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武士道兴起的第一个因素是佛教。心境平和，对命运温顺的态度，对不可避免的世事超然地服从，临危不惧，卑生并亲死的心境，都是佛教对武士道的启发与赐予。一流的剑客柳生马首把他的绝技传给弟子的时候，曾告诫他们道，“除此之外，非我能及，殆须仰仗神力。”这是禅的教义。禅，是日语对梵语Dhyana的翻译，它的意思是“在超出语言表达范围之外的地方进行冥想而获得的启示”。冥想是禅的方式。而冥想的目的，按照我的理解，在于找到一切现象背后的真理，并无限地接近绝对，与绝对和谐一致。这样来定义武士道中存在的禅义，则此教训已经不是一个宗教的感触，而成为一种修行之道，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它洞察绝对，超脱世事，达到彻悟并进入新的天地。

　　除佛教外，武士道的第二个来源是日本的神道，它补充了佛教之外的训条。神道首先要求的是对神（即君主）刻骨铭心的忠诚，对祖先的尊敬、对父母的孝行都是此种忠诚的一个变种，从而使武士道大大超出了宗教的范围。总之，这些忠诚的禀性，给武士傲慢的性格以服从的特质。在此种神道中，并没有“原罪”那样的教义。相反，它相信人性本善，人正如神本身一般纯洁，人被抬举到神的神谕所居住的密室那样神圣的位置。参拜神灶的人都知道，神灶那里的神像和道具都相当的少，除了一面挂在内室的素镜，别无他物。这面镜子存在的含义相当的明白，它表示人心，当心灵净洁澄澈时，神圣的映像便被反映出。因此，当人在神前膜拜，惟一可看到的是发光的镜面当中自己的映像。此种膜拜的行为，跟古老的德尔菲的神谕如出一辙：认识你自己！不过，“认识你自己”的知识，不论在希腊的神谕中，还是在日本的信仰里，所认识的都不是有关人的肉体和精神的知识，而是人深心的内省。关于希腊和罗马人的宗教仪式有一个有趣的比较，讲的是礼拜的时候，希腊人抬眼看天，而罗马人以布蒙面，前者的祈祷是对神的凝视，后者却是对自身的反省。日本国民的内省，正与罗马人是同一性质，并且，它的意义不止停留在个人的道德完善，而是在于整个民族的集体意识。神道的崇拜方式，使武士崇拜的对象为日本本国的国土和尊严；而它的祖先崇拜，在一切谱系之上，使皇室成为全体国民共同的远祖。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说，国土一词并不意味着可以耕种的土地或者可以开采矿物的土地，而是诸神——它是我们祖先的神圣居所。所以，对日本人来说，天皇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是强权国家的政治的首脑，或是文明国家的文化保护者，而是龙之子，上天的精神在地上的代表，为人间撒播仁爱，执行上天的权力。假如写作《英国人》的鲍斯密先生的说法正确——他说英国的皇室“不仅是权威的象征，而且是民族统一的创造者和民族的象征”——那么在日本，对皇室神圣的印象更应当加以双倍以上的强调。

　　神道带给武士道两项压倒一切的特质，构成了我们民族的感情生活，那便是爱国热情和忠心。安瑟·M·克纳普曾说过，“在希伯来的文明中，很难区分哪些事情属于诸神，哪些属于国家；哪些是天上的事情，哪些是耶路撒冷的事情；哪些属于上帝，哪些属于国民。”确实，跟这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我国的神道的词汇中。在用词的词义的暧昧中，就反映了国民的本能和民族的热情，这虽然会令那些讲求逻辑的人感到混乱，但它决不伪装成有秩序的哲学系统或者神学系统。此种信仰——不论是宗教性的，还是本身就是民族感情的化身——给武士灌输了一种相当彻底的忠君爱国的情怀。此种情怀的培育并非教义的驯化，而是感性的认知。因为日本的神道不同于欧洲旧时的基督教体制，它没有通过经书来教导它的信徒建立神化的信仰，而是直截了当地制定各种行为规范。

　　说起严格的道德规范，武士道最大的道德渊源是中国的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训条，在中国被称为五伦，早在儒家的经典传入日本之前，我国就有这种自发的伦理秩序。然而孔子学说的传入让这种秩序固定和规范下来。在政治方面，孔子倡导的是仁，平静，以及有智慧地待人接物。这些保守、贵族化的思想和言论，都很适合于当时日本的武士阶层。作为统治日本的从政者，武士们从中国的经书当中获得了他们想要得到的品质。孔子之后，孟子的学说也对武士道起到了巨大影响。与孔子相比，他的学说更为平民化，富于同情。虽然孟子的思想容易被很多天性仁爱的人接受，但被认为是对现有的社会秩序叛逆的。有很长一段时间，孟子的书在日本属禁书之类，但这并没有阻止好学的武士去接受它，并把它作为处世的准绳。(www.daowen.com)

　　中国的孔孟之道成为日本少年的启蒙读物和成年人讨论问题的依据。但仅仅精通这些儒家的典籍，并不能获得人们的普遍尊敬。那些只读了一肚子经书却无法将其消化的腐儒，被俗话称为“读其书而不知其书”的可笑角色。著名的武士西乡南洲，就讥笑这些人为“书蠹”。另一位武士三浦梅园把学问比做是腌臭的酱菜。他说，“学问，有如臭菜。读书虽多，臭不可闻。读书少，臭味便少，读书一多，臭味便多。不知道为学者当如何为之！”武士们之所以有这般高论，是因为在他们心中，惟一的学问是关于处世方面的，即修身，把知识化做武士形骸下的饱满灵魂。否则，知识虽多，没有长进，就如同机器，毫无魅力可言。武士的知识将化为操守，将宇宙的灵性蕴蓄其内。因此，有一些知识就不被武士所认可，比如赫胥黎的天演论，跟修身没有关系，只是对宇宙进行机械的证明，它就不是武士心中的知识。

　　那些纯粹的学识方面的知识是武士所蔑视的。在他们看来，知识应该是一种获得智慧的手段，而不只是为了明白知识而去了解它。那些仅是了解知识的人，在武士的眼中与能够按照要求吟诗作句的读书机器无异。所以，苏格拉底的那句“知识要指导人们的实际行为”便成了武士们的行动推绳。而作为能够精确阐述苏格拉底的这一教诲的中国哲人王阳明也一再重复“知行合一”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