂许多不真实的传闻。最终，她认为外国人已经成为中国的祸根，但愿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永远离开中国。

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侵华后，一反常态地招待外国公使夫人。当时有的公使夫人接到邀请后非常气愤，说:“还讲什么礼仪?应该把她踩在我们脚下!她用枪炮对付我们，应该请求原谅的是她，而不是我们对她彬彬有礼!”但1902年6月的这次召见，使这些外族贵妇感受到了身为一个没落帝国之主的威严，她们忘记了几天前聚会时大家义愤填膺的神情，一个个都被慈禧太后威严的仪表和这种庄严的场面深深震慑，都遵照觐见太后的礼节给她行了三次大礼。

可以说，慈禧在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被迫西逃的打击下，必然是有所醒悟的。1900年8月20日，她在逃至宣化县之鸡鸣驿，以光绪帝的名义，下诏罪己。诏曰:“近日衅起，团练不和，变生全猝，竟敢震惊九庙。慈舆播迁，自顾藐躬，负罪实甚。”

可以想见，慈禧在西逃的过程中，经历怎样的思想斗争过程。这从她在8月22日、12月1日分别两次降谕，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地方官员直言，另一方面要求各中央和地方大臣在两个月内提出新改举的迫切心情中可以看出。其实，慈禧太后就是从此时开始、从宫廷礼节开始，着手曾经被一再耽搁、而今不得不进行的改革，虽然为时有点晚，但仍然反映了“老佛爷”晚年的一些理性和积极的精神要素。1901年1月29日，慈禧在西安发布“预约变法”上谕，要求王公贵族、部臣疆吏“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并，或取诸人，或求诸己……各举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上谕发布后，各地方反应强烈，其中尤以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二人联衔会奏三疏最为完备。慈禧阅罢，认为“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同年四月，清政府设立督办政务处，命奕劻、李鸿章等六人为督理大臣。至此，清末“新政”正式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