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把中国的一些术、技、艺等技艺引进之后，觉得每种技艺都博大精深，可通神明，因而便给予“道”称。日本人将道教的道和佛教的禅一并应用到这个道字里。

日本的三道包括茶道、花道和书道。

茶道——和、敬、清、寂

花道——以禁锢去获取自由，以死亡来延续生命

书道——明智、守信、知耻

此三道融合了最特殊的大和民族特征，不仅是他们风俗习惯的体现，更是道德观、审美观和价值观的总汇。

茶文化可谓是亚洲文化里的一朵奇葩，而日本茶道更是其文化的典型。它是以茶为载体，承载一种修炼性情和交友会客的独特礼仪和艺术。茶道有“四规”和“七则”，“四规”即“和、敬、清、寂”，“和”即平安和协的气氛；“敬”是尊敬长者、友人；“清”是环境清静；“寂”是达到幽闲境界。“七则”包括：茶的浓淡、水的质地、水温的高低、火候的大小、炉式和方法、煮茶的燃料和茶室的布置、插花等。

茶道一般在茶室进行，宾客入座后，主人按一定规程用竹制小匙将茶放入碗中，用沸水冲沏后依次递给宾客品茗，宾客接茶也有一定格式。茶道在日本是一种宗教、哲学、艺术、修身和社交的综合概括，更被誉为日本民族审美意识的最高艺术行为。由此可见，了解茶道对了解日本民族及其文化的重要性。

日本茶道是从中国传去的。中国唐宋时期饮茶盛行，这时日本派遣许多留学生到中国求学，其中较有名的是最澄、空海、荣西等僧人，他们把中国种茶、制茶、烹茶技术带回日本，日本是一个善于模仿而再创的民族，所有引进的技术甚至文化都会被融入其浓厚的民族特色，茶文化也不例外。

日本的原生文化中崇拜自然、重视礼节，这也是其序列思维模式的作用。在日本，茶道被视为一种修身养性、提高文化素质和进行社交的手段。经过与其原生文化的融合，日本茶道终成为其人生观、道德观和审美观的国粹。

日本的茶道有各种流派，其中最大流派是“三千家”（里千家，表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此外，薮内派、有乐派、宗和派、三齐派、远州派、久田派也很有名。在日本的茶道里有其著名教授小河阳一句名言：“一期一会”。意思是说，要当成一生只有一次的事情来对待，这是形容在茶事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心处之。

日本茶道四谛以人的内处和外理分为两部分：首先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设为主客之间的“和”与客人之间的“敬”；而饮茶者自身则应该在饮茶的过程中进行自我的沟通，以达到“清”和“寂”。

“和”，是指形式上的和谐以及情感上的和悦。茶事中的茶室茶具都要求达到面面俱到的和谐。茶室的布局装饰是视觉上的和，甚至包括茶室外精心修剪和布局的树木。茶具是触觉上的和，不能过轻、不能过重。茶香便是嗅觉上的和，要浓烈适中，轻柔弥漫在整个茶室里。还有现场柔雅的乐曲、细微的茶水声和饮茶者的说话声都要搭配恰当，成就听觉上的和。

“敬”，便是指在茶事的宾客间没有贵贱之分，要互相敬重，发自内心地交流。日本人把禅宗思想渗透到茶道里，使得茶室里不同阶层的人得以和谐共处，这是日本人的等级制度里例外的一个特殊空间。

“清”的领域便可以让很多人大为吃惊，日本人对茶室的要求非常严格，包括要在茶事前使人细心擦洗茶室外庭院里的树叶和石头，甚至烧水的炭也要提前洗去浮尘。从表面上看“清”就是对茶室茶具的清洁，而本质的内涵是通过去除身外的污浊以达到内心的清静。这是四谛中最能体现佛学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表现“物我合一”的境界。

至于“寂”便是融合了道家的无为思想。老子把道的自然无为转化到了人的身上，要求人们像道那样自然无为。他指出“为无为，则无不治”。要求茶者忘却一切，因“无”而产生“有”。

茶道对于日本的经济影响可以分为商务礼仪层面及精神层面。从商务礼仪上来讲，茶道无疑成为了他们经济交往的一个载体，“和”与“敬”的氛围塑造的是一个和谐的商务谈判平台。当然了，权利和义务也都是相对的，因此茶道也给了我们启示，掌握茶道里繁杂的细节，就是学会了如何做好一个主人或者宾客。

这些都是经济交往的前提，并且影响甚大。至于茶道对日本精神方面的影响，日本茶道解释了日本企业为何如此重视将企业塑造成一个和谐环境，其实在茶道里的“和”与日企的“和”是相似的，但又不尽相同。前面我们有说过日本人的等级思想，而这种等级思想就严格反映在企业的内部，在这一点上便与茶道里无阶级共同相处的和悦背道而驰，毕竟茶道是一个修炼之道，其佛理性与现实是有差距的。(www.daowen.com)

花道是日本独特的传统插花技巧，它是将植物的枝、叶、花按一定程式和造型插入花器，既起装饰和欣赏作用，又由此表现自然万象，寓示宇宙哲理。花道表现的是日本人对自然的眷念，这种眷念既滋养了爱美的感情，又构成了深植于生活的民俗信仰。

日本花道的发展历程与其茶道的发展历程有着高度的相似，都是由中国传入，由贵族兴起，而后又普及到了平民，最后成为国民性的艺术形式。其中所体现的等级意识甚为雷同，两者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密切：在日本的茶室中常见到插花，而茶人的插花技术也常常成为经典，例如著名的茶人千利休就是在花道门派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只是花道的门派种类、形式细节比茶道更加繁多和复杂。

花道又常常被称为是插花，这样看似一个纯粹的艺术行为，不懂得插花艺术的人就很容易忽略了它的精神注入。而事实上，从花道的形成过程到其结构形式都是日本特殊文化的充分体现。

从花道的形成来看，包括日本对自然的信仰及佛前供花的理念传入。日本对自然的崇拜超过一般的民族，所谓万物皆有灵，日本人相信神灵创造了日本，因此神灵便是无处不在的。日语里有木灵、花灵、言灵等词汇，也就是说，日本文化中的神灵不仅仅只在于自然的植物中，它甚至还包括了人类的语言，而花被日本人视为万物之灵生息的故乡。

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就对花木有一定的信仰，尤其是以常年碧绿繁茂的树种为最，如松、杉、桧等。日本人的绿化意识从日本的绿化环境就一目了然，中国人比有钱的方法是，看谁家的楼盖得高，而日本人是比树，谁家树多就有钱。

古代的日本人会以花开花落占卜收成，也会以树立花木的方式迎接神灵，比如新年在门前立上门松以迎财神，旅人在异乡树起花木以祭土地。这种崇拜是日本花道形成的条件之一，但其花的文化形成还得归功于佛前供花的佛家思想，遣隋使小野妹子成立了日本最古老的插花流派——池坊派标志着日本花道初步形成。

梅、菊、柳是日本完全受汉风文化影响下的花文化代表，随后其国风文化以樱花代替了梅，菊花则成为了日本皇室的代表花束，并将树灵的信仰与佛前供花结合产生了常绿树枝中有华丽之花的插花祖型。日本的插花从佛教礼仪普及到贵族游戏，最终变成了民风活动的过程，其实是插花这种行为的受众在转变的过程。当日本人把花插到自己的房屋里以供欣赏和膜拜，那往往是表现出一种对其先人的思念和敬仰。今日，插花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一种情感寄托，包含着对生命的敬仰和思念，对神明的崇拜和祈愿。

其实，要称花道为日本民族的本质体现也不为过。为什么这么说呢？日本文化之所以如此特殊和另类，因为他们国民性格的二元性，多个极端的矛盾双方同时存在于单个个体中。而花道恰好如此，无论是它的结构还是内涵，都切实地体现出矛盾双方的统一，从他们把花道分为“插花”和“立花”两个系统便可以看出。

首先，“插花”在日语中是“生花、活花”的意思。把鲜花在自然中的姿态原始而完美地呈现出来，它是具体而形象的，忠于自然、忠于自由。在插花还处于纯粹的艺术形式时，它是短暂的，在一件插花艺术完成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凋零了。这一点是自然之花和人心之花的借喻。

花的姿态和生命可以转眼凋落，而人的情感和生命也会瞬间改变，因此日本人惜花，并且通过“立花”将花的姿态重塑和延续。“立花”源于佛前供花，把鲜花插在盛满水的容器中，以端庄、符合礼数的姿态供奉在神佛前。它是抽象而程序化的，置于禁锢的形式当中。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方式显得有些不可理喻，却是日本民族特征的关键之处。

日本花道和其民族一样，以禁锢去获取自由，以死亡来延续生命。这其中的奥妙在于日本人与生俱来的安全感需求及其精神至上的信仰。《菊与刀》的作者本尼迪克特详细地分析了这两种特殊的民族特征，认为日本人只相信固定、现实和已知的东西，对不稳定和未知的一切都感到恐惧；而且相信精神可以控制行动进而改变物质。如二战时期，无论是城市被炸，还是阵地失守，日本政府总是对日本国民声称一切都在其预料之中。只有这种事先计划好并且确定了进退之路的模式，才能给日本人以安全感。这一点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日本人总是特别谨慎，要对所有事情都计划周详。不少在贸易上与日本人有来往的商人都抱怨日本人要求多，对商务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要关注入微，这其中有寻找安全感的因素。然而也正是这种因为担忧而谨慎的态度，帮助日本经济在“二战”的重创中迅速恢复并发展。

另外，日本对精神的信仰可谓早已闻名于世。对死亡与重生的理念不仅抽象于花道中，也具体于“二战”里惊世骇俗的神风突击队。这种思想其实也可以归于道教思维中的因“无”而生“有”，认为精神可以突破死亡的限制，而死亡只是生命延续的另一种方式。我们的文化中同样有这种思想，只是不致如此彻底。

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里提到，“二战”时期日本处于粮尽物缺的时候，他们的政府宣传精神可以改变物质，认为身体越疲倦，精神越能凌驾于肉体之上，于是他们在疲劳和饥饿的时候选择运动，相信可以通过消耗体力以锻炼意志进而补充能量。当然，这种极端而失去客观的做法在现在的日本已经改善，当这种顽强的意志在恰当的应用之下，我们就看见了现在的经济大国。

书法艺术在日本被称为书道。书法艺术自古盛行于中国，后来普及到了朝鲜、越南和日本。传说日本天平年间光明皇后曾临摹王羲之的《乐毅论》，王羲之典雅的笔风博得许多日本人的爱好，为世人所推崇。日本正仓院内收藏的王羲之书法作品是当年光明子嫁给圣武天皇时的随身嫁妆。

日本平安时代假名文字已经确立，迎来了书道的全盛时期。对于皇亲贵族的子女来说，书道是必不可少的修身课。实用的书法转变为技艺之道则是在日本镰仓末期至室町时期。奈良时代，日本全面吸收中国唐朝文化，书道也不例外，在大学寮里设有书法博士，教学生学中国书法。

公元754年，中国僧人鉴真东渡，带去“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书法真迹，使“二王”书法在日本流传，并产生空海、嵯峨天皇、桔逸势等著名书法家。17世纪中叶，中国黄檗宗名僧隐元等赴日，带去了中国造诣很深的书法，使日本书道得到了极大转折，出现北岛雪山、细井广泽等隐元流派书法家。到了清末，从中国来日本的清朝公使馆官员杨守敬，带来13000件拓本碑帖，给日本书法带来划时代的变化，被尊为日本书道的现代化之父。

如今，日本书道极为普及，有3000万人学书道，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从小学到大学都开设书法课，有4所大学本科四年学制。日本书道繁花似锦、流派繁多，书道组织远超过中国，最大组织是全国书道联盟，其次是关西的日本书艺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