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三股势力

当时，朝廷主要分为三股政治势力:其一是顾命大臣势力，其二是帝胤势力，其三是帝后势力。三股政治势力的核心是同治皇帝，哪股政治势力能够同帝后势力相结合，它就会增加胜利的可能性。当时的清廷内有“南长毛、北捻子”之忧，外有列强重起战端之患。最高决策层为此产生了严重分歧，从而导致了其政治势力的重新分解组合，出现了三股势力集团。

第一股势力集团是聚集于咸丰周围握有重权的端肃集团，核心人物为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从该集团崛起来看，它是因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猛烈发展，咸丰为使统治机构能够发挥得力的镇压功能，把决策权由“军机处”转移到几个干练的御前大臣手中而形成的。端肃集团对内主张坚决镇压农民起义。为此他们一方面尚严峻法，力除积弊，但对汉人又心存疑虑。他们对外态度是排外的。肃顺是咸丰一朝对外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人。他的全部努力就是确保中国处于对各部族首领的控制地位，因此，要清帝与欧洲的蛮夷酋长平起平坐。这对于欧洲人来说，是特别难以忍受的。这样就使列强的政治经济触角向中国更广、更深地伸展时受到阻碍。

为使清廷恭顺地履行不平等条约，打击端肃集团，培植为列强控制的集团就提到列强的议事日程上来。奕訢集团应运而生。奕訢曾是王位的有力竞争者，败北后长期失宠，但他不是个甘于寂寞的人物。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给其境况带来了转机。他通过与列强接触，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提出“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的处理“内忧外患”的行动原则，取得了站在阶级斗争前沿的地主阶级的拥护和支持。列强也需要从最高阶层内部来扶植一派抗衡端肃集团，奕訢便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奕訢集团的根基是地主阶级与列强的支持。而奕訢为改受制于人的局面，在政治上求得主动，在《北京条约》签字后，曾请咸丰回朝，其目的也正是想借洋人之力，推倒端肃，钳制咸丰。这些请求均遭咸丰拒绝而作罢，但却说明了列强已涉足清廷最高统治层，并且渐渐成为各派别较量的不可忽视的一颗砝码。

咸丰之死使本已复杂的权力之争更加复杂。咸丰弥留之际遗语六岁载淳为太子。载淳即位后立即宣布:“继承大统，尊孝贞皇后为母后皇太后，尊懿贵妃为圣母皇太后。”这样作为载淳生母的那拉氏取得了与钮祜禄氏同等的政治身份。权欲极强的那拉氏，对咸丰托孤的“赞襄政务”八大臣大权独揽极为不满，更对肃顺效“钩弋故事”的献策怀恨在心，决意要从其手中分权。此时那拉氏对内外矛盾处理的主张与端肃并无二致，而为争权她与奕訢合流后，则与当时两大矛盾紧密相连了。(www.daowen.com)

当时朝廷大臣实际上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承德，另一半在北京。即:前者是以肃顺为首的“承德集团”，后者是以奕訢为首的“北京集团”。在北京的大臣，又发生了分化，一部分倾向于顾命大臣，大部分则倾向于帝胤和帝后势力，从而出现错综复杂的局面。“承德集团”随驾，主要人物是赞襄政务八大臣。“北京集团”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其支持者为五兄惇亲王、七弟醇郡王、八弟钟郡王、九弟孚郡王，还有军机大臣文祥、桂良、宝鋆等人。

圆明园残址

其实，咸丰帝弥留之际的“后事”安排，是一种意在调适权力平衡但又必然引起权力争夺的行政制度。上谕“钤印”的规定，从制度上确保了皇权不致旁落，排除了肃顺等人挟制天子的可能，但同时也为慈禧掌握清廷最高权力提供了可能，使慈安、慈禧太后处于虽无垂帘之名而有临政之实的地位，故此时人明确指出，实际是“(太后)垂帘(八大臣)辅政，盖兼有之”的权力机制。慈禧取得代子钤印权力后，便理所当然地成为皇权的代表，因而干预朝政也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