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张艺谋的导演处女作《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上为中国人捧回了第一个金熊奖，也为中国电影开启了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的新篇章。影片是以晚辈的陈述开始的，娓娓道来的向观众讲述着“我奶奶”和“我爷爷”的陈年旧事，可就是这些陈年旧事，在这个已成年的“孩子”眼中，仍是满满的传奇色彩。今天，我们就循着导演的足迹，从主题、色彩和民俗的角度，探寻这部影片传递给我们的至深感受。

《红高粱》是根据莫言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来，以浓烈的色彩、豪放的风格为人称道。《红高粱》的成功之处在于，用现代的电影语言展示出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张艺谋就专注于中国社会中的隐秘故事。

张艺谋，1951年11月14日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1968年初中毕业后在陕西干县农村插队劳动，后在陕西咸阳国棉八厂当工人。1978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曾是工人的他超龄考入北京电影学院的事迹被法国《电影手册》列为影响电影进程的一件大事，事实证明，他日后的确成为“78班”乃至“第五代”中的主将。

毕业后，张艺谋出任广西电影制片厂摄影师，并于1984年起在《一个和八个》等影片中担任摄影师。1985年，他因拍摄影片《黄土地》获第五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摄影奖。l 988年则因导演处女作《红高粱》，获第八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第十一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二十八届西柏林园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金熊奖。其后，他导演拍摄了一系列在中国电影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电影，如《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活着》、《秋菊打官司》、《有活好好说》等，近期代表作有2011年的《金陵十三钗》，2014年的《归来》。张艺谋无疑是中国当今最负盛名的导演。在近二十年中，张艺谋是站在中国电影最前沿的人物之一。

《红高粱》创作初期，由于电影的时间、篇幅有限，张艺谋不得不对小说进行大量的删砍。他并没有把影片做成小说的银幕复制品，而是从小说中拎出一个简单的感受--“强烈的感性，生命的骚动”，并以此作为改变的核心。

顺乎自然和力求简单是本片、同时也是张艺谋众多早期电影的突出特征。

他将小说中的“我奶奶”从出嫁到被日本人打死这条小说中的副线提升为影片的主线，保留了颠轿、骑驴、遇匪、野合、酒坊老板被杀、剥人皮、撒尿到酒篓、打日本人等细节，这些细节都表现了人物的敢爱敢恨、“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非理性、非礼俗的生命冲击力。

下面我们就挑选其中非常重要的几个方面来为大家具体深入地分析，以此来感受影片的独特魅力和导演个性化的电影风格。

　“我”奶奶19岁时，不得不嫁给在十八里坡开烧酒作坊的五十多岁的李大头。按乡规，新娘子要被颠轿的方法折腾一番，但不管轿夫怎样折腾，奶奶始终不吭声。

奶奶到了十八里坡后，与余占熬发生了感情，而余也就是后来的“我”爷爷。不久，李大头死了，众伙计不想再干了，“我”奶奶劝住了众伙计，又撑起了烧酒作坊。

土匪秃二炮劫走了“我”奶奶，罗汉大叔和伙计们凑钱又将“我”奶奶赎了回来。但“我”爷爷看到“我”奶奶头发凌乱，非常生气，跑去找秃三炮，将菜刀架在他的脖上，直到秃三炮用脑袋保证没有动“我”奶奶，“我”爷爷才罢休。

“我”爷爷在刚酿好的高粱洒里撒厂一泡尿，没想到高粱酒的味道格外好，“我”奶奶给它取名叫十八里红。

“我”爹9岁那年，日本鬼子到了青杀口，烧杀抢掠。“我”奶奶搬出被日本鬼子杀害的罗汉大叔酿的十八里红给伙计们喝，大家斗志昂扬地去打鬼子。

“我”奶奶挑着做好的饭菜去稿劳“我”爷爷他们，却被鬼子军车上的机枪给打死。愤怒的“我”爷爷和大伙抱着火罐、土雷冲向日本军车。

军车炸飞了，“我”爷爷呆了似的与“我”爹站在“我”奶奶尸体旁，“我”爹放声唱起了童谣；“娘，娘，上西南，宽宽的大路，长长的宝船……”(www.daowen.com)

“我给你们讲的是我们家乡那块高梁地发生的神奇事儿。”影片开始于对一段失去岁月的追忆，而记忆在描述中是浓烈的，充溢着生命的激情。

《红高梁》是一个具有神话意味的传说。影片以极有冲击力的色彩，奔放的情感表达，唤起了人们对个体的关注——畅快淋漓的生命态度，敢爱敢恨的泼辣作风。整部影片在一种神秘的色彩中歌颂了人性与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因此，赞美生命是该片的主题。

“是要通过人物个性的塑造来赞美生命，赞美生命的那种喷涌不尽的勃勃生机，赞美生命的自由、舒展。”(张艺谋：《(红高粱)导演阐述》)

影片不同于以往任何一部反映农民的影片，它的视角已从传统的对土地的礼赞转向了对生命的礼赞——坦荡、果敢而有尊严地活着。影片中所散发出来的动人心魄的魅力，正是人性中自由张扬的个性。第五代导演在经历了风风雨而之后，终于发出了震慑的声音。而这声音居然是关于生命的礼赞，它对传统观念和陈规发起有力的猛攻和挑战。

《红高粱》的主题鲜明而富有特色，里面的人物都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而茁壮茂盛的高粱地，正是原始野性而富有生命力的象征，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过的惊心动魄的事情，都是最生动鲜活的生命之歌。正如张艺谋对这部赞颂生命力的影片所期望的那样——“让有文化的人写出长篇大论，让没文化的人也能说出句痛快话来”。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对于一个社会的民主和进步也是至关重要的。冲破历史的籓篱，越过曾经的苦难，这部电影是在广漠的高粱地里，迸发出的激荡之歌。

 学摄影出身的张艺谋对造型格外重视。影片表现的是极富野性的原始生命力，那么张艺谋用来成就这种狂野、不不、张扬之感的重要的法宝就是颜色。

张艺谋选择了中国人最爱的“红色”来诠释生命。红色，在中国文化中是激情四射，是豪情万丈，是吉祥和幸福的象征，它炽烈、热情、顽强而有力。因此在影片一开头就是“我奶奶”红润的脸颊，接着是红盖头红色衣服，还有那顶红轿子，之后，野合时，狂舞的高粱秆上闪烁的阳光也是红艳艳的，红高粱酿出来的酒是红的，人血也是红的，最后画面全是红色，不仅高粱全部红起来，天地也红起来，如血似火的大红充斥整个画面，完成了影片最华美的乐章。红色笼罩着整部影片，它所构造的并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空间，而更接近于一种情绪的表达，用颜色完成观众对自然生命力、对完美自由的渴望与赞美。

《红高粱》以红色为主调，但又有对其他色彩的有机调度，形成一个丰富的色彩表态系统。比如颠轿段落广阔的暖黄色区域，黄色的土地、烟尘、皮肤，各种造型实体、空间段落自然随意表现各种调子。黄色是典型的人间色彩，充满了原始意味的张力。局部段落以黄色为主体，红色盖头、轿子、红色的新娘子是美的中心。黄色与红色传达出—种生的希望。

张艺谋是渴望英雄人物的，在这部影片中，他只是想肯定人与命运斗争中的主观意志，努力的希望改变，表现出的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他没有过多的考虑命运对人的左右，他只是以红为主基调，在描绘那种作为一个英雄应该有的满溢的激情、满溢的野性和满溢的自由。

在张艺谋的电影中，特别是《红高粱》，他在探索“一条商业与艺术并驾齐驱的道路”。好看，是他的影片一以贯之的特色，而在“好看”之中又蕴涵着耐人寻味的意义，这也是他蜚声同内的重要原因之一。

描绘民俗的场面，在张艺谋的电影中一再亮相，而《红高梁》之中更不乏让观众交口称道的段落，在莫言的小说中，存在一些虚构的民俗，而张艺谋将其夸大做艺术处理，使“民俗”场面为电影增添色彩，更加好看。比如“颠轿”那场戏，炫耀民俗的作用显然要大于叙事的作用。而且内容本身也并非与现实相符，显然，张艺谋落笔的重点和关注的核心不是真实，而是形式和色彩。而“野合”同样被奉为经典的段落，也因为张艺谋在造型上大做文章而有了深厚的“仪式感”一—气势恢宏的折断高梁，琐呐吹得撕肝裂肺，“我奶奶”倒地成一“大”字，“我爷爷”又是下跪又是低头，轰轰烈烈的形式，完成了对原始生命力的表达。

电影将小说《高粱酒》中“我爷爷”唱给“我奶奶”的那支歌变成了主题曲，这一主题歌比小说原著中有两处改动，仪式上删掉了小说原著中的“铁打的牙关，钢筑的骨头”，加上了一句“通天的大路九千九百九”；并且重复了一次“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以增强那种不顾一切的感性效果。歌曲在姜文粗犷的吼声诠释之下迅速传遍全国，这表明它与时代青年的心声有着强烈的共鸣，汇入了当代强劲粗犷、充满生命质感与感性骚动的“西北风”之潮流。

《红高粱》中“我爷爷”“我奶奶”浪漫的传奇式经历，可以发生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任何时间之中。用丰富的电影技法手段表达一个单纯的“感性生命骚动”的神话主题。它的成功在于它的表面形式的复杂和内容主体的简单，在于它画面镜头的热烈火爆充满刺激性和它深层次的通俗易懂。参考莫言称赞电影《红高粱》的话：“这部影片是关于人生的、历史的别具一格的思考，它的最大的优点就是用恶作剧式的达观态度来处理沉重的不得了的素材。革命——无论是社会的革命还是科技的革命——有时也常有恶作剧的淡淡味道，何况艺术？由此想到‘我爷爷’往酒篓里撒尿成就了好酒，又有神马不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