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全面爆发，这次危机持续时间长，波及面广，影响深远。日本也被卷入其中，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并发，国内民不聊生，各种矛盾日益激化，工农运动此起彼伏。

为了转移日益加剧的国内矛盾，转移国内人民的注意力，日本法西斯主义当局加紧对外侵略和扩张，于1931年9月18日，公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侵华战争，1932年1月几乎占领我国东北三省全境。同时，日本法西斯主义对内则强化统治，残暴镇压日本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文学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疯狂镇压，瞬而转入低潮。

在这样的情况下，“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简称‘纳普’）”解散了，中野重治、洼川鹤次郎、村山知义、壶井繁治等400多名“纳普”成员被捕。1931年11月，“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简称“考普”）宣告成立，并创办了机关刊物《无产阶级文化》。但是，在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之后，“考普”遭到日本法西斯当局的镇压，其领导干部全部被捕，日本共产党组织及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至此已经大伤元气，无法开展大规模的活动。

面对日本法西斯势力如此严酷的镇压，日本文坛动荡不安，文学家们面临选择：是坚持信念、不畏强暴勇敢斗争，还是放弃信念、屈从镇压、委屈妥协？

以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小林多喜二为代表的革命作家们，坚定信仰、不怕牺牲，与日本法西斯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33年，小林多喜二被捕，继而被日本法西斯残酷杀害。但是，也有一些人在法西斯势力的压迫下，为了保全自身而屈服于反动政府，思想发生了转变，放弃了以前的信念和理想，向法西斯势力妥协，甚至还有人公开宣布改变立场，直接背叛革命，同法西斯势力合作，充当军国主义的宣传工具，为他们的丑恶行径唱赞歌。1933年6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佐野学、锅山贞亲在被捕后发表声明说愿意脱离日本共产党，支持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他们把自己的这种背叛行为称为“转向”，从而引发大批的无产阶级作家也相继宣布了“转向”，“转向”逐渐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文学阵营的一大倾向。反映这一历史现象的“转向文学”也流行一时。

不但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走向低潮，在文学主张和创作理念上与无产阶级文学相对立的新感觉派、新兴艺术派也受制于时局及其本身的局限性而纷纷解体，而原本盛行的热衷于自我挖掘的“私小说”，受到社会政治的沉重压力，日渐走向衰微。

此时，在文坛上只有那些历久弥新的老一代作家们还表现出一定活力，创作出了一系列优秀的文学作品，如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1933）、岛崎藤村的《黎明前》（1929—1935）、山本有三的《真实一路》（1935）、永井荷风的《濹东绮谭》（1937）、德田秋声的《化装人物》（1937）、志贺直哉的《万历红瓷》（1937）、宇野浩二的《枯木风景》（1937）、尾崎士郎的《人生剧场》（1937）、川端康成的《禽兽》（1937）等为1933年以后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是，在这一年（1933）纳粹发动了“五·一〇焚书事件”。以此为契机，日本法西斯更加猖狂，疯狂地加速军国主义化。同时，为了进一步镇压、统治国民大众的思想，日本法西斯加强了对文学艺术界的镇压，狂暴地删改、甚至查禁文学家们的作品。川端康成对此感叹道：“可以看出右翼势力正在促使政府检察官检查得更严格，使杂志删除得更多，这是世道暗淡的原因之一。”⁽⁸⁾像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德田秋声等人的作品都遭受到了查禁。由此可见，整个日本文坛面临着严重的出版发行危机。

为了抵抗日本法西斯的压制和迫害，原先一些政治派别、文学倾向、文学理念各不相同的文学家们对以往的个人、派别间的矛盾开始相互谅解和妥协，联合起来，为争取自由权利而斗争。日本文坛由此突显出一派“复兴”的倾向。1933年，哲学家三木清、文学家德田秋声、丰岛与志雄（1890—1955）等70多人发起并成立了由广泛的知识界、文学艺术界组成的“学艺自由同盟”。同年10月，小林秀雄、川端康成、宇野浩二、林房雄、武田麟太郎（1904—1946）、广津和郎、丰岛与志雄、深田久弥（1903—1971）等人以维护创作自由为宗旨，共同创办了同仁杂志《文学界》（第二次）。《文学界》主张艺术至上，反对文艺从属于政治。自该杂志创办以后，便发表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很快它就掌握了当时日本文坛的领导权，成为“文艺复兴”的根据地。

就《文学界》的同仁来看，小林秀雄原本积极反对无产阶级文艺，川端康成和宇野浩二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倾向，林房雄和武田麟太郎则原来都是无产阶级文学阵营里的成员，林房雄曾经尤为积极地参加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但是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他却“转向”了，主张通过和资产阶级的作家合作来重建日本文学。

由此可见，在日本法西斯的重压下，作家们虽然各自政治立场不同，文学主张相异，但是为了寻找文学的出路，为了维护学术和自由，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相互谅解，各自做了一些妥协，在自由的思想基础上进行了新的组合，形成了反法西斯、争取创作自由的文学统一战线。这是处在法西斯黑暗集权统治下的当时日本文坛的特点之一。

《文学界》（第二次）成立后不久，资产阶级作家横光利一、里见弴（1888—1983）、河上彻太郎、舟桥圣一（1904—1976）、阿部知二和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成员村山知义、藤泽桓夫（1904—1989）、岛木健作也纷纷加入。新的组合力量日益壮大。同仁们也相继发表了一些上乘的作品。可是，到了1936年，《文学界》被文艺春秋社承办以后，菊池宽加强了该杂志的商业性，文学的凝聚力逐渐减弱，一些同仁像宇野浩二、广津和郎、里见弴等人便相继离开。作为作家群体进行文学创作的活动开始转入低潮。

除了“转向文学”和《文学界》之外，“不安的文学”、“行动主义文学”先后在当时日本文坛盛行。“不安的文学”缘于“不安的思想”和“不安的哲学”，缘于不安的社会现实。

“不安的哲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俄国出现的一种哲学思潮。当时的欧洲正是极端动荡的时期，一切以前合理的东西在顷刻间都被颠覆和破坏，社会不稳定，人心更是飘摇，一切失去了依傍，一切都归于“不安”。面对这样的局面，俄国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主张要在虚无和绝望中去观察世界和人，在丑恶病态的人的自白中审视高贵的人。他反对欧洲19世纪出现的合理主义，对任何社会进步和先进科学思想都报以怀疑的态度，这被称为“不安的哲学”。(www.daowen.com)

与此相似，面对国内外的多重危机，日本的国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们普遍感到窒闷、压抑，心中焦躁无比却又无力去改变这种局面，产生强烈的不安的思想，危机感极为强烈。

于是，一些对国外文学新动态较为关心的评论家们，引进了俄国思想家列夫·舍斯托夫的“不安的哲学”。河上彻太郎和阿部六郎合译了列夫·舍斯托夫的《悲剧的哲学》，并且解释了他们的用意，宣称把这部“有毒”的著作介绍给社会，是他们诚实的“恶意”。以此为起点，“不安的哲学”和“不安的文学”的思潮在日本迅速流行开来。从而引发了日本哲学界和文学界围绕“不安的哲学”和“不安的文学”的论争，史称“列夫·舍斯托夫论争”。

1933年开始，日本哲学家三木清发表了“不安的思想及其超越”（1933）、“舍斯托夫的不安”（1934）、“人本主义的现代意识”（1934）等文论，指出当时日本社会上特别是文学界和哲学界普遍存在的“不安的哲学”起源于欧洲，知识分子内心感到的“不安”源于外部社会，这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受到了极大的挫折。“不安的思想”和“不安的文学”的盛行反映了人们对社会的不信任，是人在极端的情况下的一种不良反应。社会的不安引发了人的内在不安。要克服不安的思想，就要先克服外部社会的不安。由此，三木清提出要结束这种“不安的思想”，最根本的就是要通过实践改革社会现状。他寄希望于创造同时具备理性、感性的一代新人，希望通过这样的“新人”来实现对社会的改良。

同时，三木清没有忽视文学的作用和使命，对文学应当如何反映理性和情感的统一的新型人类、对于创造出兼具理性和感性的文学这些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思维从脱离理智、空间和刚性的东西，转向情绪的、时间的和流动的东西，等同于从客观转向主观。对社会失去信赖或者在社会活动受到挫折的人，必然会将这种外部的不如意引入自我的内部；与其说是新写实主义孤立、游离于社会之外，不如说是社会疏远了新写实主义，由于人们从自我内部无法找到解决“不安”的有效方法，从而导致了内部世界的崩溃，就附加了外部世界的破产，这样就无法把握人格的不可动摇性和统一性⁽⁹⁾。

三木清的上述观点引起了当时日本哲学界和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哲学家们和文学家们纷纷撰文围绕舍斯托夫的“不安的思想”和“不安的哲学”展开了讨论，表述自己的观点，如小林秀雄的“舍斯托夫的‘悲剧的哲学’”（1934）、河上彻太郎的“《虚无的创造》跋”（1934）、青野季吉的“关于‘悲剧的哲学’的笔记”（1934）、阿部六郎的“舍斯托夫的不安思想”（1934）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的论战文章。

应当指出的是，这种“不安的思想”、“不安的哲学”是当时日本动荡的局面和严重的社会危机反映在日本国民的意识层面上而造成的精神危机。日本人民受到法西斯政权的蹂躏，对政府无法信赖，对社会不能放心，对生活感到惶恐，对人生感到渺茫，对外部的一切都产生了疑虑，从而只能相信自我，从自我内部去寻求解决精神危机的方法，而外部世界的不安又增加了他们内心的焦虑，使他们的思想、心理备受煎熬。因而，他们创作的文学不免就会脱离社会现实而一味去追求人的内心世界，其根源就在于日本国民乃至文学家们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最可靠、最可信任的。

此外，具有“文艺复兴”色彩的杂志《行动》在《文学界》（第二次）之后也相继创刊。《行动》杂志于1933年10月创刊，同仁包括小松清（1900—1962）、舟桥圣一、春山行夫、阿部知二、丰田三郎（1907—1959）、伊藤整等人。同时，无产阶级文学流派的作家青野季吉、洼川鹤次郎（1903—1974）、贵司山治（1899—1973）也对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共鸣。

同时，在1935年，日本文坛还出现了力图克服时代危机感、呼唤重塑人性的人道主义文学的、沉于德国浪漫派研究并且关注日本本国古典主义的浪曼派文学，其主要人物为龟井胜一郎、保田与重郎（1910—1981）、中岛荣次郎、神保光太郎、中谷孝雄（1901—1994）、檀一雄（1912—1976）、佐藤春夫（1892—1964）、伊东静雄（1906—1953）、萩原朔太郎（1886—1942）、三好达治等。同年3月他们创办了同仁杂志《日本浪曼派》，并充满豪情地在“创刊辞”上说：

我们高歌时代青春的激越旋律。我们将不顾一切地挺身而出，排斥低级庸俗的文学，宣扬艺术家最崇高的行为。早已听说，诗歌在于原始，也就是在语言的虚空里，建筑精神之梦的活动。在虚空中闻声者，不为现世的一切荣华所动，专注于不朽的精神，即仅忠实于天赋之职责。⁽¹⁰⁾

这里所说的“浪曼派”并不是真正意义的浪漫主义，他们要排斥的低俗文学是指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写实主义文学、浪漫主义文学。他们对近代文明、近代社会感到狂躁不安、甚至绝望，因此拒绝既有文坛表现一切近代的东西，包括西欧近代文明和近代精神，拒绝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企图回归日本中世纪的古典主义，重塑“日本精神”。日本的“浪曼派”是与行动主义相对立的。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际，它不断地滑向右倾，并竭力并狂热地鼓吹民主主义和国粹主义。应该说，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日本浪曼派’在民族主义和日本主义的旗帜下，主张恢复‘日本传统’，创造‘国民文学’，客观上起到了一个协助战争的作用”⁽¹¹⁾。

1936年3月，与《日本浪曼派》相对立、趋向现实主义、反对右倾政治主义的《人民文库》创刊，其成员以武田麟太郎为首，包括高见顺（1907—1965）、本庄陆男（1905—1939）、荒木巍（1905—1950）、田宫虎彦（1911—1988）、田村泰次郎（1911—1983）、圆地文子（1905—1986）等人，同时无产阶级文学家青野季吉、江口涣、秋田雨雀对《人民文库》也表示了赞同的态度。尽管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并没有统一的纲领和目标，但他们都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上，反对旧的文学创作形式，强调散文艺术。

《日本浪曼派》和《人民文库》这两个刊物的成员大都与左翼文艺运动有一定联系，或者是在社会现实黑暗、无产阶级文艺遭受挫折、破坏之后重新集合起来的一批“转向”青年作家。1938年1月《人民文库》受到军国主义当局的镇压被迫停刊。同年8月，随着战争的深入“日本浪曼派”文学越来越凸现以宣扬国粹主义为政治目的，一些原本追求古典主义的很多同仁开始纷纷退出，就此《日本浪曼派》杂志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自动停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