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强·求富

慈禧发动“辛酉政变”，本系权欲驱使，但权力一旦在握，她也活得很不轻松。与其同类武则天相比较，她所面临的时代要远为复杂得多，堪称“古今未有之变局”。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一言九鼎。她的性格、心态和识见，对这场改革运动的进程和结局，干系十分重大。这位宫廷头号女人不能不使出浑身解数，以撑持风雨飘摇的老大帝国。

慈禧发动政变后，以“自强”、“求富”为宗旨的洋务运动迅即拉开序幕。很难设想，如果没有慈禧太后的支持，洋务运动怎么可能在强大守旧势力的阻挠下延续三十多年?很长一段时间里，慈禧被一些史家称为“顽固势力的总代表”，说她“一贯顽固守旧”。殊不知慈禧掌权正值国势衰微之际，她并不缺乏改革进取之心。满清回光返照的“同治中兴”正是在慈禧当政期间发生的。而洋务运动如果可以算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第一次努力的话，这和慈禧大量信任、启用洋务派有必然的关系。

洋务派每办一事，必招致顽固派和清流党的攻讦，朝廷上无一日安宁。面对顽固派和清流党的嚣声，慈禧太后巧妙地施展其政治手腕，逐渐地减少来自他们的阻力。1866年，洋务派拟在同文馆加设天文、算学馆，选派科甲正途出身的人进馆学习。此议一出，文渊阁大学士、理学大师倭仁便倡首反对。他认为以中国之大，不患无才，“何必师事洋人”。慈禧见倭仁振振有词，即令他保举数员精通自然科学的中国教师，另行设馆授徒，以与同文馆的洋教习相比试。倭仁见上头动了真格，赶快申辩，说所谓中国“不患无才”，不过是自己“以理度之”，为想当然之事，“应请不必另行设馆，由奴才督饬办理。况奴才并无精于天文、算学之人，不敢妄保”。倭仁受此挫抑，后竟郁闷成疾，请求开缺休养。

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也曾经领教过慈禧太后的厉害。中法战争期间，张佩纶放言高论，以谈兵事为能，对洋务派的军事外交政策不屑一顾。慈禧顺水推舟，任命张佩纶为福建海疆大臣，到前线指挥作战。张佩纶临事茫然，暗中却叫苦不迭。据《中法兵事本末》记载:“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逃。是日大雷雨，张佩纶跣而奔，中途有亲兵曳之行，……乡人拒不纳，匿禅寺下院，距船厂二十余里。……适有廷寄到，督抚觅张佩纶不得，遣弁四探，报者赏钱一千，遂得之。”张佩纶的色厉内荏，慈禧的治人之术，于此可见一斑。但这次的代价是否也太大了。

慈禧一面应付顽固派、清流党的讧闹，一面给备受委屈的洋务派打气。1878年，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出使英法前夕，与慈禧有段十分耐人寻味的对话:

慈禧:“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臣，大多总是瞻徇。”

曾纪泽:“李鸿章、沈葆桢、丁宝祯、左宗棠均为忠贞、肱骨之臣。”

慈禧:“他们都还不错，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曾纪泽:“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此次亦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慈禧:“上头也深知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www.daowen.com)

曾纪泽:“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郭嵩焘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拼了声名也还值得。”

慈禧:“我们都知道他，王大臣等也知道他。”

慈禧不仅对曾、左等洋务运动的“老班子”念念不忘，而且颇有后继乏人之虑。郭嵩焘作为洋务运动的新锐，是中国首任驻英法大使。他极力主张向西方学习，动辄与老臣们争论，得罪了许多人。在顽固派眼中，郭嵩焘被看成仕林败类，名教罪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不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首刻薄的对联便是顽固派送给郭嵩焘的礼物。慈禧说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实际上在为郭嵩焘鸣不平，同时对曾纪泽也是一种激励。

慈禧无疑是支持改革的，但处在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她与一个最高统治者应有的知识素养和精神面貌又有一定的差距。她没有主动吸纳新知识的渴求和行动，因而在不少问题上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如认为修铁路破坏风水，火车要用驴马来牵引等等;她贪图安荣享乐，不惜挪用海军军费修造颐和园。无知和私欲，直接影响到她所支持的洋务运动的实绩。更为重要的是，她对事态的严重性、改革的进程和目标从未有过足够的心理准备和通盘考虑，而是在外力的刺激下被动地调整政策。这也表明慈禧仍然不够一个卓越政治家的前瞻视野。平心而论近代以来中国又有几个真正卓识的政治精英呢?

1895年的甲午战争失败后，1898年由光绪帝主持的“戊戌变法”维新应运而生。此事其他史书多有详解，笔者在此并不详谈。在大家的脑海里，“戊戌变法”运动是慈禧太后一手镇压下去的，慈禧此举成了阻碍中国进步的关键。然而，慈禧并非一贯就反对变法维新。甲午惨败，老佛爷岂能无动于衷?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载，早在变法之初，慈禧即对光绪说:“变法乃素志，同治初即纳曾国藩议，派子弟出洋留学，造船制械，以图富强也。”“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光绪素怕慈禧，待到慈禧袒露心迹，抑郁顿释，也就在几个书生的簇拥下放胆行动起来，恨不得把一千年的任务在一个礼拜之内便大功告成。欲速则不达，反而适得其反，得罪了大批既得利益者。他们的所作所为渐渐超过慈禧所能容忍的限度，以致吞下血腥政变的恶果。

时局图

慈禧的不满，大概有两个方面。其一，维新派有针对她的兵变计划，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和生命。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云:“光绪戊戌政变，言人人殊，实则孝钦并无仇新法之意，徒以利害切身，一闻警告，即刻由淀园还京。”在权力之争中，慈禧是比较心狠手毒的。如果改革要以牺牲她的权力为代价，那是万万不行的。其二，光绪帝和维新派全变、大变的激进变革主张，造成整个社会结构的强烈震荡，使许多与现存社会有利害关系的社会集团和政治势力觉得受到了威胁。百日维新期间，上谕达一百一十多件，令人目不暇接。各地方官员都怨声载道。光绪帝严惩阻挠变法的官员，树敌太多。至于废除八股改革科举制度，又在庞大士人群体中引起普遍恐慌。慈禧担心全线出击造成大厦倾覆，便出面干涉，稳定政局。

“戊戌变法”运动虽被镇压，可那只是宫廷内的权力斗争，改革毕竟已是大势所趋，关键在于由谁主持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精明的慈禧太后通过“戊戌政变”确保了自己的地位之后，立即主动发出继续改革的信息:“前因中外积弊过深，不得不因时制宜，力加整顿。而宵小之徒，窃变法之说，为煽乱之谋。业经严拿惩治，以遏横流。至一切政治有关国计民生者，无论新旧，均须次第推行，不得因噎废食。”慈禧的这一举动，给政变后万马齐喑的局面注入了兴奋剂，使主张变法维新的社会力量重燃希望之火，这实为她政治上的高明之处。

正当慈禧意欲缓进地推行改革时，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运动，打着“扶清灭洋”的口号，对于痛恨洋人的慈禧太后而言，一开始就颇对胃口。然而在如何对待义和团的政策上，经过了激烈的争论，其间还夹杂着列强的干涉。到了1900年，中国的事不仅仅牵涉到中国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