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拉诺夫斯基：讲坛上的理想主义者

文/陈安

季莫菲伊·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是赫尔岑、别林斯基、莱蒙特夫的同代人，彼此才相差一两岁。他似乎没有他们那样名声显赫，没有对俄国社会产生像他们那样的重大影响，但他深受同代人的尊爱、崇拜。他自己是个理想主义者，也被人视为理想的知识分子、理想的大学教授。俄国思想史、教育史都留给他显著的地位。

别林斯基称赞他，说他“仁慈”，“讨人喜欢”，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我一生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像他那样，一见面就令人对他产生那样的好感”。作家巴纳耶夫在《文学回忆录》中写道，青年学生特别喜欢格拉诺夫斯基的讲座，欢迎他那种“一心追求自由的西方思想，也即独立思考和为争取独立思考的权利而斗争的思想”。

季莫菲伊·尼古拉耶维奇·格拉诺夫斯基（1813-1855）

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中有一章题为《在友人的墓前》，写的几乎都是对格拉诺夫斯基的悼念。他身上具有的那种“爱的伟大力量”、“内心深处的亲密感”，使赫尔岑永远感念难忘。那是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最黑暗时期，赫尔岑被流放多年，饱受西伯利亚的寒苦，当他终于回到莫斯科时，一批朋友热情接待他，为首的就是格拉诺夫斯基。赫尔岑一见到他，知道他仍能站在莫斯科大学讲坛上，心里就倍感宽松，因为“如果他还在继续演讲，那么就还有希望”。也就是说，只要格拉诺夫斯基还在说话，苦难的俄罗斯就还有希望。

他的讲座是“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的一股自由之风”

格拉诺夫斯基生于奥廖尔省首府奥廖尔，这个城市也是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安德列耶夫和哲学家巴赫京的故乡。他的父母是小地主，他算是贵族子弟，先在家里接受教育，后入莫斯科一所私立寄宿学校。1832年，在外交部短期工作后，他考入彼得堡大学法律系。22岁大学毕业后到海军部任职，业余时间给一些杂志撰稿，文才得以展露，因而受人推荐，获得去德国留学的机会，规定留学归来要到莫斯科大学外国历史教研室任职。为办理出国手续，他不止一次前往莫斯科，有幸结识对他一生的思想有重要影响的斯坦凯维奇。

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黑暗时代里，忧国忧民的青年知识分子多么希望看到曙光，迎来黎明，常会相聚在一起，成立思想小组，探讨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在彼得堡，有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在莫斯科，有别林斯基小组、赫尔岑-奥加廖夫小组，还有斯坦凯维奇在莫斯科大学组织的小组。

尼古拉·斯坦凯维奇（1813-1840）虽为大贵族子弟，却有平民思想。不论在莫斯科大学或后来在柏林大学，身边都有一批志趣相投的年轻朋友，一起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讨论如何在俄国实现社会正义和公平，他们的共同愿望是结束专制制度和农奴制。

格拉诺夫斯基在柏林大学就读三年，主攻西方哲学和史学，重点是黑格尔哲学。因斯坦凯维奇也入了柏林大学，两人便成了好友，过从甚密。格拉诺夫斯基说，斯坦凯维奇是他的小组成员们的“恩人”、“导师”，对他自己而言更是“胜过兄长”，“十个兄弟也不能替代一个斯坦凯维奇”。斯坦凯维奇27岁就因肺病早逝，格拉诺夫斯基深感悲痛，觉得“自己的一半也同时进了坟墓”。

1839年，格拉诺夫斯基学成回国，担任莫斯科大学历史学教授，先后开设欧洲中世纪史、英法比较史讲座。他一回国，立刻加入了别林斯基小组，斯坦凯维奇曾有信致别林斯基，热情推荐他。别林斯基小组成员们跟他熟悉后都对他有好感，说他没有“惊人的外在美”，但他的高大身材、浓眉大眼、宽阔前额、垂及肩头的黑发、温厚柔和的笑容以及眼神和嗓音的魅力，一起构成了“惊人的内在美”，所有的妇女都喜欢见到他，所有的男人就连那些对他的信仰持敌视态度的人，也不能不对他抱有个人的好感。

回到莫斯科后，格拉诺夫斯基发现自己不爱这个城市，心里爱的是莫斯科大学。他说：“假如我不是留恋莫斯科大学的话，我连一分钟也不愿意在莫斯科呆下去。”他爱的是教育、科学、文明，而当时他所看到的莫斯科是“贵族老爷的英吉利俱乐部”的莫斯科，是“屈从于当权人物专横恣肆”的莫斯科，是那些“生活富裕、思想衰颓的人”的莫斯科，是那些“渴望有所作为的人无事可做”的莫斯科。在一个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心目中，莫斯科当然不是一个理想的城市。

作为理想主义者，格拉诺夫斯基希望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废除专制制度、农奴制的自由国家。他积极参加进步思想小组，因为他不是当时青年贵族中那种彷徨苦闷、行为乖戾的“多余人”，而是一个有政治理想、有远大抱负的人。在沙皇政府的严厉审查制度下，正义舆论被窒息，进步思想被扼杀，莱蒙托夫、赫尔岑、奥加廖夫都被逮捕、被流放，在大学讲坛上哪能直接针砭时弊、抨击沙皇，格拉诺夫斯基便以隐晦手法宣扬自己的政治思想观点。他教的是史学，回顾的是中世纪历史、英国史和法国史，讲解一个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其实常常是借古喻今，含沙射影，以此来为他的祖国启蒙，倡导教育和科学、民主和自由，宣传人道主义，影射应该彻底废除的政治制度。他既是史学教授，其实也是生活导师，他更感兴趣的是各种社会现实问题，而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他的学术也因此是针对现实的。所以在他的“史学”讲座上，听讲者自然联想到的是现实生活，感悟到的是如何面对专制社会。

赫尔岑说，格拉诺夫斯基是“运用历史思考，运用历史学习，后来又运用历史做宣传”。他宣传如何改变专制制度，如何让受压迫的人们早日获得解放和自由。他还说，格拉诺夫斯基的讲座是“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的一股自由之风”，听他讲演，大家“心里就会轻松一些，呼吸会自由一些”。遗憾的是，因欲避开政府的文字审查，格拉诺夫斯基不注重著述、出书，他的讲稿大多没有保留，已发表的一些论文、书评也没有结集成书，如今我们便缺少他的大可引用的精辟言论。

当年格拉诺夫斯基的讲座可谓轰动莫斯科全城，除了学生，许多知识界人士都来聆听。有人回顾其讲座受欢迎的状况说，莫斯科所有出类拔萃人物仿佛事先约好一样，都驱车前来听讲，女士们占了听众一半。讲演结束后，听众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纷纷上来同教授握手，大家把教授围得水泄不通，大学生们一直把他抬着送到大街上。

十二月党诗人恰达耶夫与格拉诺夫斯基情谊甚笃，听他的讲座后对赫尔岑说，他的讲学“具有历史意义”。西方派学者索洛维约夫（1820-1879）曾是莫斯科大学高才生，也听过格拉诺夫斯基的讲座。他回忆道，这位教授说话声音很轻，要集中精力去听，他还常停顿，或说得快而吞掉一些词，但是，“他话语中内在的力量和温暖，赋予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以生命，牢牢地吸引听众的注意力”。

屠格涅夫也听过格拉诺夫斯基的讲座，喜爱之情溢于言表。他称赞格拉诺夫斯基“用坚强的手紧握和高举科学的明灯”，“讲述善行和美德，讲述人的尊严和荣誉”。他写道：“他没有一点学究气，充满着令人心悦诚服的仁厚精神，当时他就已博得许许多多人对他感到的那种不由自主的尊敬了。他身上流露着一种崇高而纯洁的气概；他天生就有一种可贵的、良好的特性，能够不用劝说，不用论据，而用他本身灵魂的美，去激发别人灵魂中美好的东西；他是最好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不是孤孤单单的理想主义者；他确实有权利说‘人所固有的我无不具有’，因此，人所固有的一切也不曾排斥他。”（屠格涅夫《回忆录》，蒋路译）

他的在场让“一切都会变得和谐融洽”(www.daowen.com)

赫尔岑与屠格涅夫有同感，他记忆中的格拉诺夫斯基天性温和、优雅潇洒，从不虚张声势、疾言厉色，有着“坚如磐石的信仰”和“骑士的勇敢”。但他不是别林斯基那样的生性狂直的斗士，也不是巴枯宁那样的口若悬河的雄辩家，他的力量不在于泼辣的论争或大胆的驳斥，而“在于正面的道德感染，在于他所得到的绝对信赖，在于他的艺术禀赋和沉静稳重的精神素质，在于他性格的纯洁和对俄国现存秩序的深刻而持久的抗议。不仅他的话，连他的沉默，也是一种力量。”

法国历史上有个名将叫巴亚尔骑士，他因骁勇善战而被称为“无畏骑士”，又因平易近人而被称为“和蔼骑士”，格拉诺夫斯基则因其“无畏”与“和蔼”，在俄国被称为“思想上的巴亚尔”。有人也把他比作俄国第一位知识分子拉季舍夫。

格拉诺夫斯基确实具有“正面的道德感染”的力量，在成为学术界权威、名声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也保持谦卑、低调。巴纳耶夫回忆说：“尽管格拉诺夫斯基成了权威，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但他对这种威望淡然处之，似乎毫无感觉，以致看不出他和一般人有何区别。他没有运用他的威望使任何人感到难堪，没有强使任何人承认他是权威。他仍然是以前那个仁慈、温和、富有同情心的格拉诺夫斯基。”

他对自己的学生始终关怀备至，尤其是家境清寒的学生常得到他的帮助。女作家巴纳耶娃回忆道，他的家里常会住着一两个无家可归的穷大学生，他常关照其妻为他们准备好饮食，跟他们一起吃饭时有说有笑。他的妻子温和贤惠，善弹钢琴，小家庭和睦、温馨，还常有诗人、作家来朗读作品，住在他家的学生都因这种家庭环境而感到愉快、羡慕。

格拉诺夫斯基的开阔胸襟、沉稳性格使他拥有很多观念不同的朋友。在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中，他坚持其西方派观点，却又有中间派色彩，能与斯拉夫派交流沟通 ，所以也赢得斯拉夫派人士的尊重。他也因某些不同观点，跟西方派朋友如赫尔岑等人发生过激烈争吵，但最终总会息事宁人，言归于好，他会写信给赫尔岑歉疚地说：“你们与我的心紧紧拴在一起，要割断这些纽带势必损伤我的血肉。”赫尔岑则回答说：“我们可以产生分歧，可以互不理解，互相指责，但我们不可能分裂，我们的友谊不可能消失，哪怕死亡也无力办到。”

当时两家刊物《现代人》和《祖国纪事》因论战而不和，格拉诺夫斯基为此深感不安。他有一次专门邀请这两家杂志的人聚餐，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有什么值得敌对的呢？你们的目标相同，方向一致，应该捐弃前嫌，抛开个人恩怨，为了共同的事业联合起来。”格拉诺夫斯基所到之处，往往都是友好的气氛，亲切的谈笑，巴纳耶夫写道：“有格拉诺夫斯基在场，一切都会变得和谐融洽，一切都会涂上一层精致的、富有诗意的色彩，生硬的谈话变得柔和，不协调的意见得到调和。”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斯拉夫派，却十分钦佩格拉诺夫斯基，在其《作家日记》中《理想主义者、愤世嫉俗者》一文中写道：“格拉诺夫斯基是那些日子里所有人中最为纯洁的人；他无懈可击，高尚美好。四十年代的一位理想主义者——最崇高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在我们的革新主义者之中，他具有最富个性的独特之处和自然的微妙色彩。”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把格拉诺夫斯基写进了他的政治讽喻小说《群魔》，书中的大学教授斯捷潘·维尔霍文斯基的原型就是格拉诺夫斯基。他也被写进诗里，涅克拉索夫的《猎熊》这样写他：“你站在祖国的前面，思想诚实，心灵纯洁，你就如谴责的化身，一个理想的自由主义者。”

“每分钟都在等待惩罚”

这样一个谴责专制制度的理想主义者，除了受到欢迎、敬重外，自然也会遭到讽刺、攻击。在莫斯科大学，不乏说他坏话的人，有人说他是个“有着迷人歌喉的海妖”，有人说他是个“传播消极知识的不可靠的教授”，也有人揭发他“从不提及左右历史和各民族命运的上帝的意志”。格拉诺夫斯基自己在1846年2月的一封信中说：“去年，有人三次告密，说我是一个对国家和宗教有害的人。”

格拉诺夫斯基承受种种流言蜚语的打击，总算能挺得过去，但后来终于到了忍无可忍、绝望痛苦的时刻。1848年法国革命爆发后，沙皇政府加紧迫害知识界人士，书刊审查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大学被关闭或缩减学生人数。格拉诺夫斯基觉得“每分钟都在等待惩罚”，在致赫尔岑的信中写道：“我们的处境一天天变得难以忍受了。西欧的每次运动都在我们这里招来种种迫害。密告成风，三个月里我被调查了两次。但与普遍的灾难和压迫相比，我个人的安危还算不得什么。大学面临关闭的危险，学费要提高，学生人数要减少，规定每所大学不得超过300人。莫斯科大学现有学生1400名，因此必须减少1200人，才能招收100名新生。许多正直的人陷入了绝望，用麻木的平静对待发生的一切，这个世界什么时候崩溃呢！”

格拉诺夫斯基自己最后也陷入了绝望，在痛苦的压抑下变得意志消沉。他要忘掉所有烦恼，便昼夜打牌，放手大赌，以致到了嗜赌成癖的程度，输了便向人借钱，有人便对他敲诈勒索，结果是债台高筑，倾家荡产。后来他愧疚地对他的朋友们说：“你们各位简直无法想象，这种疯狂的嗜好使我陷到了什么地步，使我落入了多么可怕的境地！”

直至1855年沙皇尼古拉一世去世，格拉诺夫斯基似乎看到了国家的一线希望，他的精神开始振作起来。他很高兴被推选为莫斯科大学历史语文系主任。多年前他就准备编写世界通史教科书，并已拟出提纲，却被当局否定，现在，似乎可以着手了；他已发表的一些论文、书评，似乎也可以考虑集结出版了。

格拉诺夫斯基的朋友们都证实，他从来没有像1855年这一年一样热情奋发地为公共利益、尤其是教育事业勤奋工作。然而，天不从人愿，此年10月初，格拉诺夫斯基因心梗猝然去世，年仅42岁。他的葬礼十分隆重，他的灵柩由学生们抬着由莫斯科大学教堂送到比亚特尼茨基公墓。

屠格涅夫参加了葬礼，在《回忆录》中深情地记下了那天的悲壮场面：“我永远忘不了那长长的行列，那个在大学生肩上轻轻摇晃的灵柩，那些脱帽的头颅、由衷悲伤的神色、因而显得更高洁的年轻的面孔，以及一切都已结束，最后一把泥土已经落到亲爱的导师的灵柩上之后，许多人情不自禁，仍在坟茔地里疏疏落落的丘墓之间流连不去的景象。”

赫尔岑的政治盟友奥加廖夫写长诗《致亡友》悼念格拉诺夫斯基：“我目视这亲如手足的形象，仿佛死神并未把他夺走。他眉目含笑，不过暂入睡乡。明日仍会一觉醒来，发出正义的声音，给青年带来神圣的礼品：那自由的精神，还有思想的光，火热的心。”

格拉诺夫斯基曾概括世界上有两种类型的人：一种人“充满自豪感并自信有力量”，“勇往直前，不受过去的废墟的阻碍，具有敏感的听觉和敏锐的视觉”；另一种人“体现了正在失去的时代的全部美德和优点”，“是那个时代的优秀代表和英勇捍卫者”。前一种人，他指的是西方派，或称改革派；后一种人，他指的是斯拉夫派，或称本土派。而他自己，我们可以说，既有改革派的自信和力量，又有本土派所要维护的美德和优点，所以屠格涅夫说：“现在没有一个人能代替他”，“他逝世以后还会发挥作用——长久而良好的作用”，“他没有虚度一生，他是不朽的”。

□  编辑  陈祥   □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