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记录了北京—个普通的生活小区里一群普通的老头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是一群退了休的老头，导演杨天乙叫他们大爷。大爷每天早上从家里出来，聚集在路边的大墙底下晒着太阳，聊着天。中午回家吃饭，午后接着出来，到五点钟左右再回家吃饭、睡觉。夏天的时候他们会转移到另外一个有树荫的地方去坐着、聊天。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准时出门，准点回家，像是上班的人。两年后，当导演杨天乙拍摄完这个作品，再经过大墙的时候，很多大爷她不认识了。当年那些曾吸引她、让她停步观望、被她记录下来的大爷们，有的生病出不了门，有的离开小区到子女家去生活，还有几位大爷不在了，就像他们自己常说的那样：老了，没用了，是该走的时候了。

影片导演杨天乙，1972年出生，先后任职舞蹈演员、戏剧演员和节目主持人，曾在贾樟柯的《站台》中出演钟萍。1997年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1999年完成《老头》，2007年完成同题材作品《老安》。著名纪录片导演吴文光评价《老头》：“这部片子至今让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这是一个之前跟影视毫无关系的女孩；第一次拿起DV机；第一次拍摄纪录片；耗时过两年；一切自费；拍摄的是一群被忽略的北京退休老头。”

本片1999年获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亚洲新浪潮优秀奖；2000年获巴黎真实电影节评委会奖；2000年获德国莱比锡国际电影节金奖。

1、以平等的视角真诚关注当下

《老头》最大的特点在于，将镜头对准那些退休之后的普通老头，并且在叙事上注重平等而真诚。

首先，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上，《老头》以平视视角传递出一种自然平等，用镜头关注老人们的一言一行，执着的记录着他们的倾诉。视角影响内容，视角不同所看到的内容就会各异。片中所关照的对象是一群退休老头，在以往的纪录片中，这样一个群体是不容易成为纪录片导演首选的创作对象的，人们更多见到的要么是那些声名远播的开国元勋，要么是那些各行各业的先进典型。而不出现并不代表他们不存在。导演杨天乙让这些退休老头从背景走向前台，成为当仁不让的主人公，使观众看到了就在人们周边一直存在着这样一个素来被我们忽略的庞大社会群体——退休了的普通老头。因此，平视的视角更容易将观众还原到日常生活中去，细细回看那些被我们忽略了的生活世界中的一道风景。倘若采取的是仰视角度，观众眼中的人物形象可能是一个个“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了；如果采取的是俯视角度，观众又容易体会出一种孤老病残、亟待社会救助的弱势群体意味。正是平时视角的选择，使导演成为一位普通的记录者。在纪录片创作中，真正的人文关怀往往并非强行附加上去的，而是自然显现出来的。在这种平视视角的关照下，自然而然就会融入自己的人文关怀，相形之下，这种自然显现出的人文关怀往往比那种强行附加的人文关怀更能激发观众的共鸣。

其次，在内容选择上，《老头》的突出特点就是关注当下。曾经有段时间，我国纪录片青睐“三老”题材：老人、老房子、老照片。创作者们一窝蜂的忙着挖掘老人、老房子、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于是讲述老人的坎坷往事、老房子非同寻常的际遇、老照片折射的悲欢离合，一度成了我国纪录片创作的“主旋律”。这样一来，在以纪实见长厂的记录片里，我们居然难以看到当前社会每天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当然，我们并不否定“三老题材”存在的价值，但如果所有记录片都朝着这一个方向发展，那问题恐怕就来了：对当下的疏离势必会造成记录片现实精神的缺失。

《老头》在这方面处理的很好，它虽是一部关注“三老”的作品，却能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当下，尽管这些七老八十的老头每个人都有着丰富的过去，每个人的记忆深处都深藏着自己的人生故事，但杨天乙不为所动，执拗的将关注的重心放在当下。在片中，老头们每天的行动轨迹被鲜活的记录下来，衣食住行、吃喝拉撒、言谈举止一一进入镜头，构成一幅幅老头们晚年生活的现实图景。因而在观看《老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真切的感受到片中那种不时散发出的直面现实的人文关怀。

2、双线交汇碰撞出的真实

    影片记录的虽然是群像式的一群老头，却没有选择单线条的叙事结构，为了给老头们的平淡生活多一些可看性和趣味性，两条线索的交汇更好地表现了人到暮年，面临死亡的某种淡定从容，以及一种相对客观的冷眼看生死的作者态度。一条是老吴和老伴的日常生活，争吵中充满着恩爱与体贴，日常生活的琐碎平淡既是主题也是高潮，这一条线索增强了影片的趣味性，情感的表达与渗入给了观众些许温暖；另一条则是老头们的日常生活，波澜不惊，大街上聊天，或者是孤独地在家里待着，这些琐碎细节的铺陈，却是他们真实生活的写照。所谓真实不是用来讲述的，而创作者所能做到的也只是尽量靠近真实。这种借助于影像的叙事，其实只是平静的“关照”而已。

3、细节的力量(www.daowen.com)

尽管故事化是当前纪录片创作的一大趋势，但并不是所有的纪录片都适用故事化叙事策略，而优秀的纪录片也并非一定要以故事化取胜。《老头》就是这样，在片中我们虽然找不到一个饶有趣味的有头有尾的故事，却并不感到枯燥乏味，其中原因就在 《老头》中包含了大量鲜活生动的细节。

4、没有技巧就是最好的技巧

《老头》的场景非常简单，人物非常单调，按照纪录片一般的拍摄，要想让片子出彩恐怕就得在技巧上多下功夫了。但杨天乙并没有这么做，无论是前期拍摄，还是后期剪辑，几乎都看不到技巧的痕迹。

在这部长达90分钟的影片里，导演在拍摄上采用最多的是固定镜头，很少有运动，除了极少数的摇镜头和跟镜头之外，几乎没有推镜头和拉镜头，而且每个镜头的拍摄时间相对较长，有的甚至长达几分钟。这种固定的长镜头具有长镜头的一般特点：客观、冷静、不动声色，也比较适合表现老头这样的群体。人到暮年，生活节奏慢下来了，言语行动也慢下来了，对他们的拍摄应与他们的生活节奏同步才更真实、更具表现力。

其次，在景别的选择上．基本上是同一机位同一景别一拍到底，比如拍老头们坐着几乎都是中近景，拍老头们站着几乎都是全景。还有远景，摄像机经常会远距离、静静地立在那儿，将导演隐藏在摄像机的背后，观察和记录着老头们的状态。在拍摄的过程中，老头们习惯把拍摄叫“照”，杨荔娜也很喜欢这个叫法，受此启发她认为：”照”有客观性，“拍”有主观性，后来她就一直这样“照”下去。正是基于对老头们的细致观察、基于在与老头们相处中建立的亲密关系。

此外，片中几乎完全排除了主观镜头，采取的都是全知全能的客观视角，即便拍老头们对话聊天、老吴夫妻拌嘴，也没有采用理所当然的主观视角。这样的镜头语言给人的第一感受就是极其冷静、内敛。导演将自己的主观色彩限制到极低的程度，她没有引导我们该如何去解读，如何去思考。

在剪辑阶段，导演更是摒弃了一般纪录片所惯用的手法。《老头》中没有解说词，观众完全听不到“上帝的声音”；也没有出现字幕、题记、结语，时间的推移、地点的变换都依靠画面和人物的对白逐渐明晰；至于音乐、主题歌之类的元素，《老头》中更是彻底摒弃了。在具体的剪辑中，杨天乙也没有刻意运用那些复杂的蒙太奇技巧，蒙太奇在《老头》中简约到了极点，对时空的创造性处理被限制到了极点，蒙太奇在《老头》中知识静静地从容不迫的叙事，而不进行强烈的无所不能的表情达意。

从辩证的角度来看，这种摒弃技巧的做法其实也是一种技巧。因为技巧不仅可以做加法，更可以做减法。《老头》中这种不加雕饰的剪辑处理，与老头们日常生活中的恬然淡定恰好相得益彰。可以说在《老头》中，没有技巧就是最好的技巧。

《老头》最大的特点就在题材的选择上，可贵的是还不到而立之年的杨荔娜，却能以如此平常的心态，淡定、从容、细致地关注着这些大爷的生活，并将镜头对准了他们。于是，透过她的镜头我们看到了：大爷们辛苦劳累了一辈子，在本该安享晚年的时候，却通常寂寞无比，唯有靠扎堆聊天打发时光。他们大多是七八十岁的老人，有的失去了老伴孑然一身，有的子女忙于工作而无暇照看他们，还有的即便跟儿女们住在一起也并不愉快。晒太阳、唠磕儿、发发牢骚……这就是他们一天的生活。在他们的交谈中，既没有什么回忆和感伤，也没有什么憧憬与期许，一切都显得那么平和恬淡，甚至琐碎。

他们虽然已近夕阳之年，但也乐天知命。当他们聊起某个同伴离去时，他们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如某某“走了”、“回去了”、“回老家去了”、“这是规律”、“必然”……这些略带感伤的言语背后流露的是他们直面生死的坦然。在活着的时候好好话，在该走的时候悄悄走。这就是老头们的人生态度，也应是导演借此片所表达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