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先打破战争时期的沉闷、充分享受言论自由、抒发内心情感的是许多久负盛名的老一代文学家和成名作家。

关于享有盛名的老一代文学家和成名作家复活的原因，日本战后著名评论家本多秋五是这样论述的：“在持续了数年之久的文学大空白时代之后，耳闻目详的老一代文学家的名字首先被人们所想起”，“还有一点就是战争给‘文学精神’本身带来了伤害，‘文学大家’们仍近乎白璧无瑕。”⁽²⁾

战争时期，由于整个日本社会受到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的严酷统治，经济严重萧条，纸张紧缺，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在白色恐怖中，一方面，原先一些具有雄厚实力的杂志被迫或合并、或倒闭、或停刊，一些文学团体遭到解散。另一方面，一些创作力十分旺盛的作家们也受到牵连，或被禁止执笔，或封闭自我、三缄其口而停止创作。当然，其中也不乏个别作家一时顺应“国策文学”的潮流，充当“笔部队”，昧着良心为这场不义战争歌功颂德。整个文学界正常的文学创作活动处于瘫痪、荒芜的状态。长期以来，郁积于心的创作欲望一直不断地在被迫封笔的老一代文学家、成名作家的胸中荡起涟漪。

战后的民主化使战争中所设置的长期文化锁国的藩篱得以冲破，日本文艺界逐渐恢复了一派勃勃生机，很多杂志纷纷开始复刊、或创刊。杂志的“创刊号获得了绝大部分人的支持。这个具体数字，恐怕是日本综合性杂志所具有的空前最高纪录”⁽³⁾。显然，这为老一代作家们提供了一个重展新生的大舞台。昭和20年（1945），文艺杂志《光》、《新生》相继创刊，《文艺》、《文学》、《新潮》、《文艺春秋》、《三田文学》、《四季》、《文学评论》、《文化评论》等在战争期间难以继续生存而被迫停刊的众多文艺刊物相继复刊。1946年，《近代文学》、《新生》、《人间》、《世代》、《新日本文学》、《黄蜂》、《艺术》、《纯朴》、《高原》、《群像》等文艺杂志相继破土而出。紧接着，《世界》、《展望》、《思索》、《文化评论》等一批新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此后接着复刊的有：《改造》、《中央公论》、《日本评论》、《新小说》、《新文学》、《批评》等，整个杂志出版界显示出了一片充满活力的复兴景象。这些都为战前素有盛名的老一代文学家和刚成名的中年作家的复活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和物质准备。战争期间，长期保持沉默、消极抵抗的传统派作家或者被禁止执笔的、不顺应“国策文学”的作家们压抑已久的创作欲喷薄而出。他们首先活跃起来，积极创作出并发表了一些风格不尽相同的作品。因为战前他们绝大多数不属于同一个流派，因此在创作中自然都保持着各自原有的不同的文学特色。他们将各自艺术流派的特点承继下来的同时，又各行其道地将传统文学保存了下来。从此，压抑、闭塞、贫乏已久的日本文学恢复了盎然生机。

首先，战争期间一直没有发表作品的唯美主义文学家永井荷风于1945年在《新生》的创刊号上发表了《美国的回忆》，1946年在《展望》上发表了作品《舞女》、中短篇小说《勋章》，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浮沉》和《独白》，1947年出版了《罹难记录》、《荷风日历》、《葛饰土产》，1949年在《中央公论》上连载了《断肠亭日记》，对生与死的问题进行了深刻思考，显示出极大的创作热情。这些作品大多都是荷风在战争期间暗地里不停撰写而成的，他的这种创作韧性和孤高的傲骨为世人所敬佩。

接着，唯美主义著名作家谷崎润一郎（1886—1965）在战后继续创作和连载战争期间只连载两回就遭到禁刊的长篇小说《细雪》。这部表现日本传统美的作品历时3年终于完成。此外，他还在《每日新闻》上连载发表了《少将滋干之母》（1949—1950），在《中央公论》上发表了受到龟井胜一郎（1907—1966）强烈批评、引起社会探讨的道德小说《钥匙》（1956）等。(www.daowen.com)

总之，不论是永井荷风还是谷崎润一郎，他们的作品与战前的文学在本质上是毫无变化的。他们继续封闭自我，努力把文学限定在“自我”这一狭隘的范围内，对于给人们带来莫大灾难的战争却不但毫不关心，而且极力回避，失去了往日的风采，对在饱受战争蹂躏急需找到共鸣、宣泄和救治的人们而言，这些作品并没有太大的积极意义。

除了战前唯美主义作家的复活之外，白桦派的作家也重新活跃起来，这在战后的日本文坛上颇为引人注目。志贺直哉1946年发表了《灰色的月亮》。虽然这是一个短篇小说，但是作者从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生活体验、感受和认识出发，通过凝练而精确地描写车厢里少年工人饥寒交迫的情景，反映了日本战败后粮食匮乏、百姓忍饥挨饿的严峻现实和人生世态。志贺直哉所反映的战后现实问题意识大大震惊了当时的日本文坛。不过，从《被腐蚀了的友情》开始，他的现实问题意识就开始减弱了。1948年，志贺直哉就其小说《白线》和太宰治（1909—1948）在《新潮》杂志上论争，提出“评论家无用论”的观点，受到文学界的一致批评。此外，其他白桦派作家的作品，如里见弴的《弃老》（1946）、《十年》（1946）、《精彩的丑闻》（1947）、长与善郎的《野性的诱惑》（1947）、武者小路实笃的《真理先生》（1949）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白桦派作家们秉承人道主义的精神，与战后民主主义文学的创作理念有某种程度的一致。它符合了战后民主主义潮流，给人一种白桦时代所没有的新鲜感觉。

此外，宇野浩二的《龙胆草》（1946）、《相思的长河》（1948），正宗白鸟的《战争受害者的悲哀》（1946）、野上弥生子的《砂糖》（1946），丰岛与志雄的《波多野邸》（1946），横光利一的长篇小说《旅愁》的最后部分《梅瓶》（1946），石川达三的《不是无望》（1947）、《风中芦苇》（1949—1950）、《人墙》（1957），狮子文六的《自由学校》（1947），舟桥圣一的《鹅毛》（1947）、《雪夫人画卷》（1948），广津和郎的《疯狂的季节》（1948），石坂洋次郎的《石中先生的生平记录》（1948）、岸田国土的《善魔》（1948）、《防风林》（1949），大佛次郎的《回乡》（1948）、《宗方姐妹》（1949），井伏鳟二的《今日停诊》（1949）、《遥拜队长》（1950）等，都是战后带有浓郁的传统文学特色的作品。这一时期，川端康成则完成了《雪国》的完成篇《雪国续篇》（1947），还写了《千羽鹤》（1949—1951）、《山之音》（1949—1954）。他把战后对战争的反思，进一步扩展成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自觉地做一个日本式的作家，通过上述一系列的文学作品，最大限度发挥并表现出传统的日本美和东方美，将日本文学的传统美、古典美推向了极致，把余韵绕梁、画卷般的日本文学之美引入世界文学殿堂。他于昭和1968年成为日本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从战后日本文坛总的状况来说，老一代作家和成名作家的出现以及他们的作品，填补了战时的文学空白，对于慰藉日本人民那饱受战争之苦、空虚、迷惘的心灵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他们虽然身处前所未有的战后大变革的时代，却对战后的现实保持一定的冷漠态度，其作品内容大多也是封闭自我，与战后的社会现实没有很多的关联，艺术创作的风格基本上还是保持了战前各自的特色，是战前文学的一个延长线。

但不管怎样，老一代著名作家和成名作家的复活标志着战前日本文学传统的复活和衍生。他们的作品发轫于战后文坛，为战后文学的百花齐放增添了一道彩虹，为战后“第三新人”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可借鉴的、有价值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