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平三藩

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以明朝降将吴三桂等人为首的三藩发生叛乱。是年十一月，吴三桂在云南“以所部兵反”;十二月二十一日，冒充“朱三太子”的杨起隆在京举事;翌年三月，耿精忠据福建反;十五年尚之信据广东反。与此同时，有些地方原已降清的明朝官员纷纷响应。叛军气势凶猛，很快控制了南方广大地区，并延伸至陕西、甘肃等地。孝庄和康熙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此前，吴三桂等反叛之心已露端倪，政治嗅觉敏锐的孝庄有所预感。康熙十一年(1672年)十二月十六日，她提醒孙儿在天下太平之际，应不忘武备，居安思危;随后，又通过其他措施，如令儒臣翻译儒家经典，颁赐诸臣等，帮助孙儿加强统治，进一步搞好君臣关系。因此，当三藩之乱突然发生，清朝统治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刻，祖孙二人都表现得异常镇静。

吴三桂叛音刚至，康熙十三年(1674年)元旦来临。清廷仍同以往，举行盛大朝贺与筵宴，以此向臣民显示最高决策层无所畏惧的气概，以及与叛军决战决胜的坚定信念，起到安定朝野，鼓舞士气的作用。

在祖母的鼓励下，玄烨料理军务井井有条，持心坚定。康熙十三年(1674年)九月，他恢复了一度因“政务繁忙”而中断的“每日进讲”，坚持学习儒家经典。他甚至每日出游景山骑射，对于“投贴于景山路旁”的谣言诽谤，一概“置若罔闻”。多年后，玄烨回忆道:“当时朕若稍有疑惧之心，则人心摇动，或致意外，结局则不可知也。”

康熙十四年(1675年)三月，蒙古察哈尔部布尔尼乘清廷集中力量对付三藩，无暇它顾之机，发动叛乱。因京城八旗精锐部分出征，部分肩负拱卫之责，前往平叛已无兵可调。正当玄烨苦思筹集兵源，及派谁充任领兵之人时，孝庄向他建议:“图海才略出众，可当其责”。玄烨“立召公，授以将印”。图海果然不负重托，率领数万名八旗家奴，迅即平定了布尔尼叛乱。这一事例表明，孝庄平时对文武重臣了如指掌，因而能在紧要关头，及时点拨玄烨，帮助他渡过难关。(www.daowen.com)

平叛期间，每逢玄烨遇到棘手之事，孝庄便为之出谋划策，并凭借自己在朝中的崇高地位和威信，给予孙儿有力支持。举朝官员对此无不知之，一致认为:“吴三桂叛乱以来，太皇太后心甚忧劳。”玄烨为表示对祖母的感激与爱戴，于康熙十六年(1677年)四月，“亲撰太皇太后大德景福颂，书锦屏恭进”;同年十二月，恭进太皇太后锦衣，亲撰表文中将祖母比之为“宫中尧舜”;康熙十八年(1679年)二月，孝庄六十七岁生日，玄烨再次亲撰表文诗篇，书“万寿无疆”恭进，诗中写道:“喜得万方同孝养，千秋福德并苍穹”，“宫中尧舜兼文母，恭捧南山万寿觞”。

因指挥得当，加之采取剿抚并用，重用汉人，孤立分化对方等一系列正确策略，平叛战争以清廷获得全胜而告结束。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一月十四日，玄烨亲至太皇太后、皇太后宫报捷。整整八年，孝庄与孙儿一起，分担了无尽的焦虑与辛劳，当终于大功告成，普天同庆之时，他俩的内心感受，只有彼此最能理解，别人是难以真正体会到的。

孝庄在平定三藩之乱过程中起的作用，旁者是根本无以替代的，这一点举朝尽知。可当玄烨和大臣们请求按照朝中惯例，为她加上尊号时，她却表现了十分谦逊的作风，再三拒绝，并对奏请前来的大学士们说，八年以来，“皇帝焦心劳思，运奇制胜，故得寇盗削干，皇帝应受尊号，以答臣民之望。予处深宫之中，不与外事，受此尊号，于心未惬。”孝庄全力扶持康熙，想让孙儿的威望通过平定三藩更加扩大。为此，她尽量掩去自己的作用，将功劳一并归于爱孙。此举真是意味深远。

从孝庄作为玄烨政治导师和保护人的角度审视，随着玄烨不断成熟与孝庄的日渐衰迈，康熙二十年前后，他们的关系逐步过渡到一个新的时期。直至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孝庄去世，尽管玄烨早已对各项政务应付自如，不再需要祖母的点拨，但还是将祖母视为顾问，“朝廷有黜陟，上多告而后行”;孝庄虽然精力不济，但也仍同以往，时刻关怀孙儿，处处予以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