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同情、悲悯、宽和向来是最为人称道的美德，被定义为人类心中最高尚的部分。在两重意义上，它被称为至上之德。第一，作为在人类精神属性当中最丰富的部分，它被称为德中之王；第二，作为王者所必须具备的风范，它具有王者之尊。慈悲比王冠更适合戴在王者的头顶，以慈悲来统领国家，远胜过以强势统治国家。这是各国的文化中都曾表达过的一个真知灼见。中国的哲人，不论孔子还是孟子，都曾反复强调过“仁”之于统治的意义，为人君的第一条件在于有“仁”。孔子曾表述过德行的重要，他说，“君子慎德为先，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利者末也。”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把德的重要看得高过一切。（此段引文出于《大学》）又说，“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未之有也。”孟子阐述此言，说，“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不具备“仁”这个品质，有可能由暴力而得到政权，却无法不经由“仁”成为天下之王者。）中国旧有的儒家，包括孔子、孟子，都把“仁”称为“王者”的先决条件。“仁者，人也。”所谓“仁”，也就是通人性、懂人道的意思。

　　封建统治的一个弊端是容易产生黩武主义，而“仁”则是从这一弊端当中生出的拯救之道。被统治的人贡献了自己的“生命”、“肢体”、“尊严”，只有凭借统治者自己的意志，才能对他们施以仁慈。所以，不这样做，极权主义就会充分发展，专制也被冠以“东方的专制”之名，好像专制是东方的特产，不曾在西方存在过一样。

　　我并非是任何一种专制形式的鼓吹者。但封建制并不等同于专制。法理学家评介腓特烈大帝的一句话开创了第一个民主时代的说法是正确的。他说，“国王是国家的第一公仆。”而令他们不可思议的是，同一时期，日本也出现了同样的声明。位于日本东北偏远地区的米泽的国王上杉鹰山便说，“君乃立国者，而非立民者。君乃民立。”这表明，封建制并非是全然的剥削压迫。封建君主也许并不认为他对臣下负有责任，却完完全全不能否认他对祖上和上天负有高度的职责。君乃民之父，由上天委派管理和保护子民。中国古代的典籍《诗经》里说，“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而孔子也在《大学》中说道，“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只有以民众的喜乐为喜乐，民众的好恶为好恶，才配称得上是民之父母。）这样，民众的吁求与君主的意志便统一了起来，或者说在极权当中产生了民主。正因为此，武士道坚决地拥护父权统治，它与当今情况下的对民众关心略为疏远的“叔父统治”（也就是山姆大叔统治！——美国政治。）有所不同，它可以称做是“亲父政治”。于是，父权统治并不同于专制。在专制制度下，人民不过是勉勉强强服从；而在父权统治下，人民则是“含有自豪的归顺，保持尊严的服从，即使是奴隶，也是在心灵深处感到高度自由的奴隶。”古代的谚语曾说英国国王是恶魔之王，为什么呢？因为其臣下对其一再叛逆和篡位，个个如同恶魔；而法国国王则是驴子之王，因为他没完没了地对民众课以重税；只有西班牙的国王可以称得上是人之王，因为西班牙的民众心甘情愿地服从。这传说中的说法，并不一定是错的。好了，对这个问题说到这里为止！

　　俄国政治家波别多诺斯采夫曾明确地对比过英国与俄国的社会基础。他认为，大陆各国的社会建立在共同利害的基础上，而英国社会的特点在于独立人格的高度发展。他说，欧洲大陆各国，特别是斯拉夫民族的国家，个人的人格与某种社会联盟有关，归根到底是国家驯化的产物；这一点结论，同样可以给予日本人。因此，我国国民对于君权，并不像欧洲人那样满心憎恶。人民对君权的感情就像对自己的生父，阶级矛盾就此得到缓和。对这个问题，请允许我继续征引一段话，德国皇帝在科布伦茨曾经发表演说道，“王位意味着上帝的恩赐，意味着行使对上帝的沉重义务和巨大责任，没有人可以为国王免除掉，无论议会、大臣和任何机构。”

　　“仁”是如慈母一般的德行。假如说，正直的道义和严厉的训导属于男性的品质，那么慈爱则是女性温柔的体现。我们被警告不要沉迷于没有原则的慈爱，必须加以足够的正义的训导。仙台的藩主伊达正宗对此一语道破，“过于义则固，过于仁则懦。”时常为人所征引。

　　所幸，慈爱之为德行，并非稀有之物。“最刚毅的人最为温柔，仁爱近乎于勇敢”是不刊之论。“侠骨柔情”用来形容武士之情，尤为动人。武士之爱与普遍的仁爱是同一种爱，只是，就武士而言，他的仁爱并非盲目之爱，而是正义在先；这爱不仅是一种情绪，更在这背后隐藏着施与别人生命或死亡的力量。正如经济学中的有效和无效的概念，武士之爱具有有效性，它包含着给他人以实际的帮助的含义。

　　武士因拥有锐不可挡的猛力和对他人生杀予夺的特权而自豪，但同时也是孟子的“仁”道的信徒。孟子说，“仁之胜不仁也，犹水之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杯水救车薪之火也。”又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他的意思是仁就像水，救济整个世界的道德灾难如救火。而仁的来源在于恻隐之心。）远在亚当·斯密把同情心作为他整个哲学的基础之前很久，孟子就已经这样做了。

　　日本的武士道训条，竟跟与它相邻的中国的传统哲学有这样紧密的联系，此种现象，令人惊异。换言之，整个东方都有着类似的哲学，而欧洲，也有着与这类似的格言。比如欧洲诗人维吉尔的著名诗句：

　　“你的职责无非是，

　　安慰败者，让那骄傲的胜者低下头来。”

　　很像是对日本古代格言诗的拙劣模仿。

　　武士的仁，通常是施给弱者，或在争斗中落败的人。对日本的绘画略有研究的人，都会熟知那张和尚倒骑驴的名画。那位法号莲生的和尚曾是一名声名显赫的武士，名曰熊谷直实，他的威名让敌人闻风丧胆。在1184年那场著名的须磨浦之战中，他追上了一个敌人，将其扭倒。按照当时的规矩，被按倒的人在力量上必须与之相当，或者是有名的武士，否则就无须杀戮。因此他便问这人的名字，但他不说。他拉开了他的头盔，惊异地发现那是一张年轻俊美的少年的脸。武士便扶起他来，如父亲般对他说，“走吧。你这美丽的年轻人，到你母亲那里去吧，熊谷的刀决不会沾上你的血，你请远走高飞吧。”但少年拒绝离开。为了荣誉，他请求熊谷割下他的头。熊谷心如刀割，眼前仿佛闪过他自己的孩子冲锋陷阵的身影。他的刀虽曾砍去成千上百个敌人的头，但这一次却难以下落。这时熊谷一方的追兵的脚步近了，他大叫道，“你现在已经来不及逃走了！与其死在无名武士的手中，还不如让老夫结果你吧！老夫愿你在地下有无限冥福！”说罢念了佛，刀下头落，鲜血染红了利刃。战争结束，熊谷凯旋而归，他心中已经没有胜利的喜悦，也不再渴念功名。他放弃了武士的生涯，转而云游四方，成为一名僧人。(www.daowen.com)

　　也许有批评者会指出这个故事的不实之处，尽管在细节上会与实情有一些出入，但这个故事表现武士道的仁慈，却恰如其分。武士使用最残酷的武力，却具备温柔与怜悯，软化了浓重的杀戮之气。古人云：“穷鸟入怀，猎夫不杀。”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基督教的红十字运动那么容易在日本推广。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条约签定前的几十年，就有日本作家泷泽马琴写过这种题材的小说，对伤兵施以救助的事，在日本脍炙人口。撒摩藩是日本尚武成性的地方，然而在当地青年当中，爱好音乐的也特别多。并且，广为流传的不是如猛虎下山或血与死的冲锋号令般的军乐，而是忧伤绮靡的琵琶。猛烈的心境由此得以舒缓，思想得以暂时离开杀戮，获得内心的平静。历史学家波里比阿考证得到，在最为尚武的阿卡地亚，30岁以下的青年必须接受音乐的教育，以这种柔和的艺术缓和这个地区人彪悍的性格。因此，尽管这个山区非常荒凉，却看不到人性中的残忍，多半是音乐教育起到的作用。

　　日本的武士阶级向来有温文尔雅的传统，不单是撒摩藩一处而已。江户的高官松平定信（白河乐翁）在他的笔记中写下了一些这样的句子：“侵枕无非花香，远寺钟声、夏夜虫鸣，皆幽趣也。”又曰：“落花之风，蔽月之云，攘争之人，虽憎可宥。”

　　为使这些美好的情绪得以表现，武士做诗向来受到鼓励。乡村武士大鹫文吾的事广为人知，当他第一次被劝导尝试做俳句的时候，他口吐粗言：

　　大汉一背身，

　　任他黄鸟嗡嗡叫。

　　尽管诗句粗鄙，他的老师大星由良之助仍然鼓励他作诗，终于有一天，他心中细腻的感情被唤醒了，听到黄鸟的鸣叫，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武士伫立，

　　细听黄鸟一两声。

　　德国诗人克尔纳战死沙场之时，吟出了他那著名的诗句《与生命作别》。我们对他英雄般的短暂一生无比歆羡。要知道，在日本，这种战场上做诗的事情，也是有的。我国的俳句简洁而又缠绵有力，最适合捕捉瞬间的感情。受过教育的人，都具备做俳句或者和歌的基本素质。在战场上，武士上马征战，倚马做诗，当其战死后，从他所披戴的盔甲的贴身口袋中取出诗稿，令人泪下，也是屡屡会有的事。

　　在恐怖的战场气氛中，转而能够悲悯和做诗，在西方，这一精神力量是由基督教完成的；而在日本，则是音乐与文学的合力。温柔的情感由此得以培育，从中产生同情和悲悯。而出于此种感情，对他人的谦逊和帮助，则是“礼”这种武士道德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