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殖民当局对东正教采取了怀柔与高压并举的政策，在安抚和拉拢的同时，进行监控和改造。可以说，这种政策既具有普遍性，也具有其特殊性。

伪满洲国的政教关系完全是一种“国家控制宗教型”关系。日本殖民当局一方面通过国家机器推行以“国家神道”为基础的“国家信仰”，妄图彻底根除被统治民族的文化和民族意识，推行民族同化政策；另一方面则对包括东正教在内的其他宗教进行改造，试图将其改造为服务于殖民统治的工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日本殖民当局采取了安抚怀柔、监控打击、组织整合、精神改造等措施。警察、宪兵、特务机关对各宗教团体进行严密监控，强迫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教徒拜祭天照大神，逼迫各宗教组织进行重组联合。东正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都被纳入它宗教统制体系之中。

但是，东正教与其他宗教相比，其政治处境有着独特之处。日本殖民当局不仅要把东正教改造为麻醉民众思想的工具，还要将其变为反共反苏的政治工具。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殖民当局将苏联作为最大的假想敌，制订了对苏作战计划，不断派遣间谍侦察苏联军情，同时搜捕伪满境内的苏联谍报人员，防范苏联势力的渗透。东正教是生活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为俄国侨民普遍信仰的宗教，东正教会在俄侨民社会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殖民当局拉拢东正教会，利用其煽动俄国侨民的反共反苏情绪，将其教徒发展为特务从事间谍活动。这种利用模式在各沦陷区具有普遍性。如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华北驻屯军通过东正教会把流亡中国的白俄分子组织起来，在北平、天津和青岛成立了俄侨防共委员会，其宗旨是“防止苏联谍报赤化工作，指导无国籍俄人主动支持国策”，^[61]企图破坏中国人民抗战事业的活动。

日本殖民当局采取的怀柔与高压并举的政策曾取得了一定成效，东正教会一度与殖民当局在反共反苏问题上进行了合作，但这一政策最终还是归于失败。1941年4月13日，《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打碎了白俄教徒借助日本的力量“解放”苏联的梦想，同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的爆发，激发了许多年轻教徒的爱国主义情绪。这些俄国侨民对日本殖民当局利用东正教进行反共反苏活动的行为表现反感和抵制。另外，日本殖民政权虽然支持哈尔滨教区，成功地将东亚地区的东正教会整合成东亚东正教会，并且切断了东亚地区东正教会与流亡教廷的联系，但是它们无法找到有威望的日籍神职人员篡夺整个东亚教区的领导权，因而无法从根本上控制东正教会。当殖民政权要求东正教教徒拜祭天照大神，企图对东正教进行精神控制时，则遭到了东正教会的坚决抵抗，双方的关系完全破裂。

为何伪满东正教会面对日本殖民政权的残酷镇压，能够捍卫信仰的神圣性？俄国学者伊丽亚·哈林（Ilya Nikolayevich Kharin）认为，伪满政府将神社、神庙供奉的对象解释为神，将参拜神社、神庙解释成祭拜神灵的仪式，所以招致伪满东正教会的激烈反对。而日本政府则强调神社中供奉的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祖先，参拜神社是对这些祖先表达敬意的行为，所以日本国内的东正教会认为，参拜神社与教规不相抵触，于是同意教徒参拜神社。^[62]实际上，不论是伪满政府还是日本政府，都是从压制和改造宗教信仰的需要出发，强迫东正教信徒参拜神社、神庙，只不过前者与后者相比在表述上更加直白一些。

伪满的东正教会之所以能够坚决捍卫信仰的神圣性，是与当时国际政局的变化有关系的。“二战”后期，苏联在欧洲战场上不断胜利，而日本则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日本在与苏联的对峙中愈发处于守势。^[63]1943年9月，苏联政府改变了对东正教的高压政策，支持东正教会开展了一系列与苏联外交政策相关的对外活动，并表示保护旅居国外的俄国侨民的利益。^[64]伪满境内的东正教会认识到，只有依靠苏联才能对抗日本殖民政权的高压政策，遂主动接近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宣布接受莫斯科东正教总会的领导。而日本殖民政权对这种抵抗曾进行了残酷镇压，但最终为了避免刺激苏联，放宽了对东正教会的高压政策。

另外，伪满的东正教会坚决捍卫信仰的神圣性也与当时俄国侨民民族意识的高涨有关。日本殖民政权妄图通过推行“惟神之道”，彻底根除俄国侨民的文化和民族意识，使之成为伪满洲国的“顺民”。但是，这一政策适得其反，成为激发俄国侨民心中潜藏的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原动力。许多白俄侨民放弃反共反苏的立场，申请加入苏联国籍。在这种背景下，东正教会也旗帜鲜明地反对拜祭天照大神，坚决捍卫信仰的神圣。

可以说，日本殖民政权的东正教政策的失败表明，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民族的精神改造是徒劳的，必然会遭到被压迫民族的抵抗。

[1] 东正教分为希腊东正教和俄罗斯东正教两大派别，本章中的东正教仅指后者。

[2] 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第71页。

[3] Харбин，Православные храмы в северной маньчжурин，Харбин，1931，C6.

[4] 学界的伪满东正教研究成果主要有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学林出版社，1986），高崖《黑龙江东正教历史钩沉》（《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1期），李兴耕等《风雨浮萍：俄国侨民在中国（1917～1945）》（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王若茜《东北沦陷时期的东正教》（《东北亚论坛》2001年第2期），李述笑《俄国东正教哈尔滨教区和哈尔滨东正教堂述略》（《哈尔滨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外国人在哈尔滨》，哈尔滨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2002），石方、刘爽、高凌《哈尔滨俄侨史》（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Ilya Nikolayevich Kharin的『戦時下満洲国における祭政関係——「東亜正教会」の場合』（『満洲の中のロシア』、東京、成文社、2012），Поздияев.Д.свящ.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китае（1900-1997гг）（М：Изд–во 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братства.1998）。

[5] 东正教早在19世纪50年代日本“开港”之后，就已传入日本。1858年，司祭伊凡·瓦西里维奇·马科霍夫随俄国驻箱馆领事馆第一任领事戈什克维奇抵达箱馆，在日本暗中传教。此后，伊奥·德米特维奇·卡沙钦，即后来的尼古拉大主教作为继任者来到日本，在日本人中发展教徒。1873年，明治政府在欧美列强的压力之下，解除禁教令，东正教会也乘机扩张势力。

[6] 东正教早在19世纪50年代日本“开港”之后，就已传入日本。1858年，司祭伊凡·瓦西里维奇·马科霍夫随俄国驻箱馆领事馆第一任领事戈什克维奇抵达箱馆，在日本暗中传教。此后，伊奥·德米特维奇·卡沙钦，即后来的尼古拉大主教作为继任者来到日本，在日本人中发展教徒。1873年，明治政府在欧美列强的压力之下，解除禁教令，东正教会也乘机扩张势力。

[7] 牛丸康夫『日本正教史』、日本ハリストス正教会教団府主教庁、1978、頁46。

[8] 日本正教会特派員西比利亜派遣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3051299200，1919，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9]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日本政府和军部制订了出兵西伯利亚镇压革命的计划，并派遣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中岛正武少将去哈尔滨，派该部欧美课俄国班班长坂部十寸穗中佐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山崴）建立特务机关，搜集军事情报。1922年，日军从西伯利亚撤退后，仍然保留了哈尔滨特务机关。此后，日本关东军以哈尔滨特务机关为中心，建立了覆盖整个东北和内蒙古地区的情报网。1940年8月，关东军情报部成立，原哈尔滨特务机关改为情报部本部，各地特务机关改为情报部支部。

[10] 原暉之『シベリア出兵：革命と干渉1917-1922』、東京、筑摩書房、1989、頁415-419。

[11] 1917年11月7日，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社会民主工党左翼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俄国。至1922年，在原沙俄的领土内，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外高加索联邦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相继成立。1922年12月20日，这四个国家合并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简称苏联。

[12] 1934年，伪满洲国有苏联公民3万人，白俄侨民4.3万人。详见〔俄〕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赖铭传译，解放军出版社，2013，第410页。

[13] 〔日〕西原征夫：《哈尔滨特务机关——日本关东军情报部简史》，赵晨译，群众出版社，1986，第33页。

[14] 白系露国人ノ政治運動附団体組織承認問題，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2032145300、1935、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15] Хлeбъ небесный，№11，1939，C.48.

[16] Хлeбъ небесный，№2，1940，C.58.

[17] 満洲帝国協和会「協和会運動基本要綱」、『満洲評論』第24巻第13号、1943、頁8-9。

[18] Хлeбъ небесный，№11，1941，C.47.

[19] Викторов，Русская Православная Церковь в Маньчжурской Империи，кио-ва-кай，1942，C.326.

[20] 各国ニ於ケル反共産主義運動関係雑件 第三巻38、在満州里白系露人ノ反共講演会開催状況報告ノ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985900、1939、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1] 各国ニ於ケル「メーデー」状況雑纂/蘇連邦ノ部 第二巻 分割4、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924500、1941、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2] 诺门罕战争期间，日军曾向战场派遣了由六七十名浅野部队的由哥萨克骑兵组成的侦察分队。这支分队与蒙古骑兵侦察部队遭遇，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蒙古骑兵大部分被消灭，哥萨克骑兵侦察分队则有一人阵亡，八人受伤。详见〔俄〕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第453页。

[23] 1941年6月8日，哈尔滨教区在“三一节”举行了反共无名战士纪念碑落成典礼。教区都主教梅列基亲自为典礼进行祈祷。同年，伪满政府还在海拉尔建立了反共斗士纪念堂。

[24] 各国ニ於ケル反共産主義運動関係雑件第三巻36、反共無名戦士之碑建設関係、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985700、194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25] 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276页。

[26] 〔俄〕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第424页。

[27] 流亡教廷，又称俄罗斯东正教国外教会，是指1924年由反对苏维埃政权的俄国逃亡东正教教会人士在塞尔维亚的卡尔洛瓦茨成立的教会组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该组织的总部迁至慕尼黑，1950年又迁往美国。

[28] Хлeбъ небесный，№11，1939，C.21.

[29] 日本正教会総務局編纂『公会議事録』、正教本会発行、1930、頁62-66。(www.daowen.com)

[30] 哈尔滨教区在日本的神户、朝鲜半岛传教，建立教堂，侵入了日本东正教会谢尔盖大主教的教区，双方出现了矛盾。详见日本正教会総務局編纂『公会議事録』。

[31] 日本正教会総務局編纂『公会議事録』、頁84-95。

[32] 日本正教会総務局編纂『公会議事録』、頁91-92。

[33] 岩泽丙吉（1863～1943年），日本静冈县伊豆本立野村人，1883年留学俄国，入彼得堡神学大学学习。回国后，担任日本正教神学校教授，同时负责神学和哲学杂志《心海》的编辑工作。从1917年开始，在陆军大学担任俄语教授，深受军方信赖。

[34] 岩沢丙吉「日本正教代表トシテ就任二際シテノ挨拶」、『正教時報』第三十巻第十号、1940、頁1-3。

[35] 吉村忠三「誰が主教を選んだか」、『正教時報』第三十一巻五号、1941、頁8-9。

[36] 札幌教会委員会編『札幌正教会百年史』、札幌正教会、1987、頁141-145。

[37] Поздияев.Д.свящ.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китае（1900-1997гг）.М：Изд–во 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братства，1998，C81.

[38] 「日本正教会再建の秋は来た」、『正教時報』第三十一巻三号、1941、頁91。

[39] メレティイ·ハルビン府主教ほか「東亜の地域に臨時最高教会本部設置」、『正教時報』第三十二巻十一号、1942、頁2-4。

[40] Поздияев.Д.свящ.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китае（1900-1997гг）.М：Изд–во 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братства，1998，C109.

[41] 张绥：《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第276页。

[42] 如1939年10月19日，哈尔滨宪兵队没收了一封上海俄侨写给哈尔滨火枪手协会的信件，因为写信人对纳塔罗夫被埋葬在哈尔滨东正教会中央大教堂院内表示不满。该信的主要内容是“在诺门罕战死的白俄青年纳塔罗夫被埋葬在中央大教堂院内，而且在哈尔滨的很多白俄都参加了葬礼，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被祖国的子弹击中倒下的俄国青年却被视为英雄，实在是个悲剧。日军让俄国青年参加和自己祖国的战争实在是令人无法忍受”。详见小林英夫『検閲された手紙が語る満洲国の実態』、東京、小学館、2006、頁199。

[43] 〔俄〕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3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第458页。对这一事件，张绥的《东正教和东正教在中国》写道：“1935年，司祭亚历山大·列别杰夫向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告发修士大司祭费利莫诺夫进行反日的情报活动，这位苏联红军参谋本部派遣来的军事情报人员立即遭到逮捕。”

[44]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防谍要报5月份》，《日本关东宪兵队报告集》第2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338页。

[45] Потапова И.В.Церковь и русская школа в Маньчжурии в 20-40-е гг.ХХ в.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истории КВЖД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эмиграции в Китае.–Хабаровск ДВГГУ，2008，C129-135.

[46] 伪满洲帝国教育会编《满洲帝国文教关系法规辑览》（上），1938，第490页。

[47] Законоположения и правила о школах.-Харбин：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Народно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1938，C69.

[48] 《Останется ли Закон Божий в качеств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го предмета в русских эмигрантских школах？Ряд ходатайств русского духовенства и общественности по поводу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народного просвещения》//Газета Гун бао，№3411，1 июня，1937，C5.

[49] 《Н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в Русских эмигрантских учебных заведениях.Важ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директоров и заведывающих частными Русскими школами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муниципалитета.Приказ Министра Народного Благополучия.》//Газета Харбинское время，№ 310（2143），17 ноября，1937，C5.

[50] 《Как будет проводиться школьная реформа в Русских школах.Финальное заседание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муниципалитета с директорами и заведывающими школ.Реч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Ниппонской военной миссии г.Ямадзи и начальника Бюро ген.А.П.Бакшеева.Банкет в 《Модерне》 // Газета Харбинское время，№331（2164），8 декабря，1937，C6.

[51] 伪满国务院总务厅：《满洲国政府公报》第1861号，1940年7月15日，第571页。

[52] “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分论》下，东北沦陷十四年史吉林编写组译，内部资料，1992，第729、738页。

[53] 武强：《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料》第1辑，第24页。

[54] 猪瀬直樹監修『目撃者が語る昭和史·第三巻·満州事変』、東京、新人物往来社、1989、頁197。

[55] Поздияев.Д.свящ.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китае（1900-1997гг）.М：Изд –во 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братства，1998，C87.

[56] Поздияев.Д.свящ.Православие в китае（1900-1997гг）.М：Изд –во свято-Владимирского братства，1998，C87.

[57] Дземешкевич.Л.К.Харбинцы.Омск：Изя.автора.1998.C78-79.

[58] Виктора Санникова.Под знаком восходящего солнца в Маньчжурии.Сидней，1990.C105-107.

[59] 各国ニ於ケル宗教及布教関係雑件、第五巻10、満州国、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548200、1944、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0] Караулов，коростелев.Поборник Церковного единения К40 летию со дня блаженной кончины митрополита //Русская Атлантида，Челябинск.№8.C48.

[61] 各国ニ於ケル反共産主義運動関係雑件、第三巻29、北支無国籍露人ノ防共委員会関係、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B04012985000、外務省外交史料館。

[62] Ilya Nikolayevich Kharin『戦時下満洲国における祭政関係——「東亜正教会」の場合』、『満洲の中のロシア』、頁231-232。

[63] 1943年之后，盟军在各个战场开始反攻，战局已经明显不利于日德意轴心国。1944年，日军在马里亚纳海战和莱特湾海战中被彻底击败，完全丧失了进攻能力。驻扎在伪满洲国的关东军精锐部队也陆续被抽调到太平洋战场。截至1945年7月，虽然关东军仍有57万人，但八成部队都是1944年以后编成的没有作战经验的新部队，其战斗力仅相当于关东军顶峰时期的八个半师团。1944年9月初，日本政府决定向苏联做出重大让步，以换取苏联保持中立，并在日本和西方大国之间充当停战调停人的角色。在这种背景之下，日本殖民政权提出了“对苏绝对宁静”，避免刺激苏联。哈尔滨特务机关停止了反苏宣传，解散了白俄部队，对东正教会的行为也采取了漠视的态度。

[64] 乐峰：《俄国宗教史》（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4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