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留给我们的思索:文明与传统

孝庄与玄烨，是一对不平凡的祖孙。他们之间多方位、多层次的关系，给人启迪，令人深思。对孝庄来讲，玄烨不仅仅是亲孙子，在他身上，还倾注了自己对儿子福临的眷恋与负疚之情。她事实上给了玄烨双份的爱，将她作为一位母亲对亲生儿子的爱，与作为一位祖母对亲孙子的关怀，融为一体，全部倾注于玄烨。在与儿子的关系问题上，孝庄有过沉痛的教训，所以她要千方百计搞好祖孙关系，同时也倍加珍惜自己与玄烨的祖孙亲情。

在玄烨心目中，孝庄不仅是自己的亲祖母，正像他本人所讲的那样:“朕自八龄，皇考世祖章皇帝宾天，十一岁，又逢皇妣章皇后崩逝。早失依恃，未得久依膝下，于考妣音容，仅能仿佛，全仗圣祖母太皇太后抚育教训”。他对祖母“晨昏依恋三十余年”，感到“依圣祖母膝下，如亲皇考妣音容。”玄烨将孝庄视为自己的亲生父母，同时也将孙儿的亲情和孝敬，与作为儿子未能给予父母的回报，合在一起，一并给了祖母。

孝庄与玄烨同时又是导师与学生的关系。在培育孙儿的过程中，她始终站得高，看得远，目标明确，寓爱于教。她对玄烨既疼爱备至，又要求严格;既充满祖母深情，又不失一位导师的威严。她认真总结、吸取教育儿子福临时的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方法。终于按照她心目中的模式，将玄烨培养成一位十分出色的皇帝。这对清朝的巩固与康乾盛世的出现，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孝庄在儿子福临身上没有能实现的目标与愿望，在孙子玄烨身上终于达到;从儿子那儿未能获得的爱与慰藉，终于从孙儿这里得到了补偿。康熙也用行动和事实完成了孝庄的毕生抱负。

玄烨不仅天资聪慧，其自幼所处环境与清朝面临的局势，使他很早就具有忧患意识和紧迫感，所以能比较自觉、主动地按照祖母的指教，在各方面发愤苦学，不断提高治国能力。当他政治上完全成熟，可以独立处理国务后，祖母仍是他的导师和顾问。

孝庄能够培育出这样一个学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就其个人而言，关键是具备完成这一艰巨育人任务的品格、素质、才能和修养。

清宫廷佛教法器八宝

首先，前面已经说过，她自己就很热爱学习，“无它好，独嗜书史”，“知书明理”，对满、蒙、汉三种文化都有一定了解，同时又有在皇太极、福临两朝三十几年的为政经验。所以，无论安排孙儿的学习，还是指导孙儿处理政务，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其次，她深沉、坚韧、果断、敏锐，心胸宽阔，待人比较宽厚，这些对于玄烨的性格与气质，都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再者，孝庄极为关注清皇室即清朝的前途和命运，关心朝政，“索以爱民为念”。福临去世后，她虽然成为清廷的头号人物，却很少权力欲望，甘心退居幕后，除去牢牢掌握清朝大政方针的最后决定权外，一意扶持、培养孙儿，并于孙儿成长的过程中，逐步将权力移交给他，从而完全排除了祖孙之间存在权力之争的可能。正是由于这种远见卓识，她才能够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在培养玄烨方面，收到圆满效果。

孝庄与玄烨的祖孙关系，还具有满、汉两种道德、伦理观相互作用、兼容并蓄，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鲜明特点。玄烨的孝养思想，除去孙儿爱敬祖母等满族固有的朴素成分外，还体现出汉族封建伦常准则。玄烨曾说:“朕孝治天下，思以表率臣民，垂则后裔。”他为祖母所做的一切，既是出自真情，也是基于统治需要，旨在给自己的儿孙、臣民做出榜样，希望他们能像自己对待孝庄那样对待自己，忠于朝廷，从而达到巩固皇权统治，保证国泰民安的根本目的。利用儒家伦理以振朝纲真可谓一举多得。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二月，玄烨命礼部议定:“皇上在太皇太后、皇太后前行礼时，和硕亲王以下，入八分公以上，内大臣、侍卫、大学士等，照常随行礼，八旗一品大臣并部院衙门满汉尚书，俱令在午门外众班内行礼。”可见他不是将自己对长辈的孝敬，仅仅视为家庭内部祖孙、母子之间的事，而是有意识地纳入朝纲，要求全体朝臣遵循无误。

总之，孝庄身为祖母，在与孙儿玄烨的相处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起有关键性作用。可以说，是她精心培养起与孙儿的感情，精心设计了这种她所满意的祖孙关系，精心培育出了一位中国封建社会屈指可数的明君。这是代表新兴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后正处于蓬勃向上时期才能出现的现象，在古代中外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www.daowen.com)

另外，从孝庄皇后的晚年日常生活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她是多么的立足于传统。只有立足于民族传统才能更有利地吸收先进文化。

首先讲信佛。孝庄文皇后晚年经常礼佛、持斋、诵经，其目的无非是祈求国泰民安、祈福祛病。诵经礼佛是她晚年的主要精神生活。孝庄文皇后历经三朝，多遇大事，晚年年老体衰，除遇大事仍辅佐孙儿处理外，把自己的希望和祈求寄于佛事，是十分合理的解释。孝庄文皇后本出身于笃信喇嘛教的蒙古贵族。当满族进入辽沈地区以后，特别是清太宗时期，随着萨满教的逐渐衰落，对喇嘛教的尊崇则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这当然是安抚蒙古贵族的政治因素。当天聪八年(1634年)蒙古察哈尔部败亡，墨尔根喇嘛以白驼载护法“玛哈噶喇”金身来归时，皇太极大喜，当即下令于盛京城外建“实胜寺”。告竣之后，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崇德四年(1639年)，太宗又派特使向西藏的达赖喇嘛致书，提出愿请高僧前来“宣扬佛法”。达赖果派使者至盛京，受到皇太极的盛情接待。当皇太极晚年患病之时，曾按喇嘛教的教义在盛京建四塔四寺，为太宗皇帝诵经祈福祛疾。在这种背景之下，孝庄文皇后仍笃信喇嘛教应是顺理成章，毫无疑义的。有关孝庄文皇后的许多记载都集中在有关崇尚喇嘛教上，而且言出必办，毫无拖延差错。

清宫满文佛经

清入关后，孝庄文皇后辅佐幼帝，统一寰宇，培育一代英主成为最高决策人之一，在宫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与威望。而现存档案中，孝庄所下旨都集中在崇佛之事上，也说明礼佛在她的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据满清档案记载:“巴林公主供佛”，“额木齐喇嘛于乾清宫诵经两日”，“开光甘珠尔经用”，“众喇嘛为大行皇后诵经时，制作佛前所供各五十两之曼陀罗花四，银二百两”，“神武门内旁门面房每月众喇嘛诵经六日”。为皇太子事，兑换每月众喇嘛诵经时施舍之宝泉钱十吊八百，银八两六钱四分。这种记载非止一处。“准画佛经处来文，画佛房李修等九名画工，”宫中设有画佛经处、画佛房等专门机构，可见宫中需求量之多。而且，宫内诸处喇嘛诵经，梵声不断，上至太后、皇帝、皇太子、公主居处下至宫门都笼罩在梵声之中，说明崇尚喇嘛教十分普遍，礼佛是他们共同的精神生活。这样就使人想到:明末喇嘛教在宫中已趋沉寂，清入关后宫中盛行如斯，孝庄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无疑是德高望重的最长者，她的虔心礼佛已经广泛而深刻地影响到宫中生活，而孝庄正是宫中精神生活的最高领袖。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孝庄一向勤于佛事。当她的身体条件许可时，常常亲自前往寺庙，从事礼佛活动。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十二月十八日，她曾去刚刚落成的南苑仁佑庙上香。有时，孝庄也让爱孙玄烨代往礼佛，除前述五台山之行及进香白塔寺外，又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四月，玄烨在盛京(今沈阳市)拜谒祖:返回途中，遵照祖母旨意，特地绕道辽阳州千手佛寺降香。他将祖母发来香资银六百两颁赐寺庙。

《八旗通志》内页

其次讲饮茶。满族作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素喜食肉饮乳，故需茶解腥膻去油腻。这一生活习惯在家宴及大规模宴客中已为定制，延久相传。《龙江三记》载:“满洲有大宴会……每宴客，坐客南炕，主人先送烟，次献乳茶，名曰奶子茶。”可见饮茶在满族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宫廷生活在许多地方仍保留着本民族旧有的习惯。对饮茶仍颇为喜好。同时据《清稗类钞》载，蒙古族有每日喝一次奶茶的习惯。可见饮奶茶是满、蒙民族共同的生活习惯而且在宫中一直保留着。所需茶叶由地方督抚进贡。清代是贡茶制度完善化朝代之一，清代贡茶主要分“岁贡”与“御贡”两种。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进单》及故宫博物院藏清宫茶叶，清代滇、闽、湘、鄂、陕、川、江、浙、皖、赣、粤、鲁等十二省六十五种御贡茶中并无苍溪、伯元茶之名，估计可能因当时战乱御贡受阻或因饮者习惯所以由皇商购买之故吧。

嘉庆《四川通志》云:“然腹地有茶，汉人或可无茶，边地无茶，番人或不可无茶。”“茶乃番人之命”。明御使徐侨言，汉川茶少而直高……汉茶味甘而薄，于酥酪为宜，亦利番也。故而保宁府在苍溪发卖的茶利于以茶为命的蒙、藏及其他少数民族饮用，而孝庄文皇后时常所饮乃苍溪发卖的红茶，而且可能是一直为蒙古民族所习惯饮用，所以应该认为这是一种传统的民族习惯。孝庄文皇后每月需苍溪茶一斤八两，数量不可谓不大，这与蒙古族每日喝一次奶茶习惯有关，因喝奶茶而用量较大。同时，孝庄文皇后一月茶资相当于几个民人匠役一天的收入，这固然反映出普通工匠与贵族生活水平的悬殊，但在贵族中来说，仍是花费不多，也见其极为简朴的一面。

再讲住蒙古包。从一些满文材料中，我们得知蒙古包是蒙古民族常居，也是满族在征战狩猎中的栖身之所。年迈位尊而常居深宫的孝庄文皇后常备蒙古包，此何用意?康熙十七年(1678年)七月“十四日准营造司咨称，奉旨，正蒙古包前之栅栏，著依照殿之蒙古包例制做;以斑竹为橡子，造八角蒙古包。钦此，准此，此蒙古包之橡子一百一十，其两头所钉铜把来二百二十，焊时配药，银一两九钱八分”。康熙备蒙古包是为巡狩时所居，随从康熙第二次东巡盛京祖陵的高士奇和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分别在《启从东巡日录》和《靴靶旅行记》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与描述，此不多讲。孝庄文皇后出巡的机会自然要比康熙少得多，但也绝不是没有。据《清史稿》载:“二十年，上复奉太后幸温泉……二十二年夏，奉太后出古北口避暑。秋，幸五台山至龙泉关”。也许不能设想孝庄文皇后在紫禁城中也住蒙古包，但出巡时住蒙古包却是可能的。但问题是康熙十七年“为太皇太后事”而有喇嘛诵经，说明此期间孝庄文皇后身体欠佳，那么于十九年修整蒙古包是为了实用还是一种精神寄托?人至暮年，习惯于怀旧。住在深宫，一生历经政治风云的孝庄文皇后，此时已年近七十高龄，在孙子已长大成人，平定三藩之乱已胜利在望，全国已日趋安定的时候，欲借康熙在十九年第二次东巡祖陵之机渴望回到生于斯长于斯的辽阔的科尔沁草原和盛京地区是很合乎情理的。因此修整蒙古包不排除实用的原因，同时也是孝庄文皇后的思想寄托。居住蒙古包既是满、蒙民族的习俗，也是满洲尚武的民族精神和艰苦创业的战斗作风的体现，因此居住蒙古包既表现了科尔沁草原的女儿对本民族、对故乡的怀念与依恋，更表现了德高望重的孝庄文皇后对满洲尚武精神和自强不息的战斗风格的继承。

笃信喇嘛教、嗜茶、居蒙古包，这几点都是满、蒙民族生活习俗的突出特征。孝庄文皇后晚年仍保持满、蒙民族的风俗习惯。一方面，她由于诚心礼佛，笃信喇嘛教并产生很大影响而成为宫中生活的精神领袖。另一方面，她坚持“祖宗骑射开基，武备不可弛”，在日常生活中承继和示范着满洲尚武精神，带动着清初诸帝和满洲贵族。她虽然没有垂帘听政，但她不仅在政治上继承、延续和光大了太祖的事业，而且在生活上传承、带动和示范着尚武精神，使太祖培育的战斗作风和生活习惯延续下去。这一点对满族统治集团来说也有着很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