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在日本文坛被称为“社会派”文学。在日本作为社会派文学主要有两部分的内容：一是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兴起的“社会派”推理小说，二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涌现的反映经济高度增长期社会面面观的主流文学——“社会派”。

日本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美签订了《旧金山和平条约》（1951），即所谓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日本完全变成了美国军需给养基地。战争军火之财，不仅使日本的军工厂得到了空前的发展，而且还带动了整个经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病态新景象。此时，美国在日本推行的民主改革已经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气势，国内民主化的呼声愈发弱小，原有的进步工会组织或受执政政府的压力被迫解散，或被资本家强权收买，一些左翼团体也不得不停止革命活动，进步人士从此对建立民主主义社会丧失了信心。再加之，美国占领军在日本推行殖民地化、军事化政策，肆无忌惮地制造种种民族矛盾，劣迹斑斑，引起日本人民的强烈愤慨。作为日本政府却全然不顾百姓的反对，竟于1960年修订了安保条约，继续推进高度经济成长的政策。难以调和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社会现实紧紧地牵动着一些富有正义感和时代责任感的作家们的神经。因此，冷眼直面现实生活中黑暗腐朽的日美统治集团内部、反对美军占领、揭露异族者累累罪行、反映社会矛盾和民族不调和矛盾的主题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主流，以松本清张（1909—1992）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小说诞生了。

松本清张认为：“文学应是揭发的文学”，“与其追求文学的雕琢，还不如写真实”⁽¹⁾。他主张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具有时代特点的素材，尽可能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中深层次、多侧面地挖掘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把官僚政客和垄断资本家、把美国占领日本期间的残酷事实一览无遗地给予曝光，从而揭开了笼罩在日本本土上空的重重黑幕。这样，不仅给“社会派”推理小说注入了崭新的内容，大大提高了文学的思想性和政治性，而且还带有一抹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可以说，作为社会派的“推理小说”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推理小说在社会派的基础上又有了进一步发展，以森村诚一（1933—　）为首的一批“新社会派”异军突起。他们把传统的逻辑推理和社会派的现实主义紧密地糅合在一起，更深入地探索复杂的社会因素，大胆地触及高层次的政治家和财团界最高权力者的相互勾结和利用问题，不仅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上层世界的丑恶，而且还表达了对下层平民的关怀与同情，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高度发达时期人们的精神世界危机和物欲横流淋漓尽致地再现给了读者。(www.daowen.com)

在这一时期，“社会派”推理小说的主要代表作品有：松本清张的《点与线》（1957）、《隔墙有耳》（1957）、《黑色画册》（1958）、《零的焦点》（1958—1960）、《日本的黑幕》（1960）、《日本官僚论》（1963—1965）等，水上勉的《雾与影》（1959）、《海的牙齿》（1960）、《雁寺》（1960）、《饥饿海峡》（1962）等，新田次郎的《日向滩》（1971）等，森村诚一的“证明”三部曲《人性的证明》（1976）、《青春的证明》（1977）、《野性的证明》（1977）等，西村京太郎的《和善的诈骗犯》（1977）等。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的经济仍然持续飞速发展，一跃登上了“世界经济大国”的宝座。经济的繁荣不仅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还使人们的道德、伦理、审美、思想等观念也发生了种种转折。在经济腾飞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当人们的精神世界还很贫乏的时期，作为人所固守的道德情操等会被日益膨胀的物质世界所湮没。贪婪的欲望越是不断升级，人的道德伦理就越加丧失殆尽。这样一来，在现实资本主义社会中表面上所呈现的一团欣欣向荣的背后，弱肉强食的资本垄断愈演愈烈，从而隐含着很多尖锐而复杂的矛盾。到了20世纪70年代，虽然日本经济从高速发展开始趋向稳定发展，但长期积压的、种种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不断地凸现了出来：垄断资本各大企业集团之间、各财团之间、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执政党内部派系之间、广大民众同资本家之间、日本人民同占领军之间等斗争激烈。这一切都给那些拥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社会派”文学家们提供了丰沃的土壤。石川达三（1905—1985）、山崎奉子（1924—　）、城山三郎（1927—　）等人成了这一时期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们在各自的文学作品大胆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鞭挞了资本家、政治家、银行家的阴险毒辣，对生活在下层人民大众给予了深深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