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士道，其象征是樱花，它们都是日本的本国货。它并不是干枯的标本，保存在历史的标本簿中，不带一丝生气。相反，它是融合了力与美的活生生的对象，在我们中间存在着。它虽然不可触摸，却以独有的芬芳令道德在我们周围发出异彩，把我们笼罩于完美道德的氛围中。武士道得以诞生并发展的社会形态早已消失，但正如消逝了的遥远的星辰仍然在我们的上空发光一样，作为封建制度产物的武士道，在制度死去之后仍然存活，现在仍照耀着我们的道德的星空。在欧洲，当与之相仿的骑士道死亡而无人惋惜的时候，有一位名叫泊克的英国的政治家对它发出了感人的颂词，并传播各处。我现在以同样的语言（英语）来阐述武士道的问题，心中不禁异常的欣悦。

　　由于可悲地缺乏对于远东一带文明的知识，即使博学如乔治·米勒博士（《历史哲学》的著者），都会毫不犹豫地断言，与骑士道类似的一切制度，无论在古代还是现代的东方，事实上都不曾存在过。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原谅他的无知。因为在这位善良的博士的著作的第三版发行之时，佩里舰队的司令才刚刚攻开了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日本的大门。之后10余年间，日本的封建制度苟延残喘。卡尔·马克思在他的著作《资本论》中说道，若要研究封建制度的社会，在当时，惟独日本，还可以看到封建制度的活的形态。从而广为读者注意。在这里，我也愿意向西方的研究者指出，在历史和伦理学方面，也可以从现代的日本入手，来研究武士道。

　　比较日本的封建制度和欧洲的骑士道，是件非常有趣的事情。但本书的目的并不在于深入研究这些。我的努力不过是要阐明：一，日本武士道的起源及渊源；二，日本武士道的特性及训诫；三，它对于民众的影响；四，它的影响的持续及继续持续的状况。在这几点中，对第一点的阐述可以简略，否则我将有带领读者在历史的迂回曲折的小巷中迷失的危险。第二点我将做详细的探讨。以国际的伦理学和性格比较学的层面上讲，它将使研究者们对于我国国民的思想及行为方式产生兴趣。其余几点是为余论。

　　我粗略地译为“Chivalry”（骑士道）的这个日本字，事实上拥有比骑士道更加含蓄的意义。武士道在字面上的意思是武士在其职业和日常生活中所必须遵循的道理。概括言之，即“武士训诫”，也就是武士按照其隶属的阶层不同而必须尽到的不同义务。词义既明，请容许我在下面的行文中使用武士道的原义。这样，从其他角度讲也会使行文方便。这种特征鲜明、与众不同的思考和性格模式，又有明确的地域的影响，必定在表象上产生种种特异性的特征。因此，若干个具有民族特征的词，即使是最精深的翻译家也难以用别国的语言传达词义，有时难免因翻译不当造成曲解。谁能准确翻译德语“Gemuth”的意思？英文“Gentleman”和法语“Gentilhomme”在形式上很是相似，然而具体字义，却有细微的差别。(www.daowen.com)

　　武士道，如上所云，即武士所必须遵循的，或应当遵循的一系列道德训条。它是不成文的法典。它常是一些口传的或经历若干代口传之后被某位武士记录下来的格言。它并非是以文字表述的法典，而是一部铭刻在内心深处的律法。正因为它无言无文，仅透过实际的行为表达，才拥有更加强大的力量。它并非经由一个人的头脑创造出来（不论这人多么多思并伟大），更不是某一个人的人生经历的产物（不论这人多么显赫），而是经由成百年的武士生活而发展起来。武士道在道德史上的地位，几乎等同于英国宪法在整个政治史上的地位。然而，武士道与大宪章（Magna Carta）或人身保障制度（Habeas Corpusact）毫无可比性。17世纪初，确曾出现过武士家法之类的东西，但武士家法的十三条法令，大都是关于婚姻、结党、城堡事务的死板规定，跟武士道的训诫只是略有关系。因此，武士道事实上没有一个明确的形成时间和地点。不过，由于它在封建制度中自觉发展，在时间上，可以认为它跟封建制度的起源时间一致。同时，封建制本身由多重纬度构成，因此武士道也承继了这种复杂的禀性。在英国，封建制度和封建的政治制度起源于诺曼人征服的时代，与此相同，日本的封建制度兴起于12世纪，与源赖朝的霸权统治同一时期。正如英国的封建社会制度的各种要素早在征服者威廉一世以前就已存在一样，日本的封建制度萌芽也在那个时代以前很久就开始了。

　　跟欧洲的情况相同，日本的封建制度正式开始后，专职的武士阶层便普遍得势。他们的正式名称是“侍卫”（Samurai）。其词义与古英语的Cniht（Knecht，Knight，骑士）相似，即护卫或随从，其性质类似恺撒时代的阿奎塔尼亚山区（在法国西南部，古地理中的阿奎坦地区，包括从比利牛斯山脉起到加龙河的大片区域）的勇士（Soldurii），或者是塔西族的传说中跟随日耳曼首领的卫士（Comitati），往更后世说去，更类似于欧洲中古时代的斗士（Milites Medil）。武士的另外的名字还有汉字的“武家”和“武士”。武士是特权阶层，他们最初的来源是那些以战争为职业的禀性粗野的人。经历了长期不断的、反复的战争，最初因勇敢和富有冒险精神被征募进入战局的斗士所剩无几，经此番淘汰所剩的人，必定不是怯懦柔弱之辈，他们的性质，正是如爱默森所说的“纯阳刚性的、孔武有力的、粗野的种族”，他们便是“侍卫”家族的由来。这时，伴随着巨大的特权和崇高的荣誉的到来，他们感受到重大的责任，感到需要有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由于他们隶属于不同的家族，并时常相互交战，这种行为准则的建立就更加有必要且迫切了。正如医学界靠行规来抑制医生之间的竞争，或是律师们必须遵循礼节，否则就面临被起诉的窘境一样，武士也需要类似的法则，好让他们超乎规矩的行为受到约束。

　　战斗中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即使在野蛮人与儿童当中，也有这种道德意识的萌芽。这难道不是一切文武之治的根本吗？我们讥笑那个英国孩子的愿望，仿佛我们因为长大了而不应当抱有这种愿望——小孩子汤姆·布朗（托马斯·休斯的小说《汤姆·布朗的学生时代》中的主人公）说：“我愿成为一个流芳百世，既不吓唬小孩子，也不对大孩子粗暴的人。”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种简单的愿望正是整个道德大厦的基础？假如我告诉你，连最温和、最和平的宗教也会赞同这种愿望，你是否会觉得我言过其辞呢？伟大的英国的不凡之处，就在于小汤姆的小小愿望。而且，我们将发现，建立武士道的整个基石，正是与小汤姆的愿望一样伟大的某种愿望。纵使教友派教徒的证明为真，战争不论是进攻、侵略还是防守、自卫，都是野蛮和正当的，我们也还可以学习拉斯金，这样说道，“我们都知道，不论缺点如何巨大，美德总可以从它当中产生出来。”（在此加上一个解释：学者拉斯金是一个心地善良并爱好和平的人，然而出于生活的热情和奋斗的需要，他却坚信战争的价值，他在著作《野橄榄的金杯》中说道，“我认为战争是一切技术的基础，于是它也是人类一切崇高的道德力量的基础。发现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奇异而可怕的经验。但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简言之，我发现最伟大的民族，总是从战争中学到了他们语言的真理和思想的威力，他们在战争中获得涵养，却被和平摧残；通过战争受到教育，却被和平蒙蔽；在战争中受训，却被和平压倒；——总之，他们生于战争，死于和平。）“卑劣”、“怯懦”这些词，是对那些性格纯真而心路健全的武士的最恶劣的污蔑。从这种观念开始，孩子走向真正的生命，武士的成长正与此相同。不过，在生活日益变得广大的同时，各种关系多元化，早期的信念已经不足以支持长足的发展，需要更高的权威和更合理的渊源使它自己得到认同。假如只是投合了战争的规律，而没有更高的道德上的支持，武士的理想便坠落了，武士道便不再丰富多姿。在欧洲，基督教不仅提供适合骑士道的教义上的妥协，还为它输入了灵魂的素材。法国诗人拉马丁说道，“宗教、战争和荣誉，是完美的基督教骑士的三个灵魂。”在日本，武士道也有着同样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