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乃武士道要义中最关键的。武士道最排斥的，就是行为的卑劣和狡诈。不过，义的定义，也许有时会失之狭隘。著名的武士小林子平曾把义定义为决心，曰：“义不同于勇，义即决心，道理既晓，付诸行动，顽强不屈，当死时，必敢于死，当征讨时，必敢于征讨。”另一位武士真木和泉则将义的概念陈述为：“义乃人之骨骼，支撑全身，否则，将无法站立、行动，甚至无法成为人。因此，无义，纵有才能、学识，不足以立身。有义在，纵有粗俗、无礼之弊病，足以称武士矣。”中国的孟子也曾说过，“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并曾发出过一番感叹：“人之可哀，在于舍弃了‘义’这条正途，把自己的真心放逐了。假如家里丢失了鸡犬，还会出去把它找回来；真心丢了，竟然会任其丢失！……”（此段文字出于《孟子告子上》，原文为：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译者注）就像在一面朦胧的镜子中看到微光，我们可以在这段话中，模糊看到三百年后出现的那个伟大灵魂（耶酥）的思想的影子。耶酥也曾有过“我们失去的正义之路”的比喻。或许，有人认为我所阐述的已经偏离了主题。总之，孟子眼中的义，就是一条人们为了获得已经失去的大同世界而必须踏上的一条笔直却狭窄的道路。

　　在封建时代的末期，由于经历了长时间的和平，歌舞升平的生活令武士阶级习惯于闲暇和娱乐，并精通玩乐之道，耽于游艺。但是，即使如此，仍被授予“义士”的光荣称号。“义”这个字在本国人眼中，实在是比学问、艺术等其他一切都更加重要。在日本民间，长期流传着“四十七义士”的故事；在大众教育中，这四十七名忠臣的故事也经常被征引。

　　封建时代盛行着阴谋和权术，虚伪经常被用来作为处世的策略，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诞生了刚正、率真的“义”。这种真正的男人的品质，闪耀着无限光辉，长期为人们所欣赏、向往。“义”和“勇”同为武士之德，仿佛一对孪生兄弟。且不论勇，单说一下所谓“行义之道”。“行义之道”自然是由“义”这个词延伸出来的，但在社会上使用日久，渐渐地偏离了最初的含义，被人们胡乱曲解了。从字面上看，“行义之道”自然是说应如何行义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舆论把它模式化了，这个“道”变得庸俗且含混。事实上，它原先的含义正是指一种相当单纯的义务——比如，我们对父母、对长辈、对儿童、对社会都有着义务，“行义之道”首先指的就是对这些义务的履行。在这种情况下，“行义之道”就是指履行义务。所谓义务，就是职责的要求，在社会规范的道德下，我们必定要去做某事，而不是别的任何理由。不是吗？难道社会规范的正义不是对我们的惟一命令吗？(www.daowen.com)

　　“行义之道”的原意不过是履行义务，而这个“道”的出现，我想是由于以下事实。我们的行为，比如“孝”的行为，其动机应该是出于“爱”。然而当缺少爱的时候又当如何呢？就应当有某种权威来确保孝道得以履行。于是人们强调“行义”。这是一个无比正当的理由：假如爱的力量不够强烈，假如缺少爱，那么人们一定要把德行诉诸于理智。也就是说，所谓“行义”，就是要求人们依靠理智来行动，凭借已经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孝道是如此，其他的道德义务也都是这样。这样来理解“行义”，就可以知道它是一个严厉的监督者，一旦感情松懈，理智马上介入进来，手拿着鞭子督促我们克己复礼。义务是不可逃避的，“行义之道”确保了这一点。事实上，就道德的真义来说，“行义”不过是占了第二位的功效，我们首先的动机应该是“爱”，在这一点上，“行义”的教导比不上基督的教导——以“爱”为法律的教导。所以，依我的看法，“行义”不过是社会约束的产物。社会的法则之一是阶级差别，而这种差别是偶然造成的，此外还有跟实力无关的偏袒。社会以家庭（家族）为单位，所以年长者比有才能者更受到人们的尊重，自然的爱情常被人为的力量所扭曲。正是由于“义”成为被人力规范的行为，“行义之道”也日趋堕落，成为了一连串无法自圆其说的行为——比如，为什么母亲为了救她的长子，必要的时候可以牺牲自己其他的儿子？为什么女儿为了供她淫荡的父亲玩乐可以向别人出售她的贞操？如此等等。这些问题被提出的时候，所谓“行义”的妥当性变得相当含混。我的看法是，“行义”虽然是从“义”出发，但每每为这些难以断别的道德悖论所困惑。甚至为了这个原因，它变得相当怯懦，害怕责难。司各特曾这样形容过爱国心，“它是最美的，但同时也最为可疑；它是许多卑劣感情的假面具。”我认为这话可以用来形容“行义”。“行义”的程度超过正义的范围时，它就成了积聚各种遁词的场所，在它的面具下，掩盖着各式各样的伪善与诡辩。因此，武士道的施行，如果不跟真正的勇敢联系在一起，如果没有敏锐而正直的勇气，如果没有敢作敢为、坚贞不屈的精神，那么，“义”将成为怯懦者的遁词的渊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