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真心诚意在里面，礼仪不过是一场闹剧。伊达正宗说过：“礼之过甚，与谄无异。”一位古代的和歌作者也曾做歌曰：“若心虔诚如在大道中，不必祈福，福亦来临。”这点就比古希腊的认识要强些。孔子也在《中庸》中推崇“诚”，把它抬高到无限的位置，几乎类似于神。“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然后，他又论述了真心诚意这个意思的厚重的思想基础和由来已久的性质。诚可以无为而为，不变而变。“诚”这个汉字，由“言说”的“言”与“成功”的“成”组成，让人不禁想起逻各斯（新柏拉图学派的名词，意思是语言、思想、意义、概念等）。孔子以一种神秘的思想的飞跃，越过了柏拉图学派的重重推理，直指真实。

　　说谎和遁词都被认为是卑怯的表现。由于日本的武士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不是市民和农民能够相比的，因此被赋予更高的道德要求。所谓“武士之言”——那只有在德语中的“RITERWORT”寻找它的对应意义了——就是言语确实的保证。武士重诺，这诺并不写在纸上，而是口头承诺。倘若写了契约来保证诺的实行，那么不啻对武士身份的侮辱。日本早已流传着许多因“食言”而以死抵命的故事，所谓的“诺言”也不过是空口之凭罢了。

　　由于重诺到了这种程度，不仅契约，连赌咒发誓都变成了对武士身分的损害。这一点并不同于基督教教义所规定的“不要发誓”，基督教徒经常违背这一规定。武士有时会凭佩刀起誓，或者喊着众神的名号，一旦如此，那就成了必定要以生命和鲜血履行的重诺了。这类誓言，是决无可能沦为口头上的游戏的。读者可以参看一下歌德的《浮士德》，里面有关于发誓赌咒方面的章节。

　　最近，美国人皮里博士在他的书中说道，“如果你让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在虚伪和失礼二者中间选择，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虚伪。”（语出皮里所著《日本的真相》）皮里博士的话只有部分是正确的。不仅是普通的日本人，就连武士也会这样来选择，这一点他并没有说错。但是，博士对日本语的理解并不充分，“虚伪”或者“谎话”这个词，只是表示不是事实而已，并不意味着是不诚实。普通的日本人经常像华滋华斯一样，不能够分清楚“真实”和“事实”（这个典故出自美国天文学家洛厄尔的著作，《远东的精神》）。比如日本人对一些问题的虚伪回答，如“你是否喜欢我？”或“你是否有胃病？”他会毫不迟疑地虚伪地说，“我很喜欢你。”或者，“我很健康，谢谢。”有教养的美国人也会这样做的。这也许会被称做是为了礼仪而牺牲真实，被视为“虚伪”，“以谎言骗人”。

　　本书谈论的是武士的道德观念，但也不妨碍我在此对日本国民的商业道德之类的问题说上几句。因为，在这个问题上，我已经听到了许多来自国外的报纸杂志上的怨言，确实，商业道德上的污点对我国国民的声誉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不过，与其去痛骂它，或者责难日本的国民，何不冷静地对之加以分析呢？如果这样，也许能够对未来提出点建议。

　　相对于社会上存在的一切职业，商业是离武士最远的。商人向来在士农工商当中，被排在最后一位。武士拥有土地，假如他愿意，他甚至可以自己耕种土地，做一个业余的农夫。但是他却决不可以去经营商业，去碰算盘之类的东西。这种社会规范有其睿智之处。孟德斯鸠就曾说过，应该让贵族远离商业，才能够防止财富积聚在掌权者手中。权利应该与财富分离，财富的分配才能够合理化。而迪尔教授在他那本有名的专著《西罗马帝国的最后时代》中，分析了西罗马灭亡的原因，其中之一就在于让贵族从事商业，于是少数元老垄断了财富，使财富和权力联手，让我们至今齿寒。

　　因此，封建制度阻止了日本商业的自由发展，使之受限。由于商业活动受到蔑视，一些在社会当中不再注意维护其声名的人便进入了这个圈子。“把一个人称为贼，会迫使他偷窃。”如果一个职业已经被认定是不正当的，那么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就会以较低的道德素质要求自己。正如布莱克所说，“正常人的良心很容易上升到一个较高的要求，也很容易堕落到一个低的层面。”道德要求的转变也是非常自然的。不论商业还是其他行业，都需要道德准则来维系。即使是封建时代的日本商人，也都有着一套道德规范，否则，行会、钱庄、交易所、票据、保险、汇票等，虽然都处于萌芽状态，也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但是，除去这些跟利益有关的商业活动，商人在跟其他行业的人交往的时候，他们的举止往往让人想起人们对他们道德水平的责难之辞。(www.daowen.com)

　　正因为此，我国进行对外贸易之初，只有最勇于冒险和没有顾忌的人才敢于奔向码头，进行投机。那些信誉很好的商号，尽管当局一再要求它们扩大贸易，却总是表示要暂缓进行。在商业上，扩大的行为越来越不名誉。武士道没有办法去阻止此事吗？让我们就这一点分析一下。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我国开放港口之初，仅几年时间，封建制度就被废除了。与此同时，武士的俸薪制度也被废除，武士们被发给一些公债，并被鼓励在商业上进行自由投资。于是，人们会提出，“武士阶层进入商业，不是正好可以把他们引以为豪的诚信带到商业中来吗？日本的商业行为的投机倒把和不诚实正好可以得以整顿了吗？”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许多高尚和正直的武士，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进行商业活动，如何跟狡猾的平民对手进行竞争、讨价还价，于是落得非常悲惨的结局，血本无归，让人扼腕。据说即使是在美国，也会有80％以上的投资者蚀本，何况刚投身于实业的武士。他们做生意难以赚钱，一百个人里面，也未必有一个人能够胜出。武士道是不能被应用于商业的，这种失败的尝试毁灭了很多财产，多到不可能算清楚的程度。不过，众人皆知的是，财富的积聚跟荣誉、道德完全是两码事。二者究竟差别在哪里呢？

　　莱己指出，商业信誉有三个必要条件，即经济、政治和哲学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造成信誉的原因是武士道所缺少的。第二个，在封建制度下，也不可能得到很完整的发展。因此，在我国国民中仍然有着信誉的观念，主要是哲学的原因在起作用。而这种层面上的信誉，正是信誉一词的最高体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有着很高的商业道德水准，然而当被问及这种道德的成因时，人们会回答，“遵守商业道德才能得到最大的利润。”——也就是说，商业道德的建立是出于经济上的原因。而对于日本人来说，德行的惟一回报就是德行本身。假如为了得到更多的钱而遵守道德规范，假如说真话比说谎能带来更多的好处，并为了这个原因而说真话的话，那么我想所有正直的武士倒情愿去说谎。

　　虽然武士道并不愿意接受“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功利主义，沉迷于商业利润中的商人却轻而易举地接受了它。因此，莱己的结论——信誉的发展当归功于商业信誉观念的建立——极为正确。因此，尼采说，信誉是所有德行当中的稚子，最晚被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信誉其实是现代产业收养的儿子。没有现代产业这个养母，信誉就好像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孤儿，身上流淌着最高贵的血统。而武士当中普遍都具有着这样高贵的心灵，与这孤儿相一致；但是，假如没有产业这一位平民母亲，孤儿就得不到完美的发育。随着现代产业的发展，人们逐渐发现，守信誉并不难，因为其中有利可图。对此可以参考一个实例，俾斯麦对德国的领事发脾气，说德国船只运送的货物的品质很差且缺斤短两。这是1880年11月的事，而到了今天，德国船已经不这样了，德国人终于学会了在商业上有信誉，因为守信誉比较合算。我国的商人也已经发现了这个规律。对这件事，我有两本书要向读者推荐。一本是克纳普的《封建的日本和日本的现代化》，一本是兰色姆的《嬗变期中的日本》。你们将更加理解日本商人的信誉观念。甚至，商人在借债的时候也会写上以信誉来担保的保证书，这是颇有意味的事例。“如果我拖延欠款，情愿您在大庭广众面前嘲笑我，我也绝对不会有什么怨言。”或者，“如不还钱，我便是混蛋”之类的话，经常出现在此类契约中。

　　我常常考虑此事：武士道的信誉是否有着如“勇”那样的高尚的动机？事实上，并没有明白的、书面的律法禁止人做伪证，说谎并不是犯罪，而只不过是不名誉的事情，被斥为懦弱。信誉这个概念，是跟武士的名誉息息相关的，而信誉与名誉，在拉丁语和德语中，它们是同源词，因此，由此出发，我们来考察武士道当中的名誉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