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相关理论研究

第一节　文化软实力理论的中外历史渊源

一、西方文化哲学中的文化软实力思想

纵观西方哲学的发展历史，实践哲学具有非常悠久的传统。古希腊的实践思想内涵十分丰富，从苏格拉底开创了哲学的伦理学传统之后，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提出了实践概念，构造了第一个实践哲学体系。然而，近代哲学带来了实践内部的分化，促使了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导致了“道德的实践”和“技术的实践”的分离，最终导致了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分裂，实践的工具和操作层面压倒了价值层面，人类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面对人类的生存危机和困境，思想家们开始对人类生存境遇和人的实践进行深入的反思，开启了技术理性批判思潮和对古典实践观的重新探讨。

伴随着西方现代化进程逐步深化和文化危机的加深，文化问题开始成为许多思想家自觉关注的对象，20世纪的思想文化界逐步形成了普遍的文化自觉现象，文化哲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随之蓬勃兴起。归根结底，基于文化和实践概念的高度一致性，20世纪哲学回归了文化和现实生活世界的潮流，因此，实践哲学需要凸显文化哲学的意蕴，以文化哲学的面目重新出场。

西方文化哲学是从文化的视角反思社会历史发展的哲学，其主要的理论特征就在于从文化(文明)的划分和演变的角度解释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通过对社会历史从文化层面进行哲学思考，形成他们对文化的哲学反思与认识，并以此为依据对人类社会进行重新审视与认识，形成新的文化历史观。

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与《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中详细论述了“自然的人”与“文化的人”。他认为:人与文化是相互生成的关系，人自己创造物，就是文化。康德还提出了文化的三个维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自我存在以及人类社会文化的实现途径，通过这三个维度的分析，他突出强调了文化在人的主体建构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着力解决人与自然关系之间所存在的张力问题。^[1]与康德不同，黑格尔则把对文化的理解融入到理性绝对精神当中，绝对精神发展到每一个阶段上所表现出来的形式，称为“文化”。

继德国古典哲学提出了文化的概念后，以泰勒、摩尔根、本尼迪克特和马林诺夫斯基等为主要代表的文化人类学家对文化起源的挖掘和文化本质进行了界定，他们从文化的本质入手，寻找人类的存在的特征，重视文化在人之为人过程中的重要性，把文化作为区分人与非人的标准，提出“人是文化的创造物”。^[2]更为可贵的是，泰勒首次对人类文化下了一个包罗万象的综合性定义，对20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本尼迪克特和马林诺夫斯基，对具体的文化演进、文化模式、文化功能进行了深入论述，认为不同的文化模式对个体和民族的行为具有决定作用。但是，早期文化进化论学派把当时的欧洲文化看作是进化的顶点，秉承“欧洲文化中心论”，忽视了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多样性。

在世界历史向全球化转化的这一时期，典型的西方文化哲学理论有斯宾格勒的文明相对论、汤因比的文化生长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论。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等从文明(文化)划分和演变的角度解释人类社会及历史发展演进的过程，强调文化在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把历史界定为文化有机体的兴衰更替。以斯宾格勒为代表的文化相对主义学派，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作为反“文化中心主义”而出现的，因而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反对以一种民族文化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去评价其它民族的文化。各理论家从不同路径叩探一种柔性的统治理论，客观上等于为“软实力”的提出和发挥影响做了理论铺垫。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霸权”(Hegemony)论提出了文化霸权或领导权与政治和军事霸权等同样重要的问题。法国的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提出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论(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把文化艺术等纳入一种与军队、警察、法庭等通常“国家机器”并列的特殊的“国家机器”范畴，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利用文化艺术这种“软”手段实施统治的秘密。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概念里，“文化软实力”概念似乎已呼之欲出了。^[3]

综上所述，西方哲学的文化软实力思想发源于其文化的理性与公正内核。从这个文化内核出发，研究内在于政治、经济等具体领域中的文化运行机理和运行方式。西方文化哲学不仅仅局限于研究精神、观念、艺术、宗教等文化现象领域，而是深入研究和分析政治、经济、文化等现象之间的联系，对人类文化的发展史和文化传统进行反思和整体把握。西方哲学中的对于文化的研究为“文化软实力”思想的提出提供了可能性和深厚的理论根基。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文化软实力思想

“文化软实力”在中国其实并不完全是一个新产生的概念。尤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最早的“文化”概念本身就具有“文化软实力”的思想内涵。追溯历史，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中华民族就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文化软实力”理念。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代思想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软实力概念，但却拥有丰富的软实力观念或思想，并且将这个理念付诸实践，指导各诸侯国之间的兼并战争以及历代国家的重大政治决策，为促进古代中国的繁荣与强盛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进一步以现代“文化软实力”的观念为视角，探讨中国传统思想中蕴含的“文化软实力”思想。

(一)儒家文化蕴含的软实力思想

儒学作为人文关怀和伦理宗教的意义对于国家精神文明建设有着正本清源的作用。儒学传统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根基。

在政治方面，孔子是最早洞悉道德教化的优越性及法律刑罚的局限性的思想家。孔子提出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孔子认为这是使社会和谐的有利手段。礼指秩序，齐之以礼就是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言行，正如荀子所说，“使有贫、富、贵、贱之等”。道之以德就是通过道德教化使人们遵守秩序，礼制秩序要靠道德来维持，德和礼相结合是儒家治国的基本思想。^[4]孔子认为:德治可以约束人们思想以达到维护社会等级秩序之目的，能防患于未然，通过内在信念来维护，通过潜移默化式的道德情感唤起固有的羞耻之心，使人从内心深处产生避恶趋善之意识，使庶民有知耻向善之心，以达到提高自我道德修养之境界及“日徙善远恶而不自知”的自觉自愿境界，其社会作用更为持久深远。^[5]

以道德教育为维护和推行礼制秩序的基础，反映了对道德的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和重视，因此我们民族悠久而丰富的道德传统对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孔子为政以德的政治思想理论对今天我们所从事的事业仍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现实的政治实践证明社会道德舆论及良好的个人道德品质往往起着“治本”的更为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孔子所处时代及个人的局限，其“德治”思想势必打上阶级的烙印，孔子主张“德治”的动机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所以，对孔子的“德治”思想要辩证地分析，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儒家学派另一代表人物孟子把那种通过实行军事手段来称霸的政治路线称为“霸道”，将依赖并实践“文化”“文德之教”等来实现争霸的政治路线称为“王道”。孟子认为推行“霸道”虽能暂时获得统治国家的权力，但绝不可能得天下。他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他强调只有推行“王道”者才能得天下，因为行“王道”者推崇“文化”，具体而言就是讲仁政、重德治、行“文德之教”。和“以力服人”的“霸道”不一样，这是一种“以德服人”的力量。^[6]

儒学传统为现代社会个人生活中的终极关怀、共同生活中社会道德价值的共同信念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应该成为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要源泉和根基。孔子的“道之以德”和孟子的“文德之教”的思想重视道德教育和道德规范体系的建设，为我们今天实现“建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目标提供了思想根基。

(二)道家文化蕴含的软实力思想

道家文化蕴含的软实力思想集中体现在老子有关“刚”与“柔”及以柔克刚的学说中。老子是提出以弱克强、以柔克刚的先行者。“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八章》)“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老子·六十六章》)老子的道学思想非常注重柔性，并以水寓柔，水是至柔之物，其柔弱之躯却蕴藏着包容百川、攻坚挫锐的巨大能量。“天下莫柔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也。”(《老子·七十八章》)“天下之至柔，弛骋天下之至坚。”(《老子·四十三章》)老子强调以柔克刚能起到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的效果，而以硬碰硬却是一场消耗性与破坏性的斗争。^[7]这些思想为我国软实力的建设提供了理论根基。这些思想及其历代传承与拓展，在今天看来恰是文化软实力研究的宝贵的本土资源，值得在与西方思想的对话中予以认真总结。

庄子秉承了崇道的道家思想基础并将其发扬光大。庄子轻视兵器之用，主张治理国家依靠泽惠仁德，统治者树德立功于神妙不测之间，而不是靠大张旗鼓的武力征服。“三军五兵之运，德之末也。”(《庄子·天运》)“圣人之用兵也，亡国而不失人心。”即使不得已使用兵力，施恩惠泽的一方在赢得战争的同时也会赢得敌国的支持。“兵，恃之则亡。”(《庄子·列御寇》)仗恃武力，只会自取灭亡。历史上战争的结局甚是让人揪心，有时候也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在新的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因此我们不能重蹈覆辙。软实力顺势而起，成为各国致力发展的领域，谁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和普世情怀谁就能赢得广泛的亲和力。庄子哲学中的正而后行，亡其国而不失其心的思想为我国软实力发展树立了标尺。^[8]

庄子的道家思想软实力思想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我国的软实力建设，要有庄子的气概，不卑不吭，不因自己处于劣势而自卑或消极，而是要积极积蓄力量蓄势待发;亦不可因为取得某些成就而傲慢，而是要韬光养晦，和光同尘，以谦和的姿态去迎接赞誉与荣耀，在无形中夯实软实力的基础。庄子思想为今天在文化冲突与选择中，我们如何对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价值选择以及如何保持本民族的文化认同具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

庄子哲学蕴含了软实力的内涵，指出软实力是一种不靠外力强迫而为，具有灵动性，无形性，凭借其德仁的施及和谦让的外表从而具有无限吸引力的力量。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庄子的思想中也有不少消极厌世的成分，比如主张无为而治，这些并不适用于我们今天的软实力建设。

综上所述，中国的文明史在一定意义上是一部成功的文化软实力治国史，其所依据的是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仁、德、礼、信等。这些文化精髓，今天仍然是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的不竭资源。尽管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合理性都有其历史局限性，不过这并不妨碍我们从思想文化的层面肯定这些认识的历史合理性，其中蕴涵的历史价值对当代中国文化建构具有重要的参照意义。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以“不争之争”而达“不战屈人”的智慧。

第二节　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与特征

一、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

约瑟夫·奈把国家的软力量归于三种主要资源:其一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的文化;其二是能真正实践的政治价值观;其三是能被视为具有合法性和道德威信的外交政策。可见，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包括了文化、政治、外交三个组成部分。

奈的软实力理论被各国学者引用并结合本国实际进行研究。根据中国的国情，我国学者对软实力的研究多数转向了对文化软实力的研究。对于我们来说，今天所强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由于不尽相同的话语体系与社会政治背景，与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寻求的不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软力量，而是一种体现中国国家利益与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家文化软实力。

因此，如果从中国的角度来界定国家文化软实力，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主要是指那些在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的感召力、社会的凝聚力、市场的吸引力、思想的影响力与心理驱动力的文化资源。文化软实力作为一个“软”实力，其同时是一个系统，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其中由于文化的不可剥离性与渗透性而尤显复杂。在中国语境下，文化软实力涵盖了以下几大要素:

(一)核心价值观软实力

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我们强调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鲜明国家意识形态属性。国家的和平发展应当有配套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作支撑，否则其和平发展很可能成为一种暂时现象。具体来讲，是包括在政治文化领域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和在传统文化领域代表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思想体系——包括“和谐”“仁爱”“自然”等这些集中体现着个人、家庭、国家乃至人类社会终极理想的文化价值观。^[9]

“核心价值观软实力”是整个社会良性运行的一个思想整合性的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感召力、凝聚力与引领力。只有一种正当的价值观与价值体系才可能产生感召力并发生实际正面、积极的作用。同时，这种价值观必须具有凝聚力，它是指国家对国民的吸引力、国民对组织的向心力以及国民之间的相互吸引力。最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具有对国民与社会的引领力。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渗透到信仰层面，使之产生超越自身、阶层、认识、利益界限的超越性力量;强化个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自我对话式的反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个人反省的坐标、个人行为的标准、个人道德的判断根据。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推进中华文化不断发展、扩大中国文化国际影响的精神力量，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关键组成部分。

(二)国家形象软实力

国家形象是外部和内部公众对某国的总体判断和社会评价。首先，对于外部世界，一国的制度是国家形象的重要代表，一直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除了制度本身可以增强一国的文化软实力以外，它也可以作为一种诱因，吸引他国民众去“顺便”接触和了解本国的文化、政治价值观、政策等多方面的情况。制度与流行文化相似，同时在两种意义上提升一国的文化软实力。

其次，对外政策是塑造一国国家形象的主要渠道，反过来也可以说，国家形象主要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在国际社会的受欢迎程度。外交政策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影响是很明显的。近年来的和谐外交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减轻了很多国家的民众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担心，为中国在世界上赢得了普遍的好感。而所有这些成就，对于塑造一个和平、友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对于消除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担忧，减少国际社会制衡中国的力量都是不无裨益的。总体而言，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主要是对外政策的功劳。我们很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同样一种外交政策外国的民众和政府可能有着截然相反的态度，可能在这个国家会受到欢迎，而在另一个国家受到批判――中国无条件的援助受到非洲国家的欢迎，欧洲国家却不以为然，要给中国扣上新殖民主义的帽子。这意味着衡量一国在某个对象身上的文化软实力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正因为如此，国家形象只是对一国文化软实力的粗略反映。

最后，国家形象表现为国民素质形象。国民素质是指人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的总和。另外，国民素质表现为在人们长期的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一系列约束，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国民素质是民族精神的外化。在现代社会，作为考量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砝码，它是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体现，是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元素。

(三)文化竞争力

托夫勒认为:“明天在所有人类领域出现的全球性的权力之争的核心，就是如何控制知识。”^[10]这个观点具有启发意义，因为在当代国际关系的格局中，文化因素(比知识更大的范畴)是世界性流动的因素，它所构成的“软实力”是难以垄断的，这构成了当代国际政治的变革。接受一定的文化，往往就会引起心理和感情的向往、理性的认同。凡是来自这种文化圈的东西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一旦一种文化成为其他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基本价值或主流文化时，产生这种文化的社会自然就获得了更大的“软实力”。

约瑟夫.奈指出，实力不仅取决于资源，而且还取决于运用资源的具体情势。这就要求我们在发展和评估国家文化软实力时，需要具备全面、系统看待问题的眼光。客观地讲，中国的国力增强，必须依靠文化的动力，而这主要来自于一个整体性的文化生态平衡的背景。其重要性主要表现:首先，是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的碰撞中考量中国文化消融力。其次，是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对接中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承接力。最后，表现为在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中看中国文化的和谐程度。

因此，在评价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过程中，我们的着眼点是落在文化的基本层面上，我们更加注重的是主流文化自身的积极建构，是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而不是把文化仅仅作为一种实现经济与外交目的的次等手段来对待。这里主要考察的指标应该首先包含文化产业状况、文化的“进出口”程度、文化竞争力水平。

文化生产、文化传播和文化消费能力是衡量文化竞争力水平评价的三个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其内容是否具有独特魅力，而且取决于是否具有先进的传播手段和强大的传播能力。特别是在当今的信息社会，凡是传播手段先进、传播能力强大的国家，其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就能广为流传，就能掌握影响世界、影响人心的话语权。显然，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越广，其潜在的“软权力”就可能越大。文化的传播能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

二、文化软实力特征

文化软实力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与硬实力的对比之中。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特征国内学者有诸多论述。有学者指出:“文化软实力的一大特点是内生性，其发展来自于一个国家对自身核心价值的信仰和坚持，对政治制度的创新和完善，对文化理念的坚守和发扬，对民族精神的光大和传播。”^[11]另外，有学者认为文化软实力的特点在于排斥强制性的发号施令和暴力，具有明显的自主性和变通性，不具有规范性和统一性，而且呈现出明显的不对称性。^[12]概括地讲，文化软实力具有以下特征:

(一)文化软实力的存在形式具有无形性

文化软实力存在于人的知识智力、思想道德、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等看不见摸不着的、非物质的意识领域，以精神力量为主要表现形态。正因为文化软实力是通过文化、价值观、发展模式、外交政策等资源来影响、吸引和改变对方，这种影响比使用硬实力所产生的影响要深刻得多，而且是无形的、难以防范的。

文化软实力存在形态的特殊性决定了文化软实力不能简单地被量化和指标化，其中最不能被理解成一个纯市场化的概念，文化软实力不等于文化产值、不等于文化GDP。如果片面地追求经济利益，片面地把文化产值的提高视为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手段，而忽视文化的本来价值——社会效益，则违背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最根本目的。因而，要找准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有效物化载体，比如文学作品、文化遗产、制度模式、行为方式、思维方法等。

我们决不可因为文化软实力的内在形式而忽视它的存在，也不能把软实力当作“软指标”而视为可有可无。文化的吸引力、同化力等文化软实力发挥作用通常是一个长期而无形的过程，它不会像军事征服、经济制裁那样快速直接，但往往这种无形的影响更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和改变对方，达到预期的效果。

(二)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方式具有非强制性和渗透性

从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方式来看，具有非强制性和渗透性的特点。文化软实力重在一个“软”字，这种软的力量具有超强的扩张性和传导性，是可以感知的潜在的隐性的力量。文化软实力强调运用非强制性的方式，如文化、发展模式、外交政策等的吸引力和同化力来达到预期的效果。文化的力量总是以“潜移默化”的柔和方式融入经济、政治、社会本身等多种实践活动中，同时悄无声息地进入文化自身的交融发展中，其特征可用“润物细无声”来形容。

约瑟夫·奈认为单靠传统的经济制裁、军事打击等强制性手段就会“用导弹打自己的投资”，相比之下，依靠文化、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等“软权力”，尤其是利用其中的文化传播之类的无形力量，利用大量制造的文化产品和现代传播工具，从观念上、感情上、心理上去影响别国人民，则是另一种代价小而收获明显的软力量资源。这种无形的力量没有导弹驱逐舰护卫下的货轮那样气势汹汹，但是，它却能够散布在全球性的广阔空间，影响千百万人的思想感情，从而最终改变导弹和货轮的归属。^[13]

同时，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方式不是直接的、快速的，而是通过间接的、缓慢的渗透来影响、诱导对方，使之自觉、自愿接受，以达到预期的目的。它可以跨越地域疆界的限制，冲破国家民族的藩篱，不受时空的束缚，传递到不同的国家或地区，渗透到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行为主体身上。文化软实力现今已渗透到了政治、社会、国际关系等相当多的领域，体现出更深、更广的力量。

与军事行动和经济制裁所需花费的高成本相比，文化软实力可以不用付出很大的成本而取得较大收益。拥有软资源的国家放射出影响力，它使得外部的相关行为者都受到这种放射力的影响，以至于这个国家可借此达到其国际战略目的。

(三)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效果具有稳定性和长效性

从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时间上看，文化软实力总是在隐蔽中以“深远持久”的方式渗透于人们科学文化与思想道德的形成过程，一旦被人内化便难以改变或消除，即具有稳定性。

相比之下，文化软实力主要着眼于长远目标，如文化价值观的接纳、国家形象的塑造、国际制度的遵守等，这些都是无法通过硬实力短期完成的。可见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是深远而长久的，因此其影响也是深刻的。如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东南亚乃至世界范围内强大、持续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便证明了这一点。

然而，我们也应意识到由于文化软实力资源难以控制，文化软实力需要长期的艰苦建设，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软实力主要依靠自己独立建设，不可以模仿或依靠外援，也不可以通过交易的方式取得，而硬实力却可以依靠外力完成，可以通过交易的方式取得。因此文化软实力建设比硬实力更缓慢，绝对不具有速效特性。

第三节　本研究相关理论

一、文化研究相关理论

(一)“文化生产理论”与文化软实力

以阿多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提出的文化工业理论指出:“文化工业的产品到处都被使用，甚至在娱乐消遣的状况下，也被灵活地消费……所有的人从一开始起，在工作时，在休息时，只要他还进行呼吸，他就离不开这些产品，没有一个人能不看有声电影，没有一个人能不收听无线电广播，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接受文化工业品的影响。”^[14]法兰克福学派怀着对“文化工业”进行批判的态度来看待文化生产，认为人们在消费文化产品时，其意识就被资本主义的文化产品控制着;认为这些文化产品吸引了社会大众的注意力，从而使人们按照这些产品设计的模式来观照世界、思考问题，使人们丧失了独立自主的思维能力，丧失了自觉的反思力量，成为无自主精神的他在之物，成为被动性的文化受体，一直处于自发、自在状态，而不能够上升到自为阶段，从而注定不能够自己解放自己。他们认为文化工业不仅成为整个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还履行着现代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职能。^[15]

虽然法兰克福学派是从消极地态度来看待“文化生产”和“文化工业”，如阿多诺认为:“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意识形态的融合，‘文化工业’给艺术带来的后果就是让艺术走向没落。‘大众文化’妨碍了人们自主地作为评判和有意识地决策的个体的发展，成为安抚、麻醉和束缚意识的手段。”这些观点应该说是具有批判眼光的，但是在当时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下提出的，显然已不适应今天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

然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说明了文化生产对社会大众的影响之大，对整个社会经济的影响之大。文化不仅是一种感召力，也是一种生产力。梵高的油画岂止是艺术珍品，它的经济价值也一再被发掘出来，一次又一次地创下艺术品市场拍卖的天价。自从20世纪法兰克福学派提出“文化产业”的概念以来，文化日益清晰地以产业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随着文化自身的经济价值日益受到重视和开发，如今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并成为了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的发展是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战略路径。思想和观念以文化产品为载体将传播得更快、更好、更广泛，市场与产业以此为拉动，会呈现繁荣发展的良性循环，其结果是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辐射力得以快速实现和传递，文化的软实力得以不断提升和加强。

文化生产在不同的国家、文化形态间，但决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文化的全球化生产事实上是与本土化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当文化公司在制作它们的产品时必须充分考虑产品的目标受众的接受心理，即必须把产品的文化诉求“本地化”，通过修饰、增删、变换等各种方式充分地吸纳本土文化，出于市场的需要，使文化产品在文化心理上更容易被当地消费者所接受。比如默多克集团，在制作面对中国、印度观众的节目时就采用了与它们在西方的节目不同的举措，以满足特定文化形态的观众的消费心理需求。

(二)“文化消费理论”与文化软实力

所谓消费社会是与生产社会相对而言的。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消费社会的背景密切相关。生产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商品稀缺，社会的主要目标是增加生产满足社会需求;消费社会的主要特征是生产能力相对于适度与节俭的传统生活方式而过剩，为了生产方式自身的生产与再生产，社会就要不断地刺激消费，使大规模消费成为这种社会的基本生活方式。近代工业革命飞速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导致消费资料极大丰富。这就是我们所称为的“现代消费社会”的到来。

在消费社会中，形象即商品。消费不仅仅是物质的消费，更是对文化符号的消费。文化符号被制作成商品流入到消费领域中，如电视节目、电影等视觉文化产品的消费，或者用于商品的包装、广告等文化符号也成为商业推销的手段，以至于商品的使用价值常常被其外观的符号价值所取代。文化形象与商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消费社会必然趋向于文化消费。人们的消费能力不断增强，满足精神消费欲望的需求越来越高，文化消费的强劲趋势正在形成。

文化消费需求的提高促进着文化商业价值的开发，使其向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在消费者需求和利润的驱动下，文化产业蓬勃发展起来。在全球化时代，文化传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潮流向全世界扩张，以商业活动的形式进行着跨国文化传播与交流。它不仅仅包括文化产品的输入与输出，还包括诸如商品品牌形象、广告视觉形象的传播。这种商业化的视觉文化传播又进一步刺激着人们的消费欲望，不断推动消费主义的蔓延。

文化产品就是满足这种需求的主要精神食粮。文化产品是情感性的、精神性的东西，是精神性产品，它承载着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和经营者的情感在里面，消费主体在进行文化消费活动过程中，总会或多或少的与文化产品发生交流、碰撞，进而与文化产品的创造者和经营者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因此文化产品的消费行为对消费主体有着很大的影响，对消费主体有着重要的作用。

文化产品的创作需要追求真、善、美，而文化产品的消费就是通过文化产品中蕴含的真善美来感染和熏陶消费主体，引起消费主体在思想上、情感上、理想上、追求上都发生深刻变化，从而实现文化产品培育人、提高人生境界、净化社会风气、改善社会环境等功能。优秀的文化产品在帮助消费主体认识生活的同时，还教育其对等生活采取积极的看法与态度，帮助消费主体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可以说，文化产品的消费是消费主体进行学习的一个过程，但这与单纯的学习有着不同，这是一种以审美为基础的、寓教于乐的、潜移默化的学习。因此进行文化产品消费时所受到的教育是其他教育形式不能替代;同时文化消费活动是一种自由而自觉的活动，这既不能强迫广大消费者消费文化产品，更不能强迫消费者接受文化产品中的某种思想、观念。消费主体是主动的消费该文化产品，其主动权在消费者手中，人们在获得乐趣和愉悦过程中，来接受某些有用的知识和信息，使之受到文化产品中所蕴含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影响，从而得到教育、受到启迪。因此，促进文化消费可以提升人们的综合素质，并且当文化产品输出海外时，可以通过影响消费主体的价值观来提高本国文化的影响力，提升一国的文化软实力。

(三)“文明冲突论”与文化软实力

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一书中指出，后冷战时代各国开始发展新的对抗和协调模式，意识形态不再重要，人们需要一个新的框架来理解政治，而“文明的冲突”这一模式强调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作用，它唤起了人们对文化因素的注意。亨廷顿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共存。那些最大的文明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全球政治成为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16]

解读《文明冲突论》，可以发现亨廷顿的观点基于一个理论前提，即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与易变的政治意识形态相比，具有很强的稳固性和传承性，很难被改变。他之所以将冷战后的世界划分为“西方和非西方”，是因为他觉得，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文化的融合，他显然认为文明、文化在全球化时代具有一种“本土化”趋势:许多非西方国家刚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时，确实是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应战模式的回应，出现了文化差异性缩小的情况。但随着实力的全面提高，这些国家越来越强调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民族文化价值，从此构成了自身文明本源的认同和文化回归的景观，这一切都来源于一个国家固有的文化所具有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很难被外来文明所侵蚀和同化。

亨廷顿是站在西方文明优势论的基础上，他的理论框架是为西方构建一个新的“世界地缘政治坐标系”，其重点不在强调文明的共通性，而在强调他们的差异性，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他的本意。亨廷顿提出这个理论主张不是要倡导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要描述未来世界的前景。基于亨氏对国际政治的描述，结合文化软实力的概念和内涵，我们可以将亨廷顿的文化冲突理论阐述的国际政治格局图解成如下模型:^[17]

图2-1　文明冲突论的图解

如图所示，一个同心圆代表着一个民族国家，而区隔不同国家的三个变量:文化，政治意识形态与利益按稳定程度强弱由内向外序列排列。这三者同时是有着标志与区分不同民族国家在文化传统、政治信仰与多元利益诉求上差异的作用。

核心层是文化，一个国家独有的文化往往是一个民族国家历经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积淀形成的，具有极强的传承性与稳定性，有着强大的社会整合与社会导向的功能，是维系一个民族国家身份认同的最核心要素，对于异类文化的“侵蚀”具有很强的免疫力。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这一层是最难被外来文化所改变的，因此将其放在最核心层。

次外层是政治意识形态，严格说来，政治意识形态也属于广义文化的范畴——每个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产生与发展与一国的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不同文化基于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在国家软实力的角逐中，出于强势地位的一方总是试图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以及文化产品影响与操纵弱势一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也是跨文化传播的一个核心问题。

最外层是国家利益，这一层是最具易变的一层，往往是引发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最主要因素。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性的贸易壁垒以及种种阻碍资本技术与人力资源在全球配置因素的减少，各国之间经济共同利益正呈现出逐渐增多的趋势。值得注意的是，利益诉求往往是文化传播所追求的终极目标。文化产品的输出追求的不只是经济利益，还包含了政治与经济的多种诉求。

由以上这个理论模型可以看出，区隔民族国家的三个因素事实上决定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亲疏冷热，三个层次上存在的交集越多则两国关系越密切，国民间的亲近感就越强，文化产品输出时遇到的阻碍就越少，三个层次如果完全一致则两个文明将趋于“同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逐渐增多，并且政治意识形态也不再成为区隔文明的主要因素，然而作为最核心的因素———文化，却因为其固有的稳定性与传承性，成为区分民族国家最“顽固”的屏障。人们在接受来自外部世界的信息与文化产品的时候，总是基于自己本民族特有的文化进行解读。而对于与自身文化相近的信息与文化产品，则总是保有较高的认同感。^[18](www.daowen.com)

对亨氏文明冲突论的解读，无论我们是持批判还是支持的态度，我们都不能否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文化认同对于民族国家的重要性。这也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不管是出于维持民族文化独立性或者是基于市场考虑，任何国家的政府都不会放任别国大众传媒与文化产品在本国长驱直入，侵蚀本民族文化的基石，任何国家的受众，对于来自异类文化的产品与信息，也都是基于本民族的价值观与信仰进行解读。因此，一国要使自己输出的文化产品与大众传媒信息被广泛接受，从而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某种共识，它就必须根据输出地的文化特征将所输出产品首先进行本土化加工，以满足接受国受众根据本土文化对之进行的解读。此外，对于输出的文化产品，还应该注意不要在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上与所输出国产生冲突，否则这样的跨文化传播，不仅不会拉近文明之间的距离，反而很有可能适得其反，引起接受国民众的厌恶和反感。这是亨氏的文明冲突论为我们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实践带来的启示。

二、传播学研究的角度

(一)视觉文化传播理论与文化软实力

1.视觉符号的特点

人类试图通过符号了解他所存在的环境，这是传播的起点。符号是决定传播过程的核心因素。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不同国家的语言文字不同，为打破这种禁锢，视觉符号在跨文化交流与信息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人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不同，对于外来信息的处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在同一文化范畴内，人与人沟通时本来就会发生正常的误解;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时，这种正常的误解就会被夸大。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显得更加突出，因此在跨文化传播中，相对来讲易于把握和理解的视觉文化产品作为一种交流和传播信息的重要工具，其存在和发展也就具有了可能性。影视文化传播的过程就是对信息或意义交替进行编码解码的过程。所谓编码，就是将意义或信息转化成符号的过程，也就是用语言把意义表达出来。所谓解码，就是将符号还原为信息或意义的过程，也就是理解或接受语言表达出来的意义。

视觉文化传播是一种以视觉符号为主导的文化传播形态，视觉符号有这样一些特征:首先，视觉符号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所指”与“能指”的相符合。视觉符号是一种意象符号，是形态结构接近事物真实的视觉语言。它的“能指”与“指”，也即形象与对象之间具有高度的符合性。图像正是“借助自身和对象酷似的一些特征作为符号发生作用”。^[19]例如画面中一棵树的具体形象(即能指)与表达的一棵树的概念或主题(即所指)是吻合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更紧密和直接，而不是语言符号那样的结构关系。正因如此，视觉信息的传达更为直观，在表达某种具象概念的时候，文字或者语言的描绘需要经历从抽象到具象的转换过程，而视觉符号则是由具象到具象的直接传递，它简化了我们解读符号的过程，使符号信息的获得更加轻松、迅速。同时这也避免了意义传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干扰和偏差，能够更加准确地传递符号信息。因此，使用视觉语言基本上可以达到“一目了然”“所见即所得”。

其次，视觉符号也具有概括性和抽象性。图像符号由各种意象所组成，当图像仅仅被看作它本身所呈现的意象的时候，这种意象是个别的、特殊的，如果意象能够代表或再现同类中的所有其他个别，那这种意象就是典型的、普通的，就具有了一定的抽象性。也就是说，视觉符号的“所指”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与“能指”形象相符合的直接的“所指”，一个是从“能指”形象中抽象出来的某种概念、思想或者情感等深层次的间接的“所指”。例如在张艺谋拍摄的“申奥片”中，镜头所呈现的一个个英姿飒爽、积极投入体育活动的男女老少，并不仅仅是某个别具体的人，同时还是“中国人”这个整体概念的代表，体现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再比如MTV中出现的长城形象，它不仅仅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景观，同时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体现了恢弘的气势、悠久的历史以及坚定不移的意志。在这里视觉符号传达出的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符号形象具有遍性、代表性，它不仅能传播具体直观的形象信息内容，也能够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这也正是图像作为符号的意义所在，这也是影视文化传播对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的原因所在。

视觉符号是视觉文化传播的基本要素，它的直观性、形象性决定了视觉文化的传播是一种感性因素多于理性因素的文化传播。视觉符号的直观与形象又使得视觉文化传播是一种贴近大众的文化传播形式，视觉符号的学习来源于日常生活中视觉经验的积累，而不需要专门的学习，因此相对于文字符号来说，它是易于把握的，能够被各个文化阶层的大众所接受。这些为视觉文化传播的大众化、娱乐化打下了基础。视觉符号与语言文字符号的特征参见下表2-1^[20]:

表2-1　文字符号与视觉符号比较

2.强势文化符号与弱势文化符号的传播

大众文化正以图解的方式冲击着传统媒介的地位。好莱坞电影风靡全球，韩剧掀起热潮，视觉的跨文化传播逐渐在文化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

(1)强势文化的视觉符号传播

视觉符号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强劲张力是随着全球化的趋势而日益加强的。它以单向的传播方式，由媒介霸权国单方输出本国的文化产品，以商业化压迫式的方式跨越弱势文化的界线，使接受者完全沉浸在视觉符号之中，来不及去思考，这些外来文化的“符号”就已经在接受者的心里打上了深深印记。^[21]

强势文化正是借助视觉符号的优势。在跨文化传播中以强有力的传播态势和文化形式，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情感、习惯、价值观及审美观。美国就是借助好莱坞电影大片的视觉符号向全世界传播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方式，文化习俗以提升其文化软实力。

(2)弱势文化的视觉符号传播

弱势民族由于政治和经济、技术等原因很难将自己民族的文化产品输出给强势文化的国家，很难成功通过视觉符号传播本国的文化及价值观，这就更加剧了强势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视觉侵略和占领。弱势文化越是封闭，受到的冲击就越强。

更为严重的是，在无法回避的被动接受中，弱势文化通过视觉符号来满足对强势文化的窥视欲，享受视觉的冲击力，体会到“眼睛消费”的愉悦。在这个过程中，弱势文化的民族性将被弱化，本土文化的心理优势将逐渐被淡忘。^[22]许多国家已经意识到面临文化入侵和本土文化丧失的危险，因此各国都纷纷展开了以文化为武器，以影视为媒介的国际间的激烈竞争。

由此可见，以影视剧为媒介的视觉文化的传播与一国的文化软实力提升息息相关，二者是互相影响，不可分割的。

(二)议程设定理论和文化软实力

“议程设定”理论由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7年提出。他们认为，大众媒介或许无法指示我们怎样去思考，但它却可以决定我们看些什么、想些什么，什么问题是最重要的。换句话说，大众媒介对某些事件或问题的强调程度，同受众对其重视程度构成了强烈的正比关系。这形成了一种因果关系:大众传播媒介愈是大量报道或重点突出某一事件或问题，受众愈是热切地关注、谈论这些事件或问题。这一理论受到传播学界重视的原因是:(1)传播学者重新发现了媒体所蕴涵的能量，而此前却认为它效果甚微。(2)传播效果构成转向认知及其效应，而此前却集中在态度和行为的转变上。

在本文中，“议程设定”是指影视文化产品出口到哪个国家，就等于为进口国的观众规定了观看哪个国家的影视产品、哪种类型和体裁的影视产品。议程设定能力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播效果，可能一国的价值观是普适性的，可要有一定的能力通过大众媒介产品传播出去，才能被人接受，才能发挥同化的作用。

比如在美国的好莱坞大片中总是贴着追求自由、民主的标签，它把这个设定成一个普适性的文化价值观，作为软实力的重要来源。文化软实力是运用传播的能力、文化的力量说服和吸引对手，最后同化对手。

软实力与议程设置出现了这样一个关系:那些告诉人们将目光聚焦到哪里、应该关注什么、应该讨论什么的国家和政府，拥有真正的软实力。这种软实力属于那些加工信息、对信息进行解读、并且传播这些信息的人。美国作为超级大国，它的最重要的权力就是主导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权力，这就是文化软实力的一种。对国际机制的设立包括议程设定的能力，成为美国真正的力量来源。因此，我国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就必须争夺议程设置和讲故事的话语权，让全世界听到中国人讲的有关自己的民主的故事、自由的故事、人权的故事和法制的故事，而这一切无疑是我国文化产品对外输出时该承担的重任。

(三)波纹效果论与文化软实力

波纹效果论是由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1990)在《大众传播学诸论》中基于大众媒介、社会与受众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关系上提出的。他们认为在层次上，传播的效果可分为个人的、人际的、组织的、系统(部门)的、社会的效果。在每一层次上，传播的效果分为认识的效果、感情的效果、行为的效果三种类型。在该理论中，“大众媒介被看作是积极参与处于社会行动的社会、集团、组织、家庭和个人层面上的维持、变化与冲突过程的信息系统”，它的传播活动总会引起由小到大、由大到小，或者由高到低、由低到高，或者或大或小、或高或低的不同层面的认识、感情和行为上的反应，“显示了媒介依赖关系的变化产生的波纹效果，它始于旋斗上端的媒介在社会中的位置，螺旋下降贯穿于媒介系统与各社会系统、组织和人际网络的依赖关系，直至于个人的依赖关系。高层发生的效果变化将影响所有低层的依赖关系。所以媒介系统的社会作用的变化，在社会行动的所有层面都会有所波及。这种作用的变化具有增大各社会系统、组织、人际网络和个人的媒介依赖性的效果”。^[23]

波纹效果论的进一步拓展，不仅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大众媒介与现有的五个层面之间相互依赖的效果关系，而且有助于解释跨国的甚至全球层面上的效果现象。因此，波纹效果论比之其他大多数综合性的效果理论，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和普遍性，而且更适合于媒介产品全球传播的现状。波纹效果如图所示:

图2-2　波纹效果

在本文中，波纹效果论用于证明影视文化产品输出对于进口国的不同类型、不同层面的影响效果，进而说明影视文化产品的传播效果的特征与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传播学的经验与实践证明，当传播者生产的诱因(传播内容与表现形式)能够深深牵引受众时，受众的反馈可加深传播者诱因的影响，在传播活动中使传播者与受众之间形成心灵的沟通，实现实时的互动是最佳的传播效果。大众传播效果对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至关重要，原因在于波纹效果的几点特征:

1.累积性:当代的大众传播是通过多种媒介、运用多种符号，经年累月、日夜不停进行的，而传播效果的形成，也是在接受者对各种信息的耳濡目染和经常接触中逐步累加起来的。那种立竿见影、一蹴而就的效应是不易产生的，产生了也是很难持久的。因此，大众传播中传受两者之间含义的确立、延伸、替换和稳定的过程，也是效果的产生、累积、扩展和强化的过程。

2.内隐性:传播效果产生于受众注意信息、理解信息、记忆信息、接受知识、确立态度、采取行动等一系列内在操作机制的过程之中，它的核心部分以及形成结果的具体过程，都深藏于信息接受者的内心深处，人们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只能依据大量的日常经验或运用科学的测评方法，从当事人的言行及其他表现中作间接的推测和估量。

3.恒常性:由于传播效果是在传受两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中自动显现和逐步累积而成的，不是在外力的作用下被迫做出的，因此，它一旦形成就不易改变，并会自行寻找理由予以捍卫，使其具有恒常性。恒常带有稳定、固态的特征，受众形成惯性会抗拒某些方面的干扰和改变。

4.层次性:大众传播通过不同媒介、符号传递不同信息，可以对不同层次的人产生层次不同的效果。从效果的呈现看，有短期和长期之分、显性与隐性之别;从对象的反应看，有个人、家庭、团体、集群和社会等诸种效果;从效果的构成看，还有感知的、情绪的、知识的、态度的和行为的等各种效果。

5.两面性:几乎所有的大众传播效果都具有两面性，即兼有积极和消极、正面和负面的效果，只是比例不同、主次有别。^[24]

以上几点特征体现了波纹传播效果“软”的特性以及“潜移默化”的特征，以及影响的稳定性和恒常性，这些特征都与文化软实力的特征相符。

三、翻译学研究的角度

(一)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与文化软实力

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交流。布迪厄^[25]认为语言不是客观中立的媒介，哪怕是最简单的语言交流也不是纯粹的沟通行为。在言语交流中始终有难以辨认的权力支配关系潜在地发挥作用。翻译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是社会系统内部的一种操作力量，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实质上体现了各种权力关系。翻译过程中文本的选择、翻译策略的使用以及行为者之间的关系均不可避免地涉及到权力问题。有学者认为翻译权力隐藏在翻译话语之中，翻译作为语言间知识、文化交流传播的方式和手段，本身也是一种话语。话语与权力是共生的，话语圈构成权力圈。^[26]在国际文化场域中，强势语言国家与弱势语言国家之间常常是一种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国家内各个利益集团为了争夺文化场域的中心位置，也将翻译作为一种武器进行斗争。

翻译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发展，翻译学术界如今也终于开始意识到翻译的文化功能。文化翻译始于20世纪80年代，但直到90年代中后期，翻译才被放到社会政治的宏观环境中去研究，因此翻译与权力关系的研究主要源于90年代译学“文化转向”之后，人们对译史和译法的讨论中出现对权力问题的关注。

受近几年来的一股新学潮——后殖民主义批评的影响，翻译与文化软实力的关系的研究越来越受关注。后殖民主义批评主要关注的是当今殖民国家即发达国家与殖民地国家即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的文化关系，认为发达国家的强势文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弱势文化仍是支配与被支配、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后殖民主义翻译研究则主要考察原文与译文背后的文化关系。

后殖民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该理论从后殖民主义的视角审视不同历史条件下翻译实践的过程，认为不同的文化间存在着权利差异(Power Difference)，关注隐藏在译本背后的两种文化间的权力斗争和权力运作，旨在通过描述存在于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种族和不同语言间的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关系来深化对翻译实践的认识。

后殖民研究视角给予翻译研究的启示在于它视翻译为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及文化帝国主义思想观念对外进行霸权扩张的工具，是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权力差异语境中不平等对话的产物。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视角是把翻译活动回置于它所产生的真实的文化历史背景之中。^[27]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运用于中国翻译现实的最大的任务是将其用于抵制西方的霸权，消解西方的权力话语，与其平等对话，向世界而不仅是西方传达中国自己的声音，同时借助翻译研究与实践向世界传输中国的文化，从而在当今全球化趋势下使中国文化能成为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要一员。^[28]

(二)翻译与文化认同

认同(或身份)是当代社会和文化中的一个突出的现代性问题。它以各种形式在不同层面呈现出来，引发了理论界的论辩和思考。认同是文化固有的基本功能之一。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文化认同的依据。

实际上，我们目前正处在全球化与现代性的深刻转型期。当“社会—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变时，当异质文化融入我们的本土文化时，文化认同或民族认同便会作为一个问题彰显出来。人们之间在文化上的认同，主要表现为双方相同的文化背景、文化氛围、或对对方文化的承认与接受。

翻译的目的和功能在于使操不同语言的交流双方能懂得彼此的思想、意图、观点和所表达的情感。因此，我们进行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转换，更是两种文化的对话与对抗。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时候，人们总是不可避免地用自己的文化定势去解读与本民族文化不相容或是不完全相容的异文化现象，在这个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经历从不解、费解、一知半解到理解并最终接受认同的过程。因此，我们的翻译能否最终被目标文化接受，绝对不是经过语码转换就能一蹴而就的，其中隐含着一种文化认同的机制。

在文化软实力建设的背景下，我们进行汉英翻译，不是仅仅把汉语翻译成英语就达到目的了，最终目的是要宣传我们的国家的政策以及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所以，汉英翻译应该遵循“以西方受众认可接受的话语方式，达到宣传中国的目的”的原则，在翻译中采取必要的策略，努力建立“认同”。所谓西方认可的话语方式，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信息本身的可信度，另一方面是信息的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在进行汉英翻译的时候，一方面做到信息准确无误的传达，另一方面要在句法表达上尽量符合译入语的话语方式。

以影视翻译为例，影视翻译就是通过电影、电视剧等媒体传播的方式所进行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影视翻译的重要性正是源于现实生活中人们期望了解国外文化、生活和欣赏异域色彩的文化产品的需求。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讲，母语超越了任何一种外语对人类思维的影响，因此好的译制作品不仅有助于观众准确理解原作，满足情感需求，还能使人们在欣赏影视作品的过程中顺利实现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获得新的思想资源。异国受众在欣赏影视作品的同时，在成功的翻译的影响下，最终被目标文化所吸收，并且达到说服的效果，达到对外文化传播的目的。因此，作为信息的传递者和文化的传播者，译者必须把信息来源放在首位，忠实于原文的信息内涵，同时把目光落在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信息接受者身上，充分考虑译文对接受者的效果，在两种不同文化间找到制衡点，使原文效果与译文效果间达到一种和谐、默契。

四、本章小结

本章首先追溯了文化软实力的中外历史渊源。历史证明，西方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对于文化的研究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出提供了可能性和深厚的理论根基。接下来本章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特征和构成要素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文化软实力具有无形性、非强制性及渗透性、稳定性及长效性的特点，并且笔者认为，在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应该由核心价值观软实力，国家形象软实力及文化影响力软实力等几部分构成。最后本章将文化研究、传播学的理论以及翻译理论与文化软实力研究相结合，为本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文化生产理论、文化消费理论、文明冲突论从理论的高度证明了提升一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传播学中的议程设定理论、波纹效果理论以及视觉符号传播理论为影视传播提升文化软实力这一命题提供了理论依据。

【注释】

[1]李鹏程.当代文化哲学沉思［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2]刘振怡.论西方哲学的理论自觉［J］.求是学刊，2006(4).

[3]王一川.电影软实力及其效果层面［J］.当代电影，2008(2).

[4]钱逊.和，万物各得其所［J］.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5).

[5]王杰.为政以德，孔子的德治主义治国模式［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4(2).

[6]朱汉民.中国古代“文化”概念的“软实力”内涵［J］.湖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10(1).

[7]邱永山.老子庄子妙语选［M］.广州: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8]傅秀兰.庄子哲学软实力思想探微［J］.云梦学刊，2009(1).

[9]贾磊磊.国家文化软实力的主要构成［N］.光明日报2007-12-7，第010版.

[10]〔美〕阿尔温·托夫勒.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6:28.

[11]刘杰.中国软实力建设的几个基本问题.载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院.国际体系与中国的软实力［C］.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102-103.

[12]章一平.软实力的内涵与外延［J］.现代国际关系，2006(11).

[13]约瑟夫·奈.美国定能独霸世界吗?［M］.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1992.

[14]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118.

[15]阿多诺.电视与大众文化形式.载西方学者眼中的西方现代美学［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16]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三版)［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9.

[17]董毅.从“文明冲突论”看中国国际传播的“软危机”［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6.

[18]董毅.从“文明冲突论”看中国国际传播的“软危机”［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06.

[19]霍克斯.结构主义和语言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31.

[20]张洁.全球化语境下的视觉文化传播［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5.

[21]英明，罗艺.视觉符号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J］.当代传播，2007(6).

[22]英明，罗艺.视觉符号语境下的跨文化传播［J］.当代传播，2007(6).

[23]苏锋.动画产品国际贸易模式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2006.

[24]邵培仁.传播学(第一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25](法)布迪厄，华康德.李猛，李康译.实践与反思［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6]朱湘军.从权力与话语看翻译之强势［J］.外国语，2008，(6).

[27]王东风.翻译研究的后殖民视角［J］.中国翻译，2003，(4).

[28]胡菊花.从后殖民主义理论视角看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失语症”［J］.科技信息，200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