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尖锐化在文学艺术上的反映。它的进步意义在于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揭露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现象，描写资本主义社会兴衰史，真实、深刻地反映现实生活。现实主义派的作家们能抛开浪漫主义派的主观想象，以讽刺的笔调把社会的黑暗面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以激发人们要求民主改革的斗志。因此，客观性、批判性、讽刺性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灵魂。

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诞生主要是因为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辩证法、唯物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自然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之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尖锐、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日趋复杂、西欧各地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工人阶级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无产阶级文学出现了萌芽。在这种社会矛盾愈发深刻化和明朗化的情形下，对社会进行抽象抗议、对未来抱有空洞理想的浪漫主义文学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要求，“理想王国”幻影就此消失了，也正如马克斯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使得“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²⁾。因此，真实地反映资本主义社会风貌、深入剖析、揭露社会矛盾的现实主义文学就取代了浪漫主义文学。正因为它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等具有鲜明、强烈的揭露和批判精神，而被后人称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到了20世纪以后，尽管世界文坛呈现出异彩纷繁的文学潮流，但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欧美各国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并不断在文学创作上有很大的发展。

同样，日本近代文学在明治时期跨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随着西方文明潮水般的引入，社会体制的变革，自由民权运动的高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特别是在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及其理论的启发下，文学创作者们开始把目光转向现实社会，抒发自己对现实生活所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现象的种种不满情绪，不同程度地对近代文明开化时期的日本社会进行了一定批判，创造出了一系列独具现实主义文学特色的优秀作品，如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7—1889）、尾崎红叶（1867—1903）的《金色夜叉》（1897—1902）、夏目漱石的《我是猫》（1905）等。但由于日本初期的资本主义改良运动的不彻底、封建社会意识和文化结构的严重残留、资本主义社会发展不成熟、没有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浪漫主义的转变等，导致初期的现实主义文学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自我意识欠缺、对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批判较为肤浅，基本上停留在对社会表象的批判上。就连一味追求客观真实描写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都仅仅是注重现象的精确性，缺乏真正现实主义文学所提倡的本质的精确性。到了大正时期，尽管资本主义社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日本政府为了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摆脱经济危机，跻身于世界帝国列强的行列，巩固其在亚洲的统治地位，对外积极发动侵略战争，对内不断地镇压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遏制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到了昭和10年代，日本更加快了帝国主义的进程，整个文学界被军国主义所控制，被迫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因此日本现实主义文学也就缺乏积极的批判精神。

二战结束以后，面对战败的残酷事实，日本整个社会格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的历史条件，促使当代现实主义文学进一步向前发展。随着战后文学家对整个历史时代、社会变革、生活观念的逆转和深入认识，文学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以批判现实社会、揭露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得以不断深化，批判精神也逐渐加强。

首先，在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初，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主要控诉的是战争的浩劫给人类所带来的难以愈合的伤痛。它不仅使人们的物质财富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还使人性遭到了泯灭。因此，大胆揭露法西斯主义战争的罪恶、表达强烈的反战情绪、追究绝对主义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批判日本军国主义的残酷与野蛮便成了日本当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课题，并涌现了一大批以描写战争、批判军国主义、把矛头指向天皇制而闻名的作家及其文学作品，像井伏鳟二的《遥拜队长》（1950）、田宫虎彦（1911—1988）的《足折岬》（1949）、《画册》（1950）、《菊坂》（1950）、大冈升平的《野火》（1951）、野间宏的《真空地带》（1952）等。他们在小说的创作中，并没有用很多的笔墨去描写硝烟弥漫的战场，而是用讽刺、幽默的笔锋去刻画并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典型的人物形象，有深受军国主义毒害、狂热的天皇拥戴者、陆军中尉冈崎悠一，遭受战争蹂躏的中学生一家，为了在战争极限状态下生存而不择手段厮杀同类、吃人肉的二等兵田村，饱受法西斯军队野蛮摧残最终成为侵略战争驯服工具的二等兵安西、普通士兵木谷利一等。通过对典型人物的客观描写，使读者不得不对灭绝人性的法西斯军队的本质感到深恶痛绝，从而达到对战争、对天皇的批判目的。尽管日本的战后作家站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上，在作品中没有明确指出日本政府发动这场战争的非正义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他们还是直逼问题的核心，探求了本质问题。因此，比起初期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来说，以暴露战争为题材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还是前进了一大步。

其次，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以美国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日本大力发展军工生产、积极扩充军备、大捞战争之财、加速垄断资本的进程、日本经济开始复苏并持续高速发展为契机，着力将现实生活的题材纳入历史时代的领域，把美国占领日本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日本人民为争取和平与独立而进行的反美斗争以及日美当局相互勾结制造一系列政治事件的内幕作为创作主题。因此，敢于向逆境挑战、以描写逆境中人物的生活轨迹来揭露占领军的累累罪行、日美统治集团内部的黑暗腐朽变成了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主要特色，并在文坛上涌现了一批新型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例如松本清张的长篇小说《零的焦点》和纪实文学《日本的黑幕》就是典型的反美题材的作品。作者通过缜密的推理，以翔实的资料剖析了美国占领日本期间所做的种种不可告人的勾当，层层揭开了蒙在日本社会沉重而污浊的面纱，把美国占领当局勾结日本旧军人进行细菌实验而制造惨绝人寰的谋杀案件——“帝国银行事件之谜”、日本国营铁道公司第一任总裁下山定则成为美国占领当局内部情报部和日本民政局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下山事件”等政治性很强的社会真相暴露得一览无遗。从而可见作为“社会派”推理小说的创作者不仅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批判精神而且还具有强烈追求真理、伸张正义的社会责任感。此外，以反映美国占领下冲绳人民反美斗争的文学作品，如霜多正次的《冲绳岛》（1957）、《守礼之民》（1960）也受到了世人的瞩目，像西野辰吉的《美籍日本人》（1954）、中本高子的《跑道》（1958）等反对美国占领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

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社会派”的推理小说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以森村诚一、西村京太郎（1930—　）、西村寿行（1930—　）、夏树静子（1938—　）等为代表的“新社会派”推理小说家将文学创作的主题深入到日本经济高度增长期社会的各个层面，努力挖掘产生各种社会矛盾和畸形发展的真正原因，将资本主义制度下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人性的剥离进行了深刻披露，把现实社会的时代感和艺术的真实感紧密糅合在一起，不仅为文学作品突增了浓厚的现实气息，而且还提高了艺术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从他们所创作的文学作品里，也不难发现作者站在批判现实主义的立场上，以确凿的事实，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上层的龌龊，在字里行间流露出震怒之情，抨击了升平气象下资本主义社会所掩盖的各种不合理的现象，表达了对平民百姓的无限同情。像西村寿行的《山鹰》（1969）、《追捕》（1975）、西村京太郎的《和善的诈骗犯》（1977）、夏树的《来自悬崖的呼救声》（1977）、森村的《人性的证明》（1978）等作品就是很好的例证。(www.daowen.com)

事实上，自6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经济的飞速稳定地持续发展，日本社会从根本上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着的固有矛盾。因此，反映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斗争自然就一跃成为文学家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在60年代与70年代的整个时期，除了“新社会派”推理小说家活跃在文坛上以外，作为“社会派”的文学家如石川达三、山崎丰子、诚山三郎、水上勉等也以其崭新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姿态登上了文坛宝座。他们以其强烈的个人感受性，深入并全面地了解社会，抓住社会矛盾的核心问题，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上层集团，并大胆地把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的矛盾斗争公之于众。这一时期，无论在题材的开拓、典型人物的塑造，还是在政治、经济、金融等敏感领域矛盾的深挖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都比40、50年代更具有创造力、表现力和批判力。因此，这些作家及其文学作品的涌现，标志着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已经跨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由此，“社会派”文学成为紧跟时代脉搏跳动的主流文学。关于这部分的内容，将在下一节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言。

此外，给日本社会、国民生活带来重大影响的环境污染等公害问题也是日本文坛60、70年代文学创作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之一。像水上勉的长篇小说《海的牙齿》（1960）、石牟礼道子的报告文学集《苦海净土》（1968）、有吉佐和子（1931—1984）的新闻长篇小说《综合污染》（1975）等都是反映日本经济高度发展给人们的日常生活所带来的一系列困扰。在《海的牙齿》里，作者以北九州水俣市东洋化学工厂排泄水银废液污染附近的渔村为题材，反映了污染带给广大渔民的深重灾难。环境污染是随着工业化的大生产而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但它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问题。然而，资本家为了谋取暴利，与政客勾结起来玩弄阴谋权术，以牺牲生态环境、百姓性命、美丽家园为代价。作者通过揭示公害污染的事实，直逼造成公害的根源，鞭挞了政客和资本家鱼肉百姓、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罪恶。可以说，公害题材的作品向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出了令人震撼的怒吼声。

再者，由于日本的工业原料大量来自国外的渊源供应，日本国内市场不足，很多企业的资本家为了追求巨额利润而积极寻找货源、扩大产品的销量和进出口，各企业之间加强了激烈的竞争，从而导致小型企业不断破产，劳动者被迫加入到失业大军中。为了摆脱生活的窘迫，工人们不断出卖劳动力，拼命地忘我劳作。于是，反映日本工业发展受外国资源的限制、资本家尔虞我诈、劳动者过劳死、国家危机等问题也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所要捕捉的主题，像森村诚一的《中途下车》（1970）、《虫豸的土葬》（1975）、小松左京（1931—　）的《日本沉没》（1973）、堺屋太一（1935—　）的《疏忽大意》（1975）等作品都是杰出的代表。其次，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经济的不断繁荣，社会医疗条件也得到了充分保障。社会逐渐趋向老龄化，老人问题也就变得越来越严重，最终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刻画耄耋老人给家庭、社会带来诸多麻烦、将老人问题存在的普遍性和严重性纳入文学表现的范围内，亦是当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重要一环。像有吉佐和子就是率先提出老人问题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忽略的女性作家。她的《恍惚之人》（1972）发表以后，立刻就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反响，关注老人问题从此不再成为一纸空谈。

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随着时代的变迁不仅仅在其所面临的重大课题、题材上和批判力度上有所变化和发展，而且在文学的创作手法上也有很大的突破。首先，作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文学家们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文学只注重事物表象的认识，热衷于揭示资本主义高度物质文明下的罪恶本质，在对丑恶现实的揭露和批判的过程中，交织着自己对周围世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个体与整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生态环境和生存空间等问题的极大关注；其次，在艺术手法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反对传统的表现技巧，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在不改变一切社会生活真实性的前提下，广泛吸收、借鉴现代主义的艺术手法，将象征主义、潜意识心理活动、内心独白、意识流等技法运用到对典型人物、典型性格、典型环境的塑造与描写上；第三，在人物塑造方面，作家们除了注重典型性、注重其隐蔽的内在心理变化和潜意识以外，还重视人性的挖掘，努力探求人物的精神世界；第四，在作品结构方面，揉进了传说故事、推理、科幻、新闻报道、评论、报告文学等内容，在表现方式上呈现出多层次、多视角、多交叉等多维叙述；第五，在故事情节的安排和语言的表现力方面，更是积极采用荒诞、异化、暗示、象征、隐喻、讽刺、幽默等形式，将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不合理现象进行大胆的揭露与批判。由于日本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的大胆创新、勇于实践，不仅丰富了现代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内涵，而且还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了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

可见，较之以往的文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比较广阔、比较真实地展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重视描写的真实性和细节的精确性，对现实矛盾的揭露和批判不断不断加大深度和力度。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从总体上来说，日本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与20世纪欧美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有着共同的性质，尽管这一派的作家们创造出了一些反映整个时代面貌的优秀作品，较犀利地揭示了经济繁荣的背后所隐藏的种种危机和矛盾，有力地批判了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腐败、黑暗、丑恶，但是他们并没有为变革社会弊病、消除矛盾根源提出明确的救世良药。而且，在他们的笔下，劳动人民也仅仅是受损害、受欺瞒、受奴役的小人物，而不是叱咤风云、具有不屈不挠革命精神的英雄人物。这是因为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基本上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受世界观和艺术观的限制，因此日本批判现实主义也应该是“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文学。它的思想武器是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它的社会政治主张主要是改良主义，它的创作理论的哲学依据，基本上是唯物论的反映论”⁽³⁾。应该说，资产阶级批判现实主义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