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道是日本大和民族的固有信仰，源自日本绳纹时期，属于原始的部族信仰。由于日本独特的地理文化环境，神道发展历经变迁，虽然在中日文化历史交流中，相继吸收了中华儒、释、道各家思想文化内容，更在近代融合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部分内容，但依旧保留了浓厚的原始部族信仰的特点，形成了独特的日本神道文化。

至江户末年，在内忧外患的危机下，日本神道发展成具有强烈尊皇意识的复古神道。在幕末改革与明治维新中，维新政府将在幕末时期蓬勃发展起来的民间各教派神道信仰，整合在以天皇崇拜为核心的皇室神道体制之中，即国家神道体制下的宗教统制。

在国家神道体制下，民间各教派神道失去自主传教的自由，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在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过程中，它们主动成为服从天皇统治，辅翼日寇对外侵略的帮凶。

与日系佛教、基督教同样，日本神道的活动始终与日寇侵占中国东北的步调相同。最初也是以随军布教的方式渗透到东北的，即驻地慰问布教和战地随军布教。驻地慰问布教，就是前往军队驻地宣讲教义和赠送慰问物品；战地随军布教，则是教团派遣教使与前线军队共同行动，向前线士兵宣教及配合军队从事其他活动。

甲午战争爆发后，教派神道中最为活跃的天理教派随即发起祈愿活动，祈求日本“国家安宁”，征请“士兵健康”。^[2]1896年日本宗教界在东京召开了第一次宗教家恳谈会。包括教派神道在内的宗教界发表共同宣言，提出对抗“反宗教思想”，即反对唯物论的反共思想。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宗教界随即在东京芝公园的弥生会馆再次召开宗教家会议，神道系的柴田礼一作为发起人之一出席了会议。日本宗教界在会议上发表共同宣言：“日俄之战关系到日本帝国的安全与东亚的和平，为了世界的文明与人道，我等宗教界应摒弃宗派之差异，人种之异同，秉公正之信念，向全世界阐明此战的真相。”^[3]柴田礼一堂而皇之地把日本比作驱逐沙俄列强拯救东亚民众的救世主，妄想以此来欺骗国内民众和世界舆论。

日本政府为了在中国东北地区推行其殖民政策，1904年2月，日本文部省宗教局发布了《随军教使条例（10条）》，首次由政府规定了随军教使^[4]的任务及工作内容，批准了日本宗教界可以组织教团前往中国东北地区传教。该条例规定随军布教使不仅有对部队进行安慰和鼓励义勇思想的工作，而且有收集情报、刺探军情等间谍任务。

随即，日本神道界刮起了“海外传教”的风潮。1905年11月，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第一个神社——安东（今丹东）神社，1908年建立了千山神社，1909年建立了辽阳神社和抚顺神社，1912年建立了瓦房店神社。

1913年日本政府攫取了“满蒙五铁道”的铺设权，1915年强迫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之后，日本神道也随着日寇的侵略步调迅速进行扩张，满洲神社的数量也随着满蒙铁路的铺设不断增加。据《神社本厅十年史》记载，1913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增加了1个神社，1914年增建了3个神社，而1915年则增加了“新京”（今长春）神社、奉天神社、桥头神社等9个神社。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满洲总共建立了37个神社。

在东北传教的日本教派神道主要包括神道本局及黑住、天理、金光、御狱、楔、大社、扶桑、大成、实行、修行、神理、神习、产灵等派别。^[5]其中，出云大社教是最先在东北地区传道的派别。明治三十七年（1904）6月，随军宣教使松山珵三在大连成立教会，明治四十一年（1908）7月在大连南山脚下设事务所，作为其在满洲传教的本部。明治三十九年（1906）5月，御狱教宣教使松原氏在大连浪速町设立了御狱教会。明治四十年（1907）10月金光教宣教使松川成三在大连岩代町成立金光教会，明治四十三年（1910）又在旅顺设立金光教会，^[6]随后在东北各地开设金光教会。为发展教务，加强对中国人的传教力度，大正五年（1916），松川成三开始在大连办班培训中国人传教师。黑住教等其派别也于此期间在东北各地设立了教会。

在各教派神道中，开设教会、发展信徒，最为活跃的教派当属天理教派。1904年天理教在教会刊物《道之友》中开始关注满洲，1905年5月开始在刊物上连载随军宣教记事，介绍满洲文化地理、风土人情。自1905年开始，天理教宣教使高部直太郎相继在安东、旅顺、长春等地传教。1910年天理教制定了《海外布教规程》，鼓励海外宣教，完备了海外宣教的制度。1911年天理教在长春设立教会，1913年后在大连、安东等满铁附属地设立5个教会，1913年11月宣教使松村吉太郎在奉天开设满洲布教管理所，开始有组织地、大规模地传教活动，在中国东北各地开设教会、成立宣教所。1916～1920年，在长春、安东、大连、旅顺、辽阳开设了8个教会，在连山关、本溪、抚顺、铁岭、公主岭等地设立了15个宣教所。至九一八事变爆发，天理教在中国东北各地共设立教会约40个，宣教师百余名，成为教派神道中发展最快、信徒最多、势力最强的教派。

为加强对教派神道的管理，1920年日本政府成立满洲神职会，并在关东厅内设置事务所，负责联系日本国内的神职会，每年定期召开研究会及团体演讲会等活动。

教派神道各派别除了定期举办教义研究会、演讲会等各种宣教活动外，还创办发行各自的教会报纸杂志，传播教义，其中，包括天理教的《道之友》《青年会会报》，产灵教的《神道》，出云大社教的《祖国之光》，金光教的《奉天教报》《教友》《青空》等。^[7]

同时，还为海外传教开设外语学校，学习汉语，加强语言文化的沟通，培养专业的满洲传教师。至九一八事变前，教派神道设立的专门培训学校有天理中学校、天理教校、金光教教义讲究所、黑住教教师养成所等，总计158所。^[8]此外，日本神道各派还从事各类社会福利事业，如医疗、救济等，以此引诱东北民众信教。

但是，由于日本神道的传教跟随着日寇对东北的侵略，东北民众反日情绪强烈，对神道信仰极为排斥，加之神道信仰与东北本土信仰差异很大，到九一八事变前，神道传教对象多局限于东北满铁附属地的日本移民、开拓团、日本军队，东北民众接受神道信仰的人数极少。天理教宣教使山田武逸通过社会救济、医疗救助等方式聚集了一批东北本土信徒，但这些中国信徒都是极其贫穷的百姓，他们迫于生计，是为了获得医疗救助等目的才成为天理教信徒的，实际上他们并不能理解和接受神道信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军国主义扶植清朝废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推行殖民统治政策。为了最终达到吞并中国东北的目的，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东北文化与民族意识，日伪当局认为，“为了在民众中间彻底贯彻建国精神，则需要宗教和社会事业的共同努力”。^[9]而要使东北3000万民众的思想统一起来，“只有依靠宗教”。^[10]即利用日本神道将其国家神道理论作为伪满洲国“建国精神”的内涵，大肆鼓吹“王道乐土”“惟神之道”“日满一体”的殖民思想。

伪满政权建立后，关东军在东北各地建立纳骨祠、忠灵塔，供奉日寇在侵略战争中战死的日军官兵的骨灰、灵牌，1935年关东军创立忠灵显彰会进行统一管理。同年8月，关东军司令南次郎对溥仪说，“如果皇帝陛下能亲自去参拜，学校学生及官民对之参拜，那么，为国牺牲的人就会得到满足”。^[11]他要求上至伪满皇帝溥仪、下至百姓学生都要参拜忠灵塔，祭祀侵华日军亡灵。

日本教派神道紧随着日伪当局的殖民侵略，在东北各地建立布教所，广招信徒，成立宣讲班，其中，最为活跃的教派神道是大本教和天理教。

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神道大本教立即发表“六点建议”，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出谋划策，即“日本要继承天命，断然发挥满蒙开发指导之使命”“让世界各国列强理解日本的使命，改变对日本的错误观点”“善待支那国民”“严惩支那军阀”等建议，^[12]同时，还冠冕堂皇地提出，“不以支那国民为敌”“推行德政”，建立“王道乐土”的“满洲国”。^[13]这实际上是美化伪满殖民政权的侵略实质。

同时，大本教的出口王仁三郎在事变后积极向关东军献策：“应符合满洲民众的意愿，由溥仪皇帝即位”，“建立独立国家”，以此应“彻底排除第三方势力的介入”，^[14]扶植废帝溥仪，建立傀儡政权。并且，出口王仁三郎成功说服了以建川少将为首的关东军参谋，确定了“占领满洲”的军事目标。早在1926年，出口王仁三郎就派遣栗原白岭秘密赶赴天津，接触溥仪，鼓动其返回东北。并且，他还积极联络川岛浪速、土肥原，沟通想法，积极建言献策。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天理教积极支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立即展开军队慰问等活动。天理教将传教机构由管理所升格为传道厅，天理教满洲本部也由“奉天”迁到“新京”。1933年天理教又专门创办中文版的《天理时报（满洲版）》，针对东北民众传教。但其传道的内容及目的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畴。完全是为了达到“五族共和与王道乐土的建设”，让“满洲国在日本的庇护下打下牢固的建国基础”，“大教（天理教）的海外传道以满洲为主是理所当然的，特别值此满洲建国之初，将宗教信仰与日满提携密切结合乃是身为宗教家的根本理念”。^[15]天理教传播的“宗教信仰”已经成为巩固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民族协和”与伪满洲国的“发展”的工具。天理教宣扬“日本天皇乃是奉天照大神之意统治国土万民”，所以，东北民众“应体察此意，敬天照大神，尊日本天皇”。^[16]而天理教传教的理想就是“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以传教实践“信仰报国”。^[17]天理教对东北民众的传教完全成为维护日本殖民统治的舆论工具。

九一八事变后，天理教以东北民众为主要传教对象，以维护伪满政权为目的，相继在东北各地建立传教机构，如在“奉天”设立“日满亲和教会”与天阳布教所，在金州城内设立下西传道所，在吉林设立续州布教所、桦甸布教所，在热河设立赤峰教会等，积极协助日寇推行其殖民统治政策。(www.daowen.com)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抗日风潮不断，日伪当局为了消除伪满洲国的治安隐患，决定组织开拓团，大量移民东北，改变东北民众的社会结构，巩固伪满政权基础，解决日本国内由于经济危机引发的农村问题。对于如何能控制东北地区的移民，为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服务，日本政府认为，“建立开拓地神社是统一开拓民精神的最有力的办法，祭祀神灵是日本国民万古不变的信念”。^[18]于是，以天理教为代表的日本教派神道积极响应日本政府的决策。

1933年10月，天理教青年会召开第十五次总会，会议提出“在满洲以开拓民为主建立天理村”的建议，1934年该建议得到了关东军的许可，在哈尔滨近郊选取了福昌号、城子、新立屯等三个自然村落，共1380町步的土地，进行强行低价购买，驱逐当地的民众。同年11月迁进了52家日本移民。到七七事变前，户数增加到79户，人口增加到358人。每年收入5.254万元，支出44552元。对于天理教的行动，日本政府大为“赞赏”，日伪政权称之为“北满洲日本移民村最成功之例”，日本国内也誉为“是宗教团体所做出令人注目的移民事业”。^[19]这是日本神道为日本军国主义服务的典型事例。

对于天理村的建立，天理教在其教会刊物《道之友》中说：“天理村移民永驻满洲，为满洲产业开发而努力，以天理王命之名发展满洲帝国之精神，旨在保护日本帝国，扬国威于海外，他们与日本军人具有同样的勇气”。^[20]

近代以来，东北地区民间秘密结社组织众多，九一八事变后，红枪会、大刀会等民间结社组织加入反“满”抗日活动中，成为伪满政权的威胁。为消除伪满治安隐患，在日伪当局武力围剿的同时，日本教派神道则辅以思想渗透的方式，以怀柔手段瓦解民间抗日组织。

九一八事变后，天理教在热河成立赤峰教会，十分关注红枪会、大刀会等民间武装组织的活动。事变爆发后，赤峰教会会长向所忠夫随即“秘密潜入红枪会匪之中，积极从事亲日宣抚工作，向满人布教”。^[21]他在赤峰传教以来，信徒最多时达到1.2万多人。

1933年大本教改名为皇道大本教，以出口日出总戒辅的“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积极联络世界红字会、人类爱善会、“支那”道院、世界宗教联合会等东北民间宗教及慈善组织，从事医疗救济等社会福利事业，在东北各地设立爱善会支部。1934年9月爱善会委员安部忠夫中佐“将活动于北满边境地区的十八万三千匪贼收入麾下，让称王绿林的绰号为黑龙王的匪首加入了爱善会”。^[22]

可以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神道各派趁机摇旗呐喊，大肆宣扬“日满一体”“共存共荣”等思想，号召信徒为“大东亚共荣”勤劳奉公，贡献一切。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擂鼓助威，积极协助日寇实施殖民统治措施。

七七事变的爆发拉开了日本全面侵华的序幕，日伪当局不断疯狂地强化其法西斯殖民统制，在宗教方面也进一步强化专制统治。

七七事变后的1938年8月，日本政府在国内召开宗教团体对华布教会议，文部省宗教局在会上提出，“凡布教者必须向文部省提交申请书，经宗教局推荐，委派到当地军队特务部听从指挥”。将日系宗教在东北的活动置于关东军的指挥与统制之下。“康德”五年（1939）日本关东军在伪满民生部内部设立了宗教制度审议会，制定宗教法案。同年9月24日，颁布了《暂行寺庙及布教者取缔规则》（以下简称《暂行规则》），规定了诸教均要向伪民生部说明宗派系统、名称、事由等，对全满所有宗教及活动进行详细登记。紧接着在“康德”六年（1940），伪满民生部完成了第一次“国内”宗教调查，第二年又开始实行“传教人员、主祭神及传教方法均由日伪当局控制”的措施，对不符合“建国精神”的宗教立即进行取缔。“实施宗教调查三年计划，对东北诸教的详细情况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调查，以便进一步控制”。《暂行规则》的实施及随后的宗教调查活动，使得东北地区所有日系宗教的传教活动，完全置于日伪当局军警的严密监控之下，建立起一个全面适应强化殖民统治需要的宗教统治体制。

日伪当局为进一步在精神上控制东北3000万民众，使他们甘心受其奴役，全面推行“惟神之道”的“皇民化”政策。1940年日伪当局在伪满洲国“国都新京”建立了特殊的神社，即“建国神庙”和“建国忠灵庙”。

七七事变后，梅津美治郎就任关东军总司令，随即由日本特使、伪满皇帝御用挂吉冈安直向溥仪传达指令，“满洲国在宗教上应该与日本一致”，^[23]命令溥仪亲自赴日迎接天照大神，这样才能体现“日满亲善，精神一体”。1940年2月9日，在伪满皇宫举行了“建国神庙”的奠基仪式，5月溥仪前往日本东京，拜见裕仁天皇，按照吉冈安直起草的文稿向裕仁天皇表示：“为体现日满一德一心不可分割之关系，希望迎接天照大神到满洲奉祀。”^[24]裕仁天皇说，“陛下愿意如此，我只好奉命”，把代表日本天照大神的“剑、玉、镜”交给了溥仪。

1940年7月，溥仪在关东军总司令梅津美治郎、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等日满军政高官及社会各界代表的陪同下，举行了“建国神庙”的镇座祭，宣读了由伪满国务院总务厅嘱托、汉学家佐藤知恭草拟的《国本奠定诏书》。“诏书”说：“朕兹为敬立建国神庙，以奠国本悠久，张国运无疆……自建国以来，邦基稳固，邦运日兴，蒸蒸日隆……仰厥渊源……皆赖天照大神之庇护，天皇陛下之保佑。”^[25]同年9月又公布了《建国神庙、建国忠灵庙祭祀令》，规定了伪满皇帝亲祭的制度，即每月15日溥仪要亲自祭拜“建国神庙”，伪满官僚、市民、学生都要参拜。若有日军获胜的消息，则溥仪就要随时去该神庙祭拜，以示天照大神庇佑日本“皇军武运长久”。

同年9月，日伪当局举行了“建国忠灵庙”的镇座祭，将该忠灵庙作为“建国神庙”的摄庙，供奉天照大神的“御灵代”和在侵华战争中被击毙的日伪军警的亡灵，规定每年3次定时祭拜“建国忠灵庙”。至1945年日本战败，“建国忠灵庙”的灵玺簿供奉亡灵总计4.805万个。

此外，伪满当局还强迫伪满洲国的“国民”每天清晨8时向日本东京方向“遥拜”。“遥拜”之后要朗读《国民训》，牢记“满洲国”源自日本帝国的“惟神之道”，所有“国民”要尊敬天照大神，并忠诚于日本天皇陛下。

为强制东北民众信仰神道，伪满政权还发布了《对于建国神庙及其摄庙之不敬罪处罚法》，规定凡对“建国神庙”及“建国忠灵庙”不敬拜者，不分国籍信仰，不论男女老幼，皆为有罪，轻者受罚，重者处死。1945年1月，哈尔滨的基督教教徒反对参拜忠灵塔及神社，哈尔滨警察厅外事科科长影山善次郎威胁他们说：“如果拒绝参拜忠灵塔和神社，就将对全市基督教寺院停止配给蜡烛、灯油和其他寺院需要的全部物资。”^[26]

天照大神是日本神道供奉的主神，是日本民族的祖神。伪满政权采取各种高压方式，强制东北民众改祖换宗，信仰日本神道，成为日本天皇的顺民，甘心接受日寇的奴役。

而这一时期的日本教派神道则是全面协助日本在东北的殖民政策，采取各种方式支持、维护伪满殖民统治。以天理教为例，1942年1月，天理教将大连布教所升格为关东州传道厅，与“新京”的满洲传道厅并列，旨在加强天理教在满传教的力度，具体如表1。

表1 1942年天理教在东北发展情况

不难看出，截至1942年，天理教在东北建立教会106个，布教所100个，布教师1100多人。

可以说，日本教派神道为了自身的生存私利，甘愿成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帮凶和工具。它们以传教的名义，欺压东北民众，削弱反“满”抗日的意志，配合日伪当局强制改变东北民众的传统信仰。由于中日文化的差异、日伪政权的残暴统治，以及日本神道自身的侵略性本质，因此吸收中华文化成长起来的日本神道不可能真正被东北民众所接受，只能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战败而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