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知识 第三章 战争时期的文学批评

第三章 战争时期的文学批评

时间:2023-05-1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这些作品都是日本政府当时在政治上推行反动的国粹主义、军国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具体体现,文学无疑成了为法西斯政府御用的工具。以宫本显治、藏原惟人、西泽隆二、宫本百合子等为代表的斗士们,始终忠于文学的神圣使命,坚持批判侵略战争,采取包括文学形式在内的多种形式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显示出了不屈的文学抵抗精神。战争期间的诗歌和戏剧、小说一样也有抵抗之作。

第三章 战争时期的文学批评

战争时期的文学在此主要是指1931年日本政府发动挑衅中国东北三省的战争“九·一八事变”(1)伊始,到在日本不断制造各种白色恐怖事件,最终达以全面扩大侵华战争为目的,经过太平洋战争,一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这15年间极不寻常而又十分血腥的战争年代的文学。它所面临的是20世纪整个日本文学史上最低谷、最黑暗、最令人窒息的历史阶段。

20世纪30年代,日本卷入了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中,国内民不聊生,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十分尖锐,工农运动也连绵不断。日本当局为了摆脱内外交错的种种困境,对内采用了严酷镇压、对外实行疯狂侵略与扩张的措施,于1931年9月18日,公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侵华战争。在此前后日本国内还出现了一系列恐怖镇压事件,如“三月事件”(2)、“十月事件”(3)、1932年的“血盟团事件”(4)和“五·一五事件”(5)、1936年的“二·二六事件”(6)等。这期间在日本法西斯政府的高压下,日本国内的革命运动被迫转入低潮,无产阶级文学也随之走向低谷。

1933年6月,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干部佐野学和锅山贞亲被捕后,在狱中写了“告共同被告同志书”,7月公开发表,宣告放弃自己以往的信仰,服从天皇。由此为发端,一部分作家为了保全自身而相继屈服于日本法西斯反动政府,公开宣布自己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甚至直接背叛革命,充当日本法西斯政府的宣传工具,大肆颂扬侵略战争。这种现象被称为“转向”,由此而产生的文学则被称为“转向文学”(7)。“转向”反映了在日本法西斯黑暗势力的高压下,一部分左翼革命者对共产主义事业的背离,“转向”成为当时社会一段时期的主要现象,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社会的倒退。“转向文学”反映了“转向”的现象,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史上的一种特异现象,其中不乏一些作品以“转向”为题材,反映了作者“转向”前后的矛盾的心情,显示了继续抗争的决心,在一定程度上鼓舞了当时的人们。因而,不能简单地将“转向文学”一概视为彻底地投靠法西斯国家专制、为丑恶的日本法西斯专制政权大唱赞歌的“变节文学”。

这段时间,除了“转向文学”以外,还出现了努力克服时代危机感、呼唤重塑人性的人道主义文学,以《文学界》为阵地,沉于德国浪漫派研究、关注本国传统古典主义的日本浪曼派文学。文坛上涌现大批新人作家和作品,如:石坂洋次郎(1900—1986)的《年轻人》(1933)、石川达三(1905—1985)的《苍氓》(1935)、石川淳(1899—1987)的《普贤菩萨》(1936)、岛木健作(1903—1945)的《生活的探求》(1937)等。此外,谷崎润一郎(1886—1965)、岛崎藤村(1872—1943)、德田秋声(1871—1943)、志贺直哉等一批成名作家也不甘沉寂,纷纷发表力作,一展才华。1933年,以《文学界》(第二次)为中心,原无产阶级文学派的武田麟太郎、林房雄和现代艺术派作家小林秀雄、川端康成等,以及重新活跃在文坛的老一代作家们,结合在一起,竭力从无产阶级文学的政治主义中摆脱出来,克服“私小说平板自然主义写实倾向,探讨开拓社会性视野的崭新文学方法,以此来对抗法西斯主义文学。这段时间被日本文学史上称为“文艺复兴”时期。

1937年,日本开始全面侵华,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日本许多文学家被征兵入伍,组成一支“笔部队”奔赴前线。他们创作出反映战争情况和战地士兵情况的作品,如石川达三的《活着的士兵》(1937)、岛木健作的《再建》(1937)等。此外,在当时的战争状态下,日本法西斯当局以严格的检查制度控制了新闻广播和各种出版刊物,并禁止发行客观描写日军烧杀抢掠的上述两部作品,指令一些作家创作的作品必须迎合国家的政策,把这场天皇发动的法西斯战争称为“圣战”,并为之大唱赞歌,以激发战争狂热。这些响应“国策”的作家及其作品形成了一股日本现代文学发展的逆流——“国策文学”。其代表作品有火野苇平(1907—1960)的《粪尿谭》(1937)、《麦子和士兵》(1938)、林芙美子(1903—1951)的《北岸部队》(1938)等。这些作品都是日本政府当时在政治上推行反动的国粹主义、军国主义在文艺领域的具体体现,文学无疑成了为法西斯政府御用的工具。(www.daowen.com)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有一些富有正义感的作家没有迎合日本军国主义的蛊惑。以宫本显治、藏原惟人、西泽隆二、宫本百合子等为代表的斗士们,始终忠于文学的神圣使命,坚持批判侵略战争,采取包括文学形式在内的多种形式反对日本法西斯主义,显示出了不屈的文学抵抗精神。

同时,在言论受到禁锢的情况下,一些作家们仍然坚持笔耕不辍,如谷崎润一郎(1886—1965)的《细雪》(1943)、川端康成的《雪国》(1935—1937)、太宰治(1909—1948)的《富岳百景》(1939)等作品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这些作家们形成了一种消极抵抗的文学势力,这在文学史上被称为“艺术的抵抗”,成为抵抗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战争期间的诗歌戏剧、小说一样也有抵抗之作。剧作家久保荣(1900—1958)、诗人金子光晴(1895—1975)就是杰出的代表。他们通过各自的作品大胆地批判了日本的“国粹主义”,表现了自己不向强权低头的不屈不挠的精神。

在作家、诗人进行艺术的抵抗的同时,平野谦、本多秋五(1908—2001)、岩上顺一(1907—1958)、花田清辉(1909—1974)、杉浦明平(1913—2001)、荒正人、佐佐木基一、小田切秀雄(1916—2000)、竹内好(1910—1977)、中岛健藏(1903—1979)、中村光夫(1911—1988)、濑沼茂树(1904—1988)、谷川彻三(1895—1989)、三木清(1897—1945)等青年评论家们也纷纷加入到抵抗文学的统一战线中来,通过文学的批判进行了社会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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