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尔岑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用文学作品、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来影响社会。他是俄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是兼着社会代言人和未来预言者双重身份的先知。

文/陈安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

当代中国读者，因巴金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而知道这位俄国思想家与作家。1974年，巴金先生着手译此书时已是古稀老人，他曾袒露心迹说：“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长……”

《往事与随想》（亦译《往事与沉思》）是赫尔岑作为历史见证人所写的回忆录，他的家庭和亲友，他的流放和流亡生活，他那个时代的重要事件和人物都被一一记录，让读者看到19世纪20至60年代，俄国沙皇专制政府与反专制力量互相对峙与搏战，西方派与斯拉夫派长期的论争和辩驳，也让读者看到一位知识分子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和忧虑。

美国文学评论家约瑟夫·弗兰克说，《往事与随想》是19世纪各国出版的自传和回忆录中的最佳作品，可与卢梭的《忏悔录》、歌德的《诗与真》媲美。捷克剧作家汤姆·斯托帕的话剧《乌托邦彼岸》（2002）即取材于此书。这部自传主要写于1852至1855年间，后来又用15年时间不断增补，其风格自如流畅，如与读者亲切交谈，娓娓道来，富有魅力。

在沙皇俄国，爱国的仁人志士都难逃坐牢和流放的厄运。1834年，22岁的赫尔岑被捕，然后被流放、监禁，断断续续长达9年之久。一个大学生犯何大罪而遭此迫害？那个大罪便是“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他在莫斯科大学与好友奥加廖夫成立了以两人名字命名的小组，一天黄昏，哥俩站在麻雀山上，怀着“神圣的真诚”，“对整个莫斯科发出誓言，要把一生都献给我们抉择的斗争事业”。

因反对沙皇专制被流放

俄国历史上，勇敢站出来反对专制统治的往往是当时的“愤青”，出生于贵族家庭的年轻一代。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年生于莫斯科一个显赫的贵族家庭，不过，他不能用父姓，因为他是父亲与一名德国女子的私生子，但父亲十分爱他，便为其取“赫尔岑”为姓，是德语“心脏”的俄文音译。他一生从未用过父姓“雅科夫列夫”，写作用过笔名“伊斯坎德尔”，而“赫尔岑”则举世闻名，连马克思、恩格斯都在文章中提到他。

尽管是私生子，赫尔岑幼时在家里还是能养尊处优，他最喜欢的人是家里的保姆、女仆和门房。他爱听保姆讲故事，《往事与随想》一开始就写道：“噢，保姆，请您给我再讲一遍，法国人是怎样进入莫斯科的？”在赫尔岑幼小的心灵里，所谓“下人”是熟悉历史、善讲故事的亲人。拿破仑入侵俄国的1812年，正是赫尔岑诞生之年，母亲抱着他逃离了被大火吞噬的莫斯科，所以他尤爱听保姆讲卫国战争史。他写到：“莫斯科火灾、波罗底诺战役、别列津诺战役、攻占巴黎，这些都是我的摇篮曲，我的保姆的故事，我的《伊利亚德》和《奥德赛》。”在赫尔岑笔下，他的保姆可与诗人荷马相提并论。

甚为可贵的是，赫尔岑从小就养成了不分门第高低、平等待人的品行。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小孩子们喜欢跟仆人们在一起，“因为他们在客厅里会待得腻烦，在备膳室里才会开心”，在厨房与餐厅之间的备膳室，他们与厨师、仆人们活动自如，轻松愉快。当时在俄国，崇洋风气甚浓，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我们俄国人有两个祖国：俄罗斯和欧罗巴。”许多贵族家庭只许子女说法语，孩子们却从仆人那里学会了地道的俄语，赫尔岑也正是从保姆、仆人那里掌握了母语的神韵。

赫尔岑的父亲不喜欢孩子们流露任何感情，把喜形于色、坦率直言都视为“放肆行为”，或许就因身处农奴社会，有很多时间与淳朴的仆人、保姆生活在一起，赫尔岑那一代的贵族子弟大多有反叛性格，反对家庭的陈规陋习，把俯首恭顺视为“俄国的奴隶心态”。

赫尔岑从一个贵族子弟成长为反专制统治、反农奴制的斗士，走了一条漫长而艰辛的路。“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他开展了革命活动。”这是列宁的话，他自己也称这一事件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他确实被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壮烈行为所震惊，为他们的失败深感痛惜，对使用霰弹、监牢和绞刑架的所谓“胜利者”则充满仇恨。他和奥加廖夫一起，发誓要完成十二月党人未竟的事业，两人小组成立后，经常吸收别的同学参加，共同探讨政治理想、国家前途，“社会主义”已是他们常提及的一个诱人而又模糊的概念。

1919年，位于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赫尔岑雕像揭幕。

读书与交友，都会影响一个人的思想。圣西门是赫尔岑思想的第一个启发者，这位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建立一个人人都有劳动权利和义务、不受压迫和剥削并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社会，对赫尔岑甚有吸引力。法国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平等、自由和博爱等口号的虚伪性，也引起赫尔岑的严肃思考。阅读和讨论圣西门、傅立叶以及其他启蒙主义者的著作，是赫尔岑和奥加廖夫小组活动的重要内容。

与赫尔岑交往密切的朋友中有别林斯基，两人志趣相投，具有共同的政治抱负，并均具反叛性，憎恨社会黑暗面，并加以揭示和痛斥。因在哲学问题上的歧见，两人曾发生争吵，但最后言归于好。传记作家安年科夫写道：“别林斯基往往炽烈如火，而一发峻厉，不近人情；赫尔岑说话时目光灵动，才华横溢，处处聪敏绝妙，在座人不仅要全神贯注，更要时刻警醒，因为你要时时有备，立即回应。”

在与别林斯基的交往中，赫尔岑发现这个身体虚弱、经常咳血的友人身上“隐藏着强大的、角斗士般的力量”，用其“非凡的力量和非凡的诗意展开自己的思想”。听他激动地争论、辩驳，见他因病体而沮丧、痛苦，赫尔岑觉得“我是多么爱他，又是多么可怜他”。

流亡异国，心系俄罗斯

35岁以后，赫尔岑基本上生活在西欧，旅居英、法、意等国，被马克思称为“浪迹天涯的哥萨克”。尼古拉一世曾命令他回国，他拒绝后加入瑞士国籍。作为一个政治流亡者，他没有偃旗息鼓，没有赋闲家居，异域环境倒使他能染指国内的禁脔，可以自己办刊物、做出版。在沙皇俄国，赫尔岑曾发表致亚历山大二世的公开信，除呼吁解放奴隶、要求废除肉体惩罚外，还呼吁言论自由，要求取消任何形式的审查制度，希望大权在握的沙皇防止因专制统治而招来灾难。

他曾亮明自己的观点：“在任何地方，在所有事件中，都站在反对压制的自由一边，站在反对偏见的理性一边，站在反对狂热的科学一边，站在反对落后政府的先进人民一边。”国内不允许一些著作出版，他就在伦敦办了一个“自由俄国印刷所”，让那些书能见天日。1857年，他创办《警钟》周刊，被大量偷运进国内，显然要为俄国专制制度敲响丧钟。

列宁称赞《警钟》打破了俄国出版界“奴隶般的沉默”，赫尔岑是“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恶魔的第一人”，是“在俄国革命的准备上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

十二月党诗人雷列耶夫创办的文学年刊《北极星》只出了三期，后来就被处以死刑。1855年赫尔岑也办了文学、政治综合年刊《北极星》，封面上印有雷列耶夫等5位被绞死的十二月党人的侧面像。该刊宣传十二月党人思想，发表在国内遭禁的文章，如拉季舍夫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恰达耶夫的《哲学书简》、别林斯基的《致果戈里的信》，还有普希金、莱蒙托夫的诗作，这些文章、诗歌传至国内，如同北极星一样照亮了黑暗中的读者，对俄国文学和社会思想影响甚巨。

在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中，赫尔岑时而被视为西方派，时而被看作斯拉夫派，这恰恰说明他不拘一格，没有局限于两派的思想桎梏之中，所以有历史学家认为，在他身上最先体现了将西方先进思想与俄国现实状况相结合的特色。他在法国感受过大革命的气氛，信仰过共和主义，希望俄国也来一次革命，推翻沙皇的专制统治，他确实属于西方派。(www.daowen.com)

然而，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打破了他对共和制的幻想，也使他对西欧资产阶级产生失望，觉得俄国不能走西欧的老路，而要开拓自己的道路。他为国家前途殚精竭虑，他说：“令人焦虑的是，历史沿着如此泥泞、荒僻的乡间道路前行，可只有自觉的思考才能踏上正确路线。”

斯拉夫派的保守主义，西方派的民族虚无主义，他都不赞成。斯拉夫派后来转而支持专制制度，忠于东正教，他自然更要反对，批评他们在沙皇身上涂抹“新的圣油”，给思想铐上“新的锁链”，对拜占庭教会表示“新的臣服”。但他仍与斯拉夫派人士频繁接触，听取他们的政治观点，并吸取了斯拉夫派首领的“村社”思想。

在《往事与随想》里，他对两派重要人物都有生动鲜活的描绘，称赞他们都有“对俄罗斯民族、俄国日常生活和俄国思想方式无限的、全身心的爱”，“就像双头鹰，看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同一个”。他欣喜地回忆在莫斯科的沙龙，两派知识分子精英们在争论、朗读、笑谈，在某家客厅里有霍米亚科夫、康·阿克萨科夫、基列耶夫斯基兄弟，在某家餐厅里有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巴枯宁、格拉诺夫斯基。

赫尔岑深情地写道：“这样一群天才的、有修养的、全面发展的、纯洁无瑕的人，我后来在任何地方都不曾见过。我到过很多地方，经历过各种生活，革命还把我带到最为发达的国家，然而，我还是会问心无愧地重复我的这个看法。”

“俄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赫尔岑所赞赏的“村社”，本意为“世界”，后也指“农村公社”，在这种“村社”实行土地公有、劳动组合等原则。赫尔岑虽出身贵族，却对农民、农奴怀有悲悯之情，曾说：“当我看到可怜的农民时，我的心就在流血。对于我的特权我感到羞愧，对于农民的苦难我负有部分责任。”彻底解放农民、农奴是他的夙愿，在了解斯拉夫派的村社思想后，他欣喜地觉得自己发现了“农民社会主义理想”。

在19世纪50年代发表的多篇论文和公开信中，他反复论述村社思想，指出村社不仅是土地公有制，而且是个人与集体的和谐，其核心是人道主义，是“人的价值、地位、幸福和相互关系”；它也是“爱的王国”，“没有中央集权、国家、沙皇或皇帝”，“没有贵族生活”，“所有官员都必须通过选举产生”。他认为，俄国农民天生就是自由的斗士，天生的集体主义者、社会主义者，俄国应走社会主义之路。

1894年，恩格斯曾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文中引用了赫尔岑关于村社的论述：“保存公社和给个人以自由，把村和乡的自治扩展到城市和整个国家，同时保持民族的统一，这就是有关俄国前途的问题所在，也就是西方思想家正在绞尽脑汁力求解决的那个社会矛盾的所在。”恩格斯说，赫尔岑“把事情看得简单”，但“公社”思想已博得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思想家的注意和承认。

为实现他心目中的社会主义，赫尔岑主张革命，但反对暴力。1866年，一个名叫卡拉克佐夫的学生，在圣彼得堡夏园门口开枪刺杀亚历山大二世未遂，标志着俄国恐怖主义行为的肇始，赫尔岑谴责这种恐怖手段，把卡拉克佐夫称为“可怜的狂热者”。他亲眼见过1848年法国起义工人被枪杀的血腥场面，因此，反对“走流血的、野蛮的爱国主义之路”。

他说：“我们越是深刻地、严肃地审视西方世界，……我们对流血变革的厌恶就越强烈。”他主张自上而下实行改革，和平解放农奴，因此，对持有同样主张的亚历山大二世有好感。1861年，这位沙皇宣布法令废除农奴制，被誉为“解放者”，但后来他的专制统治变本加厉，拒绝进一步改革，并严厉打击进步势力，结果激起民愤，于1881年被刺身亡。

后来人究竟怎样评价赫尔岑呢？

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一书中，称赫尔岑为“俄国激进主义之父和主张平均地权的社会主义之父”；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认为，赫尔岑的社会主义是“个人主义”、“人格主义”，“他越出了西方主义的营垒而捍卫了俄罗斯的特殊道路”；俄国文学史家米尔斯基则认为，“赫尔岑虽然是一位社会主义者，但他能看到罗曼诺夫王朝君主体制的优点和西方旧文明的长处；他虽然是一位好战的无神论者，却能理解基督教的正面历史意义。他善于高屋建瓴地看待历史。”

有学者探讨俄国激进主义思潮的始末，指出其基本线索就是：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别林斯基的农民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到民粹主义运动、社会民主主义、社会革命党、布尔什维克主义和列宁主义，他们把赫尔岑称为“俄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思想家与文学家的结合

对赫尔岑的社会主义思想，显然有各种不同的评断，但他作为“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学家”则得到公认。

作为思想家，他钻研哲学，并有著述，列宁在读他的哲学著作后说，他达到“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也重视文学，曾说：“对于一个失去社会自由的民族，文学就是唯一一个可以让人听到自己的愤怒与良知的呼喊的讲坛。”

正是为了揭示社会的不公正、民族的悲惨命运，为了发出愤怒和良知的呼喊，他自己也认真从事文学创作，写下长篇小说《谁之罪？》、中篇小说《克鲁波夫医生》和《偷东西的喜鹊》，还有以书信形式写的《法意书简》和《彼岸书》。

《谁之罪？》是其代表作，讲述三个出身不同的青年的故事，写他们与周围人的关系，写他们的精神苦闷，写他们的爱情悲剧。贵族青年别理托夫，尽管才能卓越、抱负远大、向往美好事物，却在令人窒息的社会里陷入苦闷之中，成了类似普希金笔下叶甫盖尼·奥涅金这样的“多余人”；平民知识分子克鲁采弗尔斯基天性善良，但在没有希望的生活环境中只能得过且过，沮丧垂泪；柳波尼加追求自由，渴望爱情，结果是一场悲剧。这一切是谁之罪？自然是沙皇专制制度。

赫尔岑也曾是悲剧人物，流放外省，流亡国外，都使他饱尝苦难和痛楚。19世纪50年代初，他的心灵更连续遭到沉重打击。欧洲大革命失败，他情绪低落，家庭不幸又接踵而来。先是妻子与借住在他家的德国诗人赫尔维格相爱（妻子最终还是忠于丈夫），接着是他的母亲和小儿子在一场海难中丧命，患病的妻子受此打击而去世。赫尔岑当时悲痛欲绝，几乎感到一切都倾塌了，革命和事业、家庭和幸福都失去了，就在这种心情中，他从苏黎世迁居伦敦，开始撰写《往事与随想》。1870年，他病逝于巴黎，葬于尼斯，享年58岁。

赫尔岑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既是文学家，又是思想家，用文学作品、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来影响社会。俄国历史上不乏这样的知识分子，尤其由于斯拉夫派与西方派长期论争，各种社会思潮激烈交锋，俄国的文学作品已不单纯是文学，而且还“包含着哲学和宗教、艺术和科学、政治和思想的大文化，文学家也不仅仅是文学家，而多为集写作者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哲人，具有社会代言人和未来预言者双重身份的先知。”（刘文飞：《伊阿诺斯，或双头鹰》）

笔者所撰的“俄国知识分子”系列，之所以包括不少作家和诗人，是因为他们同时也是对俄国社会甚有影响的思想家，这与美国文艺家中较少有思想家的情况有所不同。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