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新感觉派文学、新兴艺术派文学、新心理主义文学等文学流派在内的现代艺术派的产生、确立和消亡，顺应了日本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日本文坛的需要，同时为其后的文学提供了必要的营养，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现代艺术派进一步把兴起于20世纪初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译介入日本，并使其得到普及和深化，促成了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形成。

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被译介到日本，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1909年2月20日的《费加罗报》发表了马里内蒂的“未来派宣言”。同年，这份宣言就被森鸥外翻译成日语，并在他主编的杂志《昴星》上发表出来。此后，大批西方现代主义文艺作品被译介到日本。如1912年被与谢野宽译介的欧洲未来派诗歌，1924年被堀口大学所译介的法国达达派作家保罗·莫朗的小说《开放的夜》、1925年被译介的德国表现派电影《卡里格里大夫的密室》、《从早晨到半夜》和凯塞的《家奈市民》等等。此外，村山知义将未来派、表现派的戏剧引进日本。筑地小剧场成为现代主义艺术创造的中心位置，大部分的上演剧目都是西方翻译剧。

同时，受到影响的日本文艺创作者们也尝试以现代主义的视角进行创作或者撰写文章阐述自己的现代主义主张。萩原恭次郎、冈本润、壶井繁治等人创办了《红与黑》，岸田刘生等在画坛上开始系统地介绍立体派和构成派的新艺术观；1920年，未来派画家神原泰在举办第一次个人画展时发表《神原泰第一次宣言》，他还撰写“致新时代的精神”（1923）、“未来派研究”（1925）介绍未来派、立体派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同年，村山槐多发表了颓废派诗集《槐多的歌》；1921年日本未来派诗人平户廉吉仿效马里内蒂的《未来派宣言》，散发了“日本未来派宣言运动”的传单，公开宣称要破坏一切艺术上的偶像，掀起了一场现代艺术派运动；1923年，高桥新吉发表了“达达派新吉的诗”；1925年，致力于达达主义新表现形式的萩原恭次郎出版了“宣判死刑”等等。

长谷川泉称对西方现代主义在日本的译介有如此评价：“前卫艺术是对过去几千年进步艺术总和的一次惊人的飞跃，其多姿多彩的形式有未来派、表现派、立体派、抽象派、艺术至上主义、达达派、新造型主义、构成派等。”⁽⁷⁵⁾但是，由于“一战的主战场在欧洲，日本并没有受到像欧洲知识分子那样的精神冲击，还没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所以，这股潮流影响艺术界以及部分诗界，还没有影响到整个日本文学和美学哲学领域。西方的现代派文学在日本只是处于酝酿形成的过程，尚未形成一种思潮”⁽⁷⁶⁾。

尽管如此，西方现代主义在日本的影响还是为日本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而日本第一个现代主义文学流派新感觉派的诞生和发展以及其后的新兴艺术派、新心理主义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则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促成了现代主义文学在日本的形成和发展。

新感觉派对日本文学传统表示怀疑，否定以往旧有的文艺形式，主张追求新的感觉、新的生活方式和对事物的新的感受方法。它“不是文学思想的变革，而是文体革命运动。但是，它既不是文学思想的变革，又不单是文体技法上的革新，而是意味着一种新的文学思潮的存在。它是资本主义危机深化下产生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艺术，是反映近代个人主义解体过程的艺术”⁽⁷⁷⁾。新感觉派鼎盛的时间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是在新感觉派的基础上或者受到它的启发而产生出很多新的思维。“当新感觉派的感觉描写失去内在性，堕落为单纯的感觉主义、装饰主义时，蜕变成一味搜异猎奇、追逐社会时髦风俗众生相的新兴艺术派（现代派文学），派生出新社会派。另外，还有吸收外国注重新颖鲜明的理智的机械主义文学和主知主义文学。还有新心理主义文学，不仅着力于追求感觉描写的内在性，运用细腻的手法继承心理描写的传统，而且还吸收了‘意识流’和‘内心独白’的创作手法。”⁽⁷⁸⁾

1925年，堀口大学首先发表了文章“作为小说新形式的‘内心独白’”，强调了乔伊斯所著的《尤利西斯》开拓“内心独白”和“意识流”这个小说创作新形式的意义，并且预言日本虽然现在还没有这种形式的作品，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出现的。1929年，土居光和撰写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主要通过评论《尤利西斯》这部作品来进一步介绍乔伊斯开创的新的小说模式。此外，春山行夫、北川冬彦的“诗与诗论”，北川冬彦、三好达治的“诗·现实”，和堀辰雄编辑的《文学》等等都介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西方的现代艺术派潮流，特别是乔伊斯、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和“内心独白”。1930年到1931年，战后西方文学主流心理主义的三部杰出作品，即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伊藤整、永松定、辻野久宪合译）、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的第一卷《斯万之家》（淀野龙三、佐藤正彰、三宅彻三、神田龙雄合译）和拉迪盖的《奥热尔伯爵的舞会》（堀口大学翻译）被译介入日本，堪称日本文学史上一大盛事。此后，伊藤整连续发表了“关于意识流”（1930）、“新心理小说”（1930）、“文学领域的转移”（1930）、“普鲁斯特和乔伊斯的文学方法”（1931）、“新心理主义文学”（1932），土户久夫撰写了“新心理主义小说的构成”（1931），河上彻太郎撰写了“关于心理主义的我见”（1931）等等，并且伊藤整、堀辰雄等还广泛借鉴西方现代主义惯于使用的象征、隐喻、内心独白和意识流等手法，进行小说创作。经过新心理主义作家们的一系列努力，在西方心理主义文学的影响下，日本文学逐渐接受了这一现代主义文学潮流，并且使之与日本文学相融、相生，不断深化发展，丰富了日本文学的内涵。从而，现代主义在日本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第二，其文学思想、理念和创作手法，为战后日本的现代主义文学创作所继承和扬弃。特别是新心理主义文学的一些理念和手法，不但秉承日本“私小说”一贯传统，而且对其加以深化，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为其后的文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养分。

心理主义文学表现手法虽然始终存在于日本传统文学“私小说”中，但是在探求其吸收西方优秀创作手法精髓并使之不断内化、系统化进而获得巨大生命活力的过程中，不应忽视日本现代派文学特别是新心理主义文学所做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努力。

早在19世纪后半叶，“如果二叶亭四迷的《浮云》算作一种类型，那就是近代心理主义文学的先驱。樋口一叶的《青梅竹马》、泉镜花的《誓言》、正宗白鸟的《向何处去》，虽然风格各异，但都具有浓厚的心理追求的要素”⁽⁷⁹⁾。之后，日本近代文学家们继续在这一层面进行了探求，从个人主义的心理角度追求自我的存在，试图发现具有普遍性的人物形象。如：夏目漱石在小说《我是猫》、《心》、三部曲《三四郎》、《其后》、《门》等一系列作品的创作中，一方面受到了外国创作手法的影响，同时，在心理描写方面也是十分精辟和炉火纯青；森鸥外在《阿部一族》、《大盐平八郎》等历史小说创作中，通过深入挖掘人物心理活动，塑造了许多崭新而又典型的人物形象；芥川龙之介的《地狱图》、《戏作三味》、《枯野抄》、《河童》等作品也以深入、准确地剖析人物心理状态而取胜；志贺直哉通过《暗夜行路》对主人公强烈的自我追求的描写，反映了其塑造自我意识的愿望等等。

日本传统“私小说”文学家及其作品都在努力从个人主义的心理角度追求自我存在的价值，并通过个体的自我试图发现具有普遍意义的人物形象，通过人物的心理剖析来展示其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然而，“只要新感觉派和新兴艺术派的表现形式还处在文学探索状态，人就满足于在解体以后的心理花纹结构性、表现性的游离并被描写”⁽⁸⁰⁾。像横光利一的《鸟》（1930）、《机械》（1930），堀辰雄的《笨拙的天使》（1929年）、《神圣家族》（1930），川端康成的《水晶幻想》（1931）等这些作品“并不是心血来潮的实验，从中可以发现无论在量还是在质方面都受到西方新兴艺术派的巨大影响。”⁽⁸¹⁾

不仅如此，正是因为现代主义在日本的发端、深化，以现代派为代表的日本现代主义文学，在战后才会有进一步的发展，这与现代派的前期奠基作用是分不开的。“从战后的现实主义文学拓荒者野间宏、大冈升平到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勇敢实践者石川达三、山崎丰子，经过积极的探索和耕耘，将日本现实主义文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⁸²⁾

总之，现代艺术派文学的诞生确实以其新颖、独到的艺术手法刺激了读者，在给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文坛带来了盎然生机、“冲开了文坛之沉闷局面”（川端康成语）⁽⁸³⁾的同时，也把欧洲文学中独特的艺术手法移植到了日本文学里，引起了文学家不断对文学创作手法上的重视与探求，为其以后现代日本文学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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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从传统心理小说向现代意识流小说过渡的大师。其重要作品《追忆似水年华》对20世纪的小说产生了重大影响。

(2) 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爱尔兰著名小说家，一生追求用内心独白、描写个人意识流的心理主义文学和神话现代文学的可能性。其主要作品有《都柏林人》（1914）、《一个青年艺术家的写照》（1916）、《尤利西斯》（1922）等。

(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犹太血统的奥地利精神医生。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其主要作品有《日常生活的心理分析》（1904）、《图腾与禁忌》（1912—1913）、《精神分析引论》（1916）等。

(4) 李鹏程主编：《跳跃与沉重——二十世纪日本文化》，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09页。

(5) 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6) 三好行雄、祖父江昭二编集：《近代文学评论大系6》，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版，第38—43页。

(7) 三好行雄、祖父江昭二编集：《近代文学评论大系6》，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版，第40页。

(8) 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东京：筑摩书房，1963年版，第132页。

(9)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86页。个别地方略有改动。

(10) 三好行雄、祖父江昭二编集：《近代文学评论大系6》，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版，第351—352页。

(11) 三好行雄、祖父江昭二编辑：《近代文学评论大系6》，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版，第352页。

(12) 同上，第353页。

(13) 王长新主编：《日本文学史》，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页。

(14) 三好行雄、祖父江昭二编辑：《近代文学评论大系6》，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版，第354页。并参考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页。

(15) 三好行雄、祖父江昭二编集：《近代文学评论大系6》，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版，第351—357页。

(16) 福田清辉编：《川端康成——人和作品》，东京：清水书院，1978年版，第67页。

(17) 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横光利一和新感觉派》，东京：有精堂，1986年版，第222—226页。

(18) 《横光利一·川端康成集》（日本文学鉴赏），东京：角川书店，1987年版，第235页。

(19) 日本文学研究资料丛书：《横光利一和新感觉派》，东京：有精堂，1986年版，第222—223页。

(20)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

(21) 《横光利一·川端康成集》（日本文学鉴赏），东京：角川书店，1987年版，第204页。

(22)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90页。

(23)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24)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3》，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294页。

(25) 《平林初之辅·青野季吉·藏原惟人·中野重治集》（现代日本文学全集78），东京：筑摩书房，1957年版，第51、53页。

(26) 同上，第311页。

(27) 山崎义光：《日本文艺论稿》之《形式主义论争的争点》，1997，见www.ne.jp/asahi。

(28) 同上。

(29)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62页。

(30) 同上，第162—163页。

(31)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页。

(32)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3》，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308页。

(33) 平野谦、藏原惟人等主编：《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大系3》，东京：三一书房，1969年版，第308页。

(34) 小林秀雄：《小林秀雄初期文艺论集》，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49—61页。

(35) 三好行雄、祖父江昭二编集：《近代文学评论大系6》，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版，第150页。(www.daowen.com)

(36)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20世纪日本文学史》，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年版，第200页。

(37) 三好行雄、祖父江昭二编集：《近代文学评论大系6》，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版，第150页。

(38) 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东京：筑摩书房，1982年版，第131页。

(39) 中村武罗夫：《是谁？践踏了花园！》，见http：／/www.japanpen.or.jp/e-bungeikan/guest/pdf/nakamuramurao.pdf。

(40) 王长新主编：《日本文学史》，长春：吉林大学，1990年版，第314页。

(41)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42)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

(43)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78页。

(44) 同上，第179页。

(45) 同上。

(46)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92页。个别地方略有改动。

(47) 长谷川泉主编：《日本文学新史》（现代卷），东京：至文堂，1986年版，第33页。

(48) 转引自王长新主编：《日本文学史》，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其中引者就重点部分画浪线标出。

(49) 长谷川泉主编：《日本文学新史》（现代卷），东京：至文堂，1986年版，第33页。

(50) 转引自王长新主编：《日本文学史》，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22页。

(51) 小林秀雄：《小林秀雄初期文艺论集》，东京：岩波书店，1983年版，第109—110页。

(52) 杉山平助：《文艺史五十年》，东京：鳟书店，1943年版，第408页。

(53)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80页。

(54) 杉山平助：《文艺史五十年》，东京：鳟书店，1943年版，第408页。

(55)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91页。

(56) 同(53)，第182页。

(57) 所谓新求实主义源自德语词汇，即Neue Sachlichkeit，日语为“新即物主义”。所谓即物就是实事求是，不加任何粉饰、主观色彩而就事论事。新求实主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德国兴起的一种文学、文艺思潮。它主要是作为表现主义的反动，客观地描写机械化、都市化的现实，甚至表现它的颓废、丑恶的阴暗面。

(58) 莱蒙·拉迪盖（Raymond Radiguet，1903—1923）：法国著名小说家，其作品有《肉体的恶魔》等。

(59)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1869—1951）：法国著名的小说家、评论家，对20世纪前半期的文学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其主要作品有小说《窄门》、《制造假币》，评论《陀思妥耶夫斯基》、《苏维埃纪行》等。

(60) 长谷川泉主编：《日本文学新史》（现代卷），东京：至文堂，1986年版，第34页。

(61) 阿图尔·兰波（Jean Arthur Rimbaud，1854—1891）：法国象征派诗人。他曾入伍服役，当过商行雇员，参加过贩运军火，同情巴黎公社。其著名诗歌作品有《元音》、《醉船》、诗集《地狱的季节》等。

(62) 维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1882—1941）：英国著名的女性作家，属于重视意识流的心理主义文学流派，于二战期间投河自杀。其主要作品有《达洛卫夫人》（1925）、《到灯塔去》（1927）、《海浪》（1931）等。

(63)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99—100页。

(64)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65)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66) 长谷川泉主编：《日本文学新史》（现代卷），东京：至文堂，1986年版，第36页。

(67)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102页。

(68) 同上。

(69)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页。

(70)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192页。个别地方有改动。

(71) 转引自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85页。

(72) 同上，第189页。

(73) 三好行雄、祖父江昭二编集：《近代文学评论大系6》，东京：角川书店，1978年版，第256—261页。

(74) 长谷川泉主编：《日本文学新史》（现代卷），东京：至文堂，1986年版，第37页。

(75)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76)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史》（现代卷），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172页。

(77) 同上。

(78)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85页。

(79) 长谷川泉：《近代日本文学思潮史》，郑民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80) 同上，第99页。

(81) 同上。

(82)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编：《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83) 王长新主编：《日本文学史》，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