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庚子之变

1900年初，义和团的主力转进直隶，逼近京畿。慈禧太后派刑部尚书赵舒翘、大学士刚毅先后去涿州调查情况。太后之所以对义和团采取慎重的态度，主要是义和团在痛恨洋人方面和太后有相似之处。义和团提出“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他们要焚烧教堂，因为教会“勾结洋人，祸乱中华”。他们要“三月之中都杀尽，中原不准有洋人”。

慈禧太后在1898年后痛恨洋人，其根源在于她发动政变废光绪，另立新君的举措，遭到洋人的极力干涉。据《庚子国变记》载:“首先是法国医官探视被后党宣布为病重的光绪，结果发现没事。上虽同视朝，嘿不一言，而太后方日以上病状危，告天下。”“各国公使谒见，请法医入视病，太后不许，各公使又亟请之，太后不得已，召入。出语人曰:血脉皆治，无病也。”太后闻之不悦。以英国为首的列强反对太后废光绪，立新君。1900年1月24日，太后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仪为大阿哥(皇位继承人)，预定阴历元旦(1月31日)使光绪帝行让位礼。当时天下哗然。经元善等联名上书至二千人。“载漪害怕，遣人奉各公使入贺，太后亦君各公使夫人饮，甚欢，欲遂立溥仪。各公使不听，有违言。太后及载漪内惭，日放谋所以报。会江苏粮道罗嘉杰以风闻上书大学士荣禄言事，谓:英人将以兵力会归政。因尽揽利权。”荣禄奏之，慈禧愈发生气。

其次是康有为为英人庇护这事使太后愤怒。“遂以李鸿章为两广总督，欲诡致之，购求十万金，而英兵卫之严，不可得。鸿章以状闻，太后大怒曰:此仇必报!”

可见，太后发现义和团从底层开始烧教堂、杀洋人的时候，其心态自是复杂的。一方面，她得到刚毅等的复命，言义民无他心，可以依靠。另一方面，她感到处处受洋人的“气”，又找不到报复的机会。当1900年6月11日，董福祥的甘军受义和团的影响在永定门杀死日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并剖其尸后，局面已愈发不可收拾。当时群情激昂，据曾纪泽的女婿吴永(当时任怀来县知县)回忆，太后对义和团的认识是这样的:当乱起时，人人都说拳匪是义民，怎样的忠勇，怎样的有法术，描形画态，千真万确，教人不能不信。后来又说京外人心，怎样的一伙儿向着他们;又说满汉各军，都已与他们打通一气了，因此更不敢轻说剿办。后来接着攻打使馆，攻打教堂，甚至烧了正阳门，杀的、抢的，我瞧着不像个事，心下早明白。但那时他们势头也大了，人数也多了，宫内宫外，纷纷扰扰，满眼看去，都是一起儿头上包着红布，进的进，出的出，也认不定谁是匪，谁不是匪，一些也没有考究。这时太监们连着护卫的兵士，却真正同他们混在一起了。……这时我一个人，已作不得十分主意，所以闹到如此田地。我若不是多方委曲，一面稍稍迁就着他们，稳住了众心，一面又大力地制住他们，使他们对着我还有几人瞻顾;那时纸老虎穿破了，更不知道闹出什么大乱子，连皇帝都担着很大的危险。”

大清的裱糊匠李鸿章

西太后的自述表明在普遍的仇外和反抗侵略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她如何利用了义和团而又出现了不可收拾结局的无奈心理。

第一批八国联军由英海军提督西摩尔率领，自1900年6月10日自天津出发，16日向大沽炮台发出交出炮台的最后通牒。正是在11日发生日本外交官被杀、13日义和团入北京城的前后几天。15日，太后召大学士六部九卿入议，当着群臣哭泣。吏部侍郎许景澄进言:“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唯有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今交民巷使馆，拳匪日窥伺之，几于朝不谋夕，倘不测，不知宗社生灵，置之何也?”太常寺卿袁昶也进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慷慨欷歔，声震殿瓦。太后目摄之。可见太后是不以为然的。

义和团旗帜(www.daowen.com)

太后不仅认为有何大不了的，而且她是执意要硬到底了。真正促使她下决心同各国一战的，是端王载漪在大沽炮台失陷同日，伪造的一份外交团照会。经荣禄进呈的这份照会，要求四件事: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二、代收钱粮;三、代掌兵权;四、请太后归政皇帝，废大阿哥。据景善记载:“刚毅来告诉我，他从未见过老佛爷那样地发怒，即使当她闻悉康有为谋反时也没有如此。彼族焉敢干预之权!她高喊着。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灭此朝食。现老佛爷准立决死战，慈意所属，虽沐恩甚优之荣相，亦不敢劝阻，恐生意外也。”促使太后宣战的另一线索，是6月19日召开御前会议的当天，上海的《字林西报》发表了一篇社论，用强硬的词句斥责中国政府:“中国与各大强国同时作战，它是由西太后和她的奸党的选择而作战的。他们非常愚蠢，妄自尊大，自以为他们能够安全地抗拒列强联军……不管发生任何事件，这批奸党若不自动离去，就必须被逐出北京城。希望有可能把光绪皇帝寻出来，把他重新置于皇位之上。现时必须对中国人明白指出，挑起目前的战争的是西太后，我们不是对中国作战，而是对那个篡夺政权的北京政府作战。”

慈禧太后被几种力量推动着:一是洋人对她的攻击甚至想夺她的权，促使她对洋人强烈地痛恨;二是周围顽固派的火上浇油、吹风点火;三是义和团煽动的全面的对洋人的仇恨情绪，更给了她报仇的机会、理由和实力。这一切都使慈禧太后感到了莫大的激愤和冲动。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去总理衙门途中为虎神营士兵枪杀，使馆中的外国卫队得知后，结队外出准备寻衅。义和团立即开始攻打使馆。次日，清政府发布了“宣战”上谕。

然而，慈禧太后真的是要倾全国之力与外敌决一死战吗?事实证明，当这口恶气出得差不多的时候，她也理性地认识到双方实力的差距，这时她也就害怕起来。她的宣战仅仅只持续了五天。6月21日宣战;6月22日发给义和团两万石粳米，同日悬赏洋人首级。据《景善日记》，“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25日，密谕各省遍杀洋人，但袁昶、许景澄将谕旨中的“杀”字改为“保”字或“保护”字。无人敢以此奏闻太后。同时，太后还赏给进攻使馆的神机营、虎神营和义和团银各十万两。

然而，自6月25日进攻使馆第一次明显的停火开始，7月18日到28日，8月3和4日，又有几次停火。据英人赫德的记述:“有人从中给我们以部分的保护，这似乎是可能的事:历次攻击并不是由政府所能调动的数目的兵员所发动，攻击没有一次干到底，总是正当我们恐怕他们一定要成功的时候就停住了。假使在我们周围的军队真的彻底而决心地攻击的话，我们支持不了一个星期，或许连一天都支持不了。所以一种解释是可信的，那就是一定有某种保护。或许是知道摧毁使馆区将会对这个帝国和这个皇朝带来怎样的损失的一位聪明人，在发布命令和执行命令之间从中作梗。”其实，真正害怕的是太后本人。她从6月25日开始即派荣禄前往使馆要求停战，荣禄在当晚九时得的议和命令，次日带队往使馆界，悬一牌，书奉太后谕旨，保护使馆。洋人皆由馆中走出，与荣禄商议，于是有三记钟之久，不闻枪声。

慈禧态度变化的一个重要事件，是6月25日早上，端王、庄王、濂贝勒、瀛贝勒带领六十余名义和团员入宫，寻找二毛子，至宁寿宫门，太后尚未起床，他们大声呼噪，请皇帝出来，说皇帝是洋鬼子的朋友。太后在吃早茶时听到，大怒，斥退端王等。她这才意识到情况远比她意料的要复杂而危险，情况早已经超出了她的预料和掌控。

义和团在天津与英法陆军鏖战

自此，朝廷占主流的意见已经倾向于议和。而6月26日，东南督抚们在密不公布“宣战”谕旨的同时，还和各国领事商订了《中外互相保护章程》九条。“东南互保”导致中外关系出现奇特的不统一局面。真正了解太后意图的，看来只有南方的地方大吏如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等。

慈禧还于7月20日起连日派人向使馆送西瓜、蔬菜、米面等物，又派人去慰问。8月2日，联军约四万人自天津出发，7日，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即日电商各国外交部，先行停战。但列强执意要攻入北京。8月14日，联军攻入北京，15日，西太后挟光绪帝出奔往太原、西安。9月7日发出上谕，对义和团痛加铲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