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慈禧得胜与正统皇权

正如阎崇年教授在《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中所分析的，“辛酉政变”的成功有以下几个直接原因。

第一，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抓住并利用官民对英法联军入侵北京、火烧圆明园的强烈不满，对“承德集团”不顾民族、国家危亡而逃到避暑山庄的不满，而把全部历史责任都加到顾命八大臣头上，也把咸丰皇帝到承德的责任加到他们头上。这样便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争取了官心、军心、旗心、民心，顾命八大臣则成了替罪羊。

第二，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利用了顾命大臣对慈禧与奕訢的力量估计过低而产生的麻痹思想，又利用了两宫皇太后掌握“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顾命大臣虽可拟旨不加盖这两枚印章却不能生效的有利条件。

第三，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战术运用合理:抢占先机，先发制人，没有随大行皇帝灵柩同行，摆脱了顾命大臣的控制与监视，并从间道提前返回，进行政变准备。原定九月二十三日起灵驾二十九日到京，因下雨道路泥泞，而迟至十月初三日到京，比原计划晚了四天。两宫太后于二十九日到京，三十日政变，时间整整差了三天。这为她们准备政变提供了时间与空间。

第四，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訢意识到:这是他们生死存亡的历史关键时刻，唯一的出路就是拼个鱼死网破。慈禧曾风闻咸丰帝生前肃顺等建议他仿照汉武帝杀其母留其子的“钩弋夫人”故事，免得日后皇太后专权。但是，咸丰帝没有像汉武帝那样做，而是用“御赏”和“同道堂”两枚印章来平衡顾命大臣、两宫太后之间的关系，并加以控制。结果，这两枚印章使得两宫皇太后有能力打破最初的权力平衡结构。

另外，更深层的原因是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我们可以简单回顾一下政变前后的几次较量，便可一目了然。

较量之一:慈禧的太后封号。咸丰帝病逝当天，皇后钮祜禄氏即循例被尊为皇太后，率众妃嫔于灵前奠洒，那拉氏则无晋封。此举虽为肃顺等人抑制那拉氏、以示嫡庶等差的有意安排，但却不能无视其“母以子贵”的特殊政治身份以及由此而生的皇权分量。故此第二天，肃顺等不得不以“内阁奉上谕”的形式尊那拉氏为皇太后。

较量之二:慈禧有无干预朝政权。最初，肃顺等人拟实行“八大臣赞襄辅政制度”，凡“诏谕疏章”等事，皆由其拟定处理意见，“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慈禧对此颇为不满，以拒绝钤印相抵制。“议四日”，肃顺等人只得妥协，同意以后的一切官员章疏均需送太后批阅;谕旨亦需由太后过目认可钤印发下后，才能生效;任命尚侍督抚等大员，由赞襄政务王大臣等“拟名请赘训拟定”，其他官员的任免，亦需“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肃顺等人之所以做如此妥协，大概不能仅以其政治上的幼稚不成熟来解释。他们面对的不是慈禧个人，而是充斥于人们心际脑海中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在中国历史上，任何无视皇权并向其挑战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哪怕是握有实际军权、可以指鹿为马的权臣。肃顺等人不会不懂这点政治常识。(www.daowen.com)

较量之三:慈禧是否垂帘听政。邓之诚先生曾说:慈禧太后“既已看折……召见军机……且以朱印代笔，即无异垂帘，所不同者，唯不召见外臣。”但是，慈禧并不满足于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听政”，而是热衷于名副其实的“垂帘听政”。九月初六，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上疏称:当此天下多事之秋，“皇帝陛下以冲龄登基，所赖一切政务，皇太后宵吁思虑，斟酌尽善，此诚国家之福也”。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同时要求“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事务”，朝政国政，“尽心筹画”，然后“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只有如此亲贤并用，才能“既无专擅之患，亦无偏任之嫌”。由此可见，董元醇提出以太后垂帘听政与亲王辅政制取代顾命大臣辅政制，完全是以维护皇权、防范臣下专擅立论的。肃顺等人面见两宫太后时，虽公然抗论，声称自己“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命太后”，甚至说“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但他们批驳董元醇请行太后垂帘听政主张时，也是以皇权为护符，以维护皇权立论的。这不仅令人感到颇有意思，更令人深思其故。肃顺等人以新帝名义拟旨痛斥董元醇称:“皇考……特召载垣等八人，令其尽心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甚属非是……该御史必欲于亲王中另行简派，是诚何心!所奏尤不可行。”肃顺等人将拟定的这一谕旨递上，慈禧将其留中不发。肃顺等人以“决意搁车”停止办事的方式相抗。最后，慈禧以退为进，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同时发下。此后，肃顺等八大臣“始照常办事，言笑如初”。

就当时的结果来看，似乎肃顺等人取得了胜利。但在皇权思想颇盛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肃顺等人与慈禧围绕太后是否临朝听政问题的较量，是以肃顺等人为代表的臣权与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皇权的较量。肃顺等人的“胜利”中隐藏着危机与大祸，为慈禧以后治罪肃顺等人提供了口实。当时在热河化名守黑道人的军机章京即明确指出:如肃顺等人并不过分强求，慈禧未将董元醇的奏折及肃顺等人所拟谕旨发下，而是“将此折淹了，诸君(肃顺等人)之祸尚浅”。“搁车之后，(慈禧)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吾谓诸君之祸，肇于搁车矣”。

需知，此段议论并非“辛酉政变”后人们的追思之论或后见之明，而是事前的前瞻预言。这位不出名的军机章京何以有此未卜先知之明?因其已看到肃顺等人与皇权抗争必然失败的命运。故此，这名军机章京大骂肃顺等人“可谓浑蛋矣”。“浑蛋者”，既是村夫市井的粗俗之语，又是在讥责肃顺等人不识时务，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与皇权对抗，在政治方面未免过于幼稚与无知。如果说肃顺等人在热河与慈禧的多次较量基本打成平手，主要是依赖于其在热河的强大影响及部分清廷官员暂时认可了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的话，那么，一旦清廷回到北京，广大官僚士大夫即要全力维护皇权的常态秩序了。肃顺等人的失败不但即将临头，而且充满了必然性。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较量之四:曹操、王莽之流与孤儿寡母。清廷决定回到北京之时，肃顺等人自恃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轻估了皇权思想对朝臣的巨大影响力量。而慈禧太后与小皇帝回到北京后，则竭力利用满朝文武的正统皇权思想和忠君意识，将自己打扮成长久受人欺侮的孤儿寡母。肃顺等人则是欺君藐上、专权谋逆的乱臣贼子。直如西汉王莽之于汉平帝及孺子婴，东汉董卓、曹操之于汉献帝等。慈禧与小皇帝刚至北京郊外，慈禧即对循例前来郊迎的元老重臣“涕泣”，“缕述三奸欺藐之状”，争取众多大臣的同情。大学士周祖培奏称:“何不重治其罪?”其实早在热河之时，慈禧即密令醇郡王起草上谕，罗列了肃顺等人“不能尽心和议”，反对清帝回京，奏对之时，“常常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等罪名。慈禧此时虽暗藏杀机，却揣着明白装糊涂，故意以弱者的姿态询问，“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奕訢也以“祖培等弱昧不足与共谋”，未向其透露政变机密。故此，尚蒙在鼓里的周祖培继而出谋划策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慈禧顺水推舟答称:“善。”由此可见，慈禧太后一直在利用朝野上下的皇权思想及其颁布上谕之权与肃顺等人进行着殊死的较量。

军机处值班房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三十日，奕訢与文祥、周祖培等人入朝待命，载垣、端华等阻止说:“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訢等人立于宫门之外。未久，有旨下，命将肃顺、载垣等人治罪。载垣、端华厉声呵斥道:“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赞襄政务王大臣与慈禧、奕訢的斗争已经公开白热化，文武百官及兵丁侍卫面临着是忠于“王事”，维护皇权，还是倒向赞襄政务王大臣一边的抉择。奕訢紧紧抓住人们的正统皇权和忠君思想，大声喝道:“有王命在此，谁敢违者。”遂有“侍卫数人来前，撅二人冠带，拥出隆宗门”。另据晚清著名学者王闿运的《祺祥故事》记载，当奕訢向载垣、端华出示将其治罪的上谕时，两人面对赫赫皇权、皇命“皆相顾无语”。奕訢问其是否遵旨?载垣等只得向皇权低头称:“焉有不遵。”遂束手被擒。赞襄政务王大臣的核心肃顺，面对慈禧等人手中的皇权，同样是无可奈何，无所作为的。浑宝惠先生曾说:“以一少年之奕訢，偕睿王仁寿带领提署番役”，前去擒拿肃顺。肃顺虽心中不服，身边又有兵丁护卫，“尚犹咆哮，问谕旨所由来”，但仍是“事已去矣”。原因何在?“此无他，(皇)权在手耳”。

综上所述，慈禧等人掌握着小皇帝及颁布诏旨之权，奉有咸丰帝遗诏的赞襄政务王大臣实在无可奈皇权者何，正统皇权思想在政变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应该是具有决定性的，虽然它无影无形，但“辛酉政变”中双方每一次实力变化，都与它息息相关。正如台湾著名清史专家庄练先生所说:“死的皇帝敌不过活的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