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伪殖民政权鉴于东北地区民众的佛教信仰及佛教发展的现状，以及伪满政权建立伊始，殖民统治体系尚不稳定，急于将东北本土的佛教信仰与发展纳入其殖民体系之中，为此，日伪当局对东北的本土佛教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日本侵占东北后，为了从精神上奴役东北民众，开始整合东北本土的佛教组织，以期完成对佛教的统制。

据《满洲宗教志》记载，满洲大同佛教会建立于“大同”二年（1933），其前身是大同佛会（1929年成立），创始人是辽宁铁岭龙首山药王庙僧人一先。九一八事变前大同佛会在东北地区影响比较大，因而，东北沦陷后，日伪殖民政权立即将其改组，由日本驻长春的西本愿寺僧人入野契则策划，1933年易名为满洲大同佛教会，并修订了会则。会则共十条，其中第二条规定了创会宗旨：“以大乘佛教精神为基础，促进日满两国文化向前发展，以达王道乐土之目的。”加入满洲大同佛教会的宗教团体主要是黑龙江地区的佛教各宗派、各会道门，如龙华会、一贯道、混元门、大乘门、白羊教、未来道、五位门等。凡是入会者缴纳会费3元，即可领到有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签名的证书，会员佩戴徽章，凭会员证和徽章可以提高社会地位。按缴纳会费的多少，将会员分为五种：正会员、赞助会员、特别会员、名誉会员、特别名誉会员。团体内分三级机构：伪中央设总会，伪省设支部，伪县区设分会。总会会长是伪满洲国侍从武官长张海鹏，总裁是张景惠，副理事长为日本僧人入野契则。到1938年5年间，满洲大同佛教会在东北发展分会105个，会员达2.55万余人，宣传“日满一心一德，为东亚永远和平作贡献”。满洲大同佛教会成为殖民政权监控、管理黑龙江地区佛教组织活动的主要机构。

为了加强对吉林地区佛教组织的控制，在关东军司令部的授意下，伪满洲国伪新京特别市公署行政处处长董旸倡议成立“满洲国”佛教护法会。经伪新京特别市公署总务处处长植田贡太郎策划，“满洲国”佛教护法会于1934年9月在“新京”般若寺正式成立，会长为植田贡太郎。不久，植田贡太郎调任伪满洲国治安部警务局局长，成为东北地区的伪警察首脑。“满洲国”佛教护法会名义上是宗教团体，实际上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及伪满洲国政界、警界秘密监控吉林乃至东北地区佛教组织活动的特务机构。正是有这样的背景，该佛教护法会成立后，伪满洲国的高级官僚为了巴结日本主子，纷纷皈依佛教，如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伪满洲国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伪满洲国民生部大臣吕荣寰等，都加入该佛教护法会。他们频繁参加般若寺的宗教活动，捐款捐物，一时间，般若寺盛况空前。

自伪满洲国建立之后，日伪殖民政权一心将全东北的佛教组织纳入其宗教统制之中。1933年10月5日，伪满洲国民生部、“协和会”中央本部，在长春联合召开全满佛教代表座谈会，决定成立“日、满、鲜各佛教为一体的佛教总会”。

1936年5月，长春般若寺举办传戒法会，伪满洲国文教部久米司长借机召开佛教恳谈会，参加会议的伪政府官员有12人，各地僧侣有12人，居士有8人，讨论了寺庙状况、僧侣资格、居士现状等问题。伪文教部要求成立“满洲国”佛教总会，“以统辖东北各地寺院僧人”。1937年10月，伪满洲国民生部召开佛教界代表恳谈会，出席会议的僧侣有13人，讨论了发展佛教和成立佛教总会的问题。1939年3月，伪满洲国的民生部、治安部以及“协和会”中央本部宗教班等，联合召开宗教界人士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30人中，有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寺庙代表、日本佛教天台宗总务厅秘书、驻长春般若寺僧人都筑玄妙，日本驻长春般若寺僧人佐筑富江、寺川行舟、田代宽谛，日本驻哈尔滨极乐寺僧人今井昭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特务），日本驻营口楞严寺僧人木村，以及东北地区各寺庙的著名僧人。会议主持是“满洲国”佛教护法会会长植田贡太郎。植田贡太郎阐述了会议宗旨，他说：“只有成立一个满洲国的佛教独立机构，才能把握人心，才有利于日满亲善。”

1939年5月，在长春“协和会”会馆正式成立“满洲国”佛教总会。该总会在长春般若寺常设办事机构。在该总会之下，在各伪省市之下设支部，在各伪县区设分会，该总会共管辖分会、支部70余个，将整个东北地区的佛教组织纳入其中。该总会会长是哈尔滨极乐寺方丈如光，副会长是日本西本愿寺僧人井口道雄和长春般若寺澍培和尚。该总会财务部部长是日本人藤本，主事是日本人天儿昊（驻间岛僧人），总干事是营口楞严寺方丈智眼。该总会职员有日系僧人田代宽谛、荒井、陶井，中国居士陈曜亭、景印涵。伪新京特别市支部设在般若寺，支部长是般若寺方丈善果。吉林分会设在伪吉林市，分会长是观音寺方丈如莲。此外，该总会还发行月刊杂志《梵声》。

“满洲国”佛教总会的成立标志着殖民政权佛教统制体系的最终确立。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地区民族众多，有蒙、汉、鲜、回等民族，宗教信仰亦纷繁复杂，佛教、道教混杂不分，众多的民间信仰组织群众基础深厚，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极强，如喇嘛教。伪满政权建立后，殖民体制尚未完备，东北各地抗日活动频繁，军事镇压属于日伪政权的首要任务。

因此，日伪当局在对东北各宗教进行调查研究后，提出“最适合满洲的宗教标准：（1）符合满洲建国之精神（惟神之道）；（2）符合‘日满精神如一体’不可分离之原则，并与日本思想相似相连”。^[3]并得出结论：日本拥有消化培养“神、儒、佛教”的长久历史，“而满洲诸教虽各有特色”，但其根本则含着相通的内容，而“日本精神”是融合同化满洲诸教思想的重要因素，而在满洲诸教思想中，“儒佛两大思想较深”，从东北宗教的发展历史来看，佛教传入东北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而且，佛教与东北民众很好地融合起来，至今还保留着许多佛教发展的痕迹。就东北地区佛教发展的现状看，佛教在庙宇、教会和信徒数量上都是最多的。因此，“宗教思想的培养应以‘佛教’之力为妥当”。^[4]

同时，日伪政权认为，在日本发达的神道教、佛教、基督教等几种宗教中，日本神道教属于日本本土宗教，供奉的神灵与东北民众宗教信仰差异较多，与满洲联系甚少，很难找到共同点；基督教在日本只有几十年历史，基础薄弱；神道教中心天理教是日本的新兴宗教，发展很快，但是没有在满洲传教的历史。相对而言，唯独佛教在日本有千年历史，融合了日本国体，形成了日本文化的重要内容“皇道佛教”（神儒佛杂糅的思想），且与满洲文化渊源甚深。^[5]所以，应当由佛教僧侣承担起教化满洲民众的重任，并需要制定出长远的政策。日伪当局对东北宗教调查之深，分析之透彻，可见其用心良苦。

由此，日伪当局确立了以“佛教王道”为推行“建国精神”的方针。“大同”二年（1933）二月，在伪满首都“新京”成立了满洲大同佛教会，宗旨为基于大乘佛教精神，“以谋日满两国国民之文化向上”。目的是补救以往不彻底之小乘教，扫除有碍“国家”进步之迷信邪教，唤起民众应具满足之观念，敬神崇祖、报恩戴德之精神，根绝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自由主义之思想，培养全体主义、利他主义、国家主义。^[6]大力宣扬日本天皇乃“满洲人民的救世主”，颠倒黑白，胡说九一八事变是由于东北旧军阀盘踞满洲，剥削人民，“日本与之比邻，遭其荼毒，受莫大之损害”，因而日本“不顾英美之干涉，仗义兴师，援救东北人民于旧军阀暴政之下，推翻恶政权，建立新国家”。^[7]因此，东北民众应对天皇怀“报恩戴德”之心，敬崇日本天皇为神为祖，而对殖民统治应具“满足之观念”，用心何等险恶。不难看出，“佛教王道”就是在佛教外衣下的日本天皇之道，让东北人民甘心服从日本殖民统治，做日本天皇的“顺民”。

日伪殖民当局利用东北本地佛教的目的是将“建国精神”、日本精神通过各种方式渗透到东北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而潜移默化地同化、消融东北民族文化，阻断东北与关内的文化联系。

随着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断加强，尤其是在七七事变之后，日伪当局才对东北各宗教展开大规模的、系统的调查研究，原因有两个。

首先是国际上的原因。其一，是日本帝国主义防范苏共、吞并中国的需要。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苏共领导下经过经济体制的改革和两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国力日益强大，成为日本独占东北、吞并中国的最大威胁。特别是“张鼓峰事件”“诺门罕事件”，对苏联的军事挑衅以日本的失败告终。因而，日本殖民当局认为，“国防上，一旦苏联进攻，如有三千多万‘满洲国民’为其充当盾牌和炮灰，则可免后顾之忧”，^[8]可大举南下。其二，是日本排斥列强、独占东北的需要。东北民族众多，宗教杂立，日本殖民当局认为“信基督教者甚多，传教士多为欧美人”，不能领会、宣扬“建国精神”，所以“基督教传道可看作欧美人在满洲的扩张”。^[9]日本在近代曾遭受过欧美列强的侵略，深知其侵略之道，即其传教士先来传道，其军队随后而来。所以，对东北的基督教信仰极为敏感，深恐英美等列强借机插足东北。因此在“康德”八年（1941）“宗教调查三年计划”中将基督教放在首位。

其次是伪满洲国内的原因。其一，是日伪当局“治安防共”的需要。自伪满洲国建立以来，东北各地反“满”抗日活动风起云涌，尤其是间岛地区，大约50万民众中有80%属于朝鲜人，而且绝大部分是来自朝鲜半岛，其反“满”抗日意志最为坚决，殖民当局妄图通过军事“围剿”来镇压抗日活动以达治安的目的一再落空。陆军省出版的《满洲事变五周年》一书中说：“自事变（九一八事变）五年，日满两军虽以不懈之努力讨伐‘共产匪贼’，但当局不得不承认‘匪贼之根绝，绝非易事’”。而且，从过去的情况来看，“匪贼”与百姓的关系密切，有时很难将其截然区别开来。为此，欲使“良民”不再成为“匪贼”，而“匪贼”亦能“王化”，转为“良民”，就不能只“重视讨伐”，还“要重视在政治工作上下工功，尤其在精神领域的开拓上充分尽力，以灭绝暗中‘援匪’、‘通匪’的住民”。因为在现在的“良民”中，与“匪贼”有血缘关系的或者是同乡的，表面上装作“良民”而暗中则支援、通匪的人大有人在，有鉴于此，在采取军事行动和政治活动的同时，有必要进行一些民间工作，即把东北民众的思想统一起来，而这个工作唯有依靠宗教。^[10]可见，日本侵略者是企图通过传教布道迷惑、麻醉东北民众。其二，是日本统一民间信仰的需要。九一八事变以前，军阀割据，横征暴敛，东北民众饱受剥削，为了寻求现世利益和精神寄托，民间自发的群众性信仰组织很多，其中不乏对抗当局的组织，信奉的神灵不分佛道，在民众中扎根较深。日本殖民当局认为“宗教诸派杂然丛生，在对国民精神的指导上，颇受影响”。^[11]

日本殖民当局鉴于“国防的保障”与“国内治安”之重要，关系着“国家之存亡”，认为“国家之衰亡，不存外敌，而在乎内敌，所谓内敌，即不正思想”，“若其生于内，则国家必陷于纠纷混乱”。^[12]为此，务必尽力培养“皇化顺民”，摧残、消融3000万东北民众的民族意识，接受所谓“惟神之道”，变东北为其吞并中国、反苏防共的基地。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拉开了全面侵华的序幕，为了将东北完全变成其战争的后备基地，不断疯狂强化其法西斯殖民体制，对佛教界也开始了专制统治。

“康德”四年（1937）七七事变以后，日伪殖民政权以“建国治安与宣抚工作”为重点，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坂井荣三郎出任“协和会”中央本部参事官，旨在体现“惟神之道”“建国精神”，负责“国民政治之指导”，“宣德达情”，以完成“国民”总动员的任务。为完成此项使命，日伪殖民政权实施了一系列具体措施。

日伪政权在其民生部内部设立了宗教制度审议会，制定宗教法案。日伪当局于“康德”五年（1938）9月24日颁布了《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规定了诸教均要向伪民生部说明宗派系统、名称、事由等，而且各宗布教人员、主祭神佛及传教方法均由日伪当局控制，对不符合“建国精神”的宗教立即取缔。紧接着康德七年（1940）民生部完成了第一次“国内”宗教调查，第二年又开始实行“宗教调查三年计划”，对东北诸教的详细情况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以便进一步控制。(www.daowen.com)

同时，成立佛教组织，控制各教派。凡是东北地区的佛教宗派团体，一律取消“中国”“中华”字样，皆冠以“满洲”头衔，以示与其中国关内的总会断绝关系。原来没有“中华”字样的宗派，如大同佛教会，都被冠以“满洲”头衔。日伪当局通过成立“满洲国”佛教总会、“满洲帝国”喇嘛教团，并在伪满各地设立支部、分会、布教所，传教、布教，宣扬、灌输奴化思想。以佛教为例，伪植田贡太郎兼任“满洲国”佛教护法会会长，并由他和“协和会”中央本部副参事坂井荣三郎两人代表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政府直接指挥伪满洲国佛教团体及其教化活动。“满洲国”佛教总会在“满洲帝国协和会中央本部指导援助”之下成立，本部设于“新京”（长春），在哈尔滨极乐寺、“新京”般若寺、“奉天”万寿寺、绥化法华寺等设立分会。“自成立以来，对全满各寺庙之整理，布教之养成，留学僧侣之派遣和宣传、讲演及宗教教化报国之各工作，尽力实行”，并且实践“惟神之道”教化运动，“翼赞国策”；举办“时局讲习会”，宣扬“建国精神”“时局关系常识”“使受讲习僧侣彻底了解时局，然后再分赴各地宣传讲演”。^[13]但是，这一时期，由各教总会组成的宗教教化团体大肆宣扬的早已不是各宗教义，而是“惟神之道”。

殖民政权召集佛教各宗派代表恳谈，采取渗透、拉拢、分化控制的方式，拉拢、操纵部分上层僧侣。东北沦陷后，日伪政权对部分上层僧侣授予称号、职衔，利用他们为其侵略政策服务。伪满洲国民生部聘请东北佛教界知名僧人为“教化顾问”“教化委员”“教化嘱托”，东北各地伪公署也都效仿这种办法。长春般若寺的澍培和尚被伪满洲国的民生部聘为“教化委员”，善果和尚被聘为“教化嘱托”；1942年伪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又授予七名僧侣“佛教护国长老”的称号，其中两名即长春般若寺的澍培法师和吉林广济寺的如莲法师。并且，由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亲自赐予七名长老每人紫衣一件。东北沦陷期间，长春般若寺方丈善果和尚、哈尔滨极乐寺方丈如光法师都是日本侵略者拉拢、利用的知名僧人。

日寇武力霸占东北，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对于日寇的无耻行径，东北民众的反“满”抗日运动更加高涨，而国际舆论更是一片谴责。为了弱化东北民众的抗日情绪，欺骗世界舆论，日寇开足宣传马力，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美化其侵略战争。

对内，利用各种节日、佛教庆典，举办各种集会、演讲、讲座，美化日寇入侵东北是“正义之举”。举办市民讲座、讲习会，致力于东北民众的“思想启蒙”，同时，开办专业知识讲座、宗教恳谈会、恳亲会，宣传“日满友好亲善”“日满一体不可分”“建国精神”等，编造日本入侵东北的目的，在于推翻东北旧军阀的独裁统治与西方列强的压迫，解救3000万东北民众于水火。利用谎言麻痹东北民众的反抗意志。

对外，参加佛教国际会议，宣传日寇发动侵华战争的“正义性”。日寇侵占中国东北，遭到了国际社会的谴责，为此，在东北的佛教界深感“背负的责任重大，有必要阐明误解，引导世界舆论”，竭力宣传日本入侵东北目的在于推翻旧军阀的独裁统治，东北民众的“无理”抗日迫使日军武力“进入”中国东北等。

日伪政权在各地寺庙内设立佛学校，如哈尔滨的极乐寺，根据其目的设立培养僧侣和研究佛学两类学校。前者收容并训练少年弟子，将其培养成僧侣；后者对僧侣进行进教育，讲授日系佛学及传教方式，提高僧侣的素质，修业年限为3年，实质上是系统学习、接受日本佛教，毕业后，回到本地从事传教活动，逐渐以日本的佛教代替东北本土佛教。在极乐寺，不管是哪类学校，都必须由日本僧人一番濑顺证教授日语，学习日本文化，培养鼓吹“惟神之道”的奴化工具。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同时，日伪当局还培养留学僧侣，派遣留学僧侣到日本“交流”“学习”。日本侵略者以“亲善”“交流”互派留学僧的名义，从1934年就开始向东北各地知名的寺庙和佛教团体派遣日本僧人。这些日本特务身着僧衣，住在寺庙内，以研究佛学、指导佛教活动为名，监视中国僧侣、信徒等人员，搜集当地情报。据统计，日本进驻各大寺院及宗教团体的僧侣大约有20人。日僧一番濑顺证是日本比睿山延历寺派遣到东北的第一位开山法师，1935年来到长春般若寺，同年又来到哈尔滨，加入居士林，指导传教工作；日僧今井昭庆（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特务，法名释仁天、了空）先加入了“满洲国”佛教总会，后来进驻居士林，名义上研究佛学，实际上监控中国僧侣的活动。此外，为了进一步监控东北佛教界，日本佛教界的一些高层僧侣直接担任佛教组织的要职，如“满洲国”佛教总会的副会长就由日本僧人井口道雄担任，进驻长春般若寺的日本僧人有佐筑富江、寺川行舟、田代宽谛、都筑玄妙等，其中都筑玄妙是日本天台宗总务厅秘书。1940年以后，驻伪满洲国日本大使馆的特务山田经常出入长春般若寺，与善果和尚关系密切。

同时，殖民政权还利用东北佛教界上层亲日派僧侣，以“净化日满佛教”“求得民族融合”为名，组织“日满华三国”佛教会，召开佛学讨论会等，谋求东北本土佛教的日本化。早在“康德”元年（1934）7月，在日本召开泛太平洋佛教青年会议，哈尔滨极乐寺的如光法师等25人出席，并商妥以交换留学为名，派遣僧侣十数名赴日本留学一年。“康德”八、九年，满洲佛教组织派僧侣10人赴日本留学，并与支持日本侵华的日本真言宗僧侣及净土真宗代表大谷光瑞、大村桂严等合作，讨论“日满”佛教融合的问题。

日伪政权还利用佛教传教活动，举办各种讲演，宣扬“建国精神”，妄图泯灭东北民众的反“满”抗日思想，巩固殖民统治，并借机从事间谍活动，刺探抗日活动情报。

1938年春，在日本关东军“讨伐”长白山地区的抗日联军之际，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指示伪满洲国“协和会”中央本部，在满洲大同佛教会、普化佛教会等佛教团体中挑选僧侣、信徒等60余人组成宣抚班，随日本关东军进驻长白、抚松、桦甸等地，对当地民众进行宣抚工作，以切断民众与抗日联军的联系。宣抚员在出发前的受训期间，伪满民生部事务官伊藤、伪满“协和会”中央部的天儿昊命令宣抚人员到当地后，要“教导”民众“搬迁并屯”，不得接济抗日军队，不得参加或同情反“满”抗日活动。宣抚员要密切监视当地民众，对宣抚不接受或有抵触的民众要立即报告关东军，予以逮捕。在这次宣抚之后，在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召开的大会上，来自长春般若寺的宣抚僧戒尘（该寺共派出戒尘和印空两名僧人），由于“宣抚功绩显著”而被“协和会”中央本部授予银质奖章一枚。

日伪政权还利用僧人对监狱中的犯人（主要是政治犯和思想犯）进行“教诲”。1940年“新京”（长春）监狱聘请“满洲国”佛教总会长春支部部长、伪满洲国“教化嘱托”、长春般若寺方丈善果和尚和僧人戒尘为“教诲师”，举办各种演讲、讲习会，对监狱服刑的政治犯、思想犯宣讲“日满亲善”“建国精神”等，灌输奴化意识，弱化抗日思想。

对于普通的民众，日伪殖民政权则直接利用各佛教团体举办各种演讲，派遣宣讲师等，宣扬“建国精神”。以满洲大同佛教会1942年的教化事业为例，每天早晚固定各举办一次佛教精神讲话、时局讲演，还有不定时举办临时讲演、特别讲演等，派遣宣化员到各地进行宣化讲演。1942年2月，派遣宣化员刘善悟到海伦地区宣化讲演；3月，派遣顾腾昆去吉林地区宣化讲演；4月，派刘奎章到岔路河地区讲演；5月，派刘礼去彰武地区宣化讲演；6月，派裴世荣去新惠地区宣讲；7月，派洪德荣去林口地区宣讲；8月，派王兆年去岔路河地区宣讲；9月，派付宪英去樱桃沟演讲；10月，派吴镜环去西安（辽源）地区演讲；11月，派许言午去新民地区宣化讲演。此外，还举办宣化员培养班，全年开办了5期宣化员讲习班。

日伪当局还借举行庙会、道场之机，派遣各分会人员就地讲演、布教，宣讲“惟神之道”，超度“建国英灵”等，如长春般若寺的善果和尚，每月组织一次僧侣、信徒到长春火车站迎接日军战死者的骸骨，为被中国军民所杀的侵略者举行慰灵祭。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伪殖民当局更加疯狂。“康德”九年（1943），伪民生部及“协和会”联合指派各宗派教化团体组成“教化报国讲演班”，前往各伪省市县，做“勤劳奉公爱国耕种增产报国”的讲演，吹捧“大东亚圣战”，欺骗、强制东北民众为“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为“大东亚圣战”的胜利竭尽全力地贡献一切。

1944年9月，日伪政权在长春修建了露天造福观音圣场，它是日本侵略者侵略东北、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伪满洲国建立十周年的纪念物。该圣场自1941年开始建造，历时3年完工。修建该圣场的发起人包括了伪满各界高官、知名人士等，如有伪满洲国前侍从武官长张海鹏，伪满国务院前参事张书翰，“满洲国”佛教总会会长如光、副会长澍培和尚，长春般若寺方丈善果，日本关东军参谋三品以隆，伪满洲国国务总理秘书官松本益雄，“协和会”中央本部副参事坂井荣三郎、庶务科长山田文英，“满洲国”佛教总会前主事天儿昊、副会长井上道雄等，共53人。修建该圣场的主旨在于“愿于此非常时局下，使国民于精神文明有以团结，人心有所依托”。建造福观音圣场的目的，是使民众能够“随时瞻礼，咸植福音，希冀慈光加被、东亚安宁，并于建国历史上，亦可竖一精神永久之纪念文化”。

1944年年末，在日本帝国主义行将败亡之际，日伪殖民政权大兴土木，建造该圣场，无非是利用佛教作为其欺骗民众的工具，收揽民心，掩饰其即将灭亡的命运。

宗教统制下的佛教教化运动颇受日伪当局的赞赏“佛教及其它国内各宗教教化团体，为了早日完成圣战，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彼等莫不举总力，从事国民宣抚教化工作，祈祷农物增产，更严守勤劳奉公、储蓄报国、防谍等重要国策，颇使当局感激不止”。^[14]

此外，日本殖民当局还将其宗教侵略渗透到伪满教育中，积极推行奴化教育。日伪当局不仅在学校教育中宣扬天照大神、“日满一体”和“日满亲善”的思想，而且还将其渗透到日常生活中，让中国学生每天参加“朝会”，向日本天皇的皇宫和伪满“帝宫”遥拜，背诵《即位诏书》《国民训》等，灌输奴化思想，要把中国学生变成日本天皇的奴仆，妄图从根子上彻底抹杀东北民众的民族文化、民族观念、国家观念，将东北民众奴化成只知大和民族而不知中华民族，效忠日本天皇的臣民。

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力图通过法西斯宗教统制，摧毁东北民众的民族意识、民族文化，推行奴化教育，巩固殖民统治，以实现其独占东北的野心，但是，在专制与谎言下没有宗教信仰的“乐土”，压迫愈强，反抗愈烈。日本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为期国家深远之理想，宣布民间，渗透无遗，实非一朝一夕所能收效”。^[15]日本帝国主义所做的一切，只能是为其殖民统治自掘坟墓，加速其灭亡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