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德国贵族：徘徊于新旧交替的魏玛时代

文/陆大鹏

1918年11月12日，利珀侯爵利奥波德四世（Fürst Leopold IV. zur Lippe）授予枢密院成员库尔特·冯·克利菲尔德（Kurt von Kleefeld）贵族身份，以嘉奖这位工业家和行政官员的兢兢业业。冯·克利菲尔德是德国最后一个获得封授的贵族。

这个时间点正好是德国“变天”的时候。几天前的11月9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宣布建立德意志共和国，即世人熟悉的魏玛共和国。11日，德国向协约国投降。28日，皇帝威廉二世正式退位。德国框架内的其他所有统治者也都相应退位。德国的君主制骤然结束了，连一个过渡都没有。此时德国有约6万贵族成员，相当于总人口的千分之一。

废除贵族制度与特权

共和国建立之后，贵族制度就显得格格不入。在为共和国制定宪法的工作中，废除贵族制度便被提上日程。1919年1月19日，德国举行国民议会大选。2月6日，国民议会举行，由于首都柏林时局动荡，国民议会改在魏玛召开，共和国的非正式国名和宪法的名称由此而来。此时，议会的主要任务是起草宪法。

1919年8月14日，《魏玛宪法》生效，它的第一百零九条文字如下：“德国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原则上，男女均有同等之公民权利及义务。公法特权及不平等待遇由出生或阶级来看，概行废止。贵族之头衔，仅视为姓氏之一部，以后不得再行颁给。头衔，仅限于表达官职及职业者，始得颁给，学位不在此限。国家不得颁给勋章及荣典。德国人民不得领受外国政府给与之头衔或勋章。”

讨论第一百零九条时，魏玛制宪会议在1919年7月15日的讨论中，对是否直截了当地表述“废除贵族”作了表决，主张此种表述的动议没有获得多数票。但是，从最终成文的宪法条文看，贵族的地位和头衔都被废除了，作为一个法律意义上特权阶层的贵族，事实上已经不复存在。

而在1920年6月23日，普鲁士邦制宪会议颁布《普鲁士废除贵族阶层特权与处置贵族财产法》。德国其他邦国也推出了类似的法律。就这样，德国正式废除了贵族制度。普鲁士的法律还规定，因为长子继承制而不享有继承权的贵族，如大多数公子（Prinz），可以将其头衔（如Prinz）转化为姓氏的一部分。根据1926年德国最高法院的决定，因为长子继承制而享有继承权的贵族，如侯爵可以在其有生之年继续使用其头衔，但不能再世袭下去。这主要涉及各个统治家族。

贵族通过继承获得的土地，可以继续保留为私人财产。1926年，德国共产党企图通过发起全民公决来无偿地剥夺贵族（至少是统治家族）的土地，但失败了。对地主贵族来说，至少他们的这部分财产得到了保全。不过，其他方面，法律中所有对贵族具有倾向性的关于财产和继承的条文，均遭废除。

与此同时，贵族（尤其在普鲁士）还丧失了一项重要的政治特权。普鲁士从1849年开始实施三级选举制，将24岁以上男性公民按照其纳税金额分成三个等级，纳税最多的等级（多是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人口最少，纳税最少的等级（多是穷人，不过在特别富裕的选区，一个富人也可能落到第三等级）人口最多。比如在1849年，第一等级占据总人口的4.7%，第二等级占12.7%，余下都是第三等级。制度是间接选举，每个等级选举出数量相同的选举人。所以，前两个等级的选票权重比第三等级大很多。

《魏玛宪法》第十七条规定：各邦须有自由邦之宪法，其人民代表应以有德国国籍之人民，不分男女，依照比例选举之原则，用普遍、平等、直接、秘密选举方法选出之。各邦政府应得人民代表之信任。人民代表之选举章程得适用于地方团体选举。但各邦法律得以居住本地方一年以上为条件，以限制选举权。

最后一个受封的德国贵族库尔特·冯·克利菲尔德（站立者，右）。

也就是说，贵族不再拥有选举上的特权。对1918年末的6万德国贵族来说，君主制和贵族制的突然废除仿佛晴天霹雳。宫廷（不仅是皇宫，还有各个诸侯的宫廷）一下子就消失了，贵族们丧失了宫廷，也就丧失了政治权力的中心、社交网络和重要的职场。失去了特权地位的德国贵族们，在经济、社会生活、就业等方面都受到极大冲击。总之，德国贵族必须在新生的民主共和国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必须重新定义自己作为精英集团的社会地位与自我认识，必须去寻找和尝试新的职业以避免在社会中下滑和衰败，他们还必须并在许多针锋相对的政治阵营中站队。

出现“贵族无产阶级”

共和国刚开始的几年内，很大一部分贵族在经济上遇到了困难。当然，绝大部分非贵族人群的生活也很拮据。

《凡尔赛条约》对德国贵族来说特别不利，因为德国军队被限制为10万人，而从军一直是贵族钟爱的一个职业。军官职位急剧减少，随之而来的是贵族军官也大量丧失军职。有约9300名贵族军官在一战结束之后离开军队。很多贵族自幼学习军事，没有其他职业技能，从此失去了职业。汉斯—于尔根·冯·阿尼姆（1889—1962）上尉回忆：“有办法的人都在走别的路。有的回到家里的庄园，当农场主；有的通过工业界的朋友进入工业。而我一直在前线，在工业界一个熟人都没有，所以我只能去上夜校学速记，免得什么技能都没有。”

冯·阿尼姆出身于勃兰登堡古老的贵族军人世家，二战期间表现相当出色，他指挥的第17装甲师是整个德军唯一拒绝执行希特勒臭名昭著的“政委命令”（即直接处死俘虏的苏军政委和共产党员，不接受其为战俘）的师。他还曾作为集团军群司令接替隆美尔在非洲作战，1943年5月被俘，最终军衔为陆军大将。这样一个后来相当有成就而且有原则的军人，在魏玛时期竟然困窘到要去上夜校学速记，可见当时贵族军人们的彷徨与委顿。

贵族家庭里，没有继承权的幼子们的前景特别黯淡。而在政府机关、外交、司法等领域，他们要面对资产阶级的强有力竞争。没有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未婚贵族女子，更难取得经济上自给自足的生活。很多单身贵族女子或寡妇，不得不寄居于教会的慈善女子养老院，或者在城市中蜗居，或者寄人篱下。

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国丧失了约6.5万平方公里领土，尤其在东欧。这给很多大地主贵族造成灾难性打击。奥匈帝国的覆灭也导致许多在波西米亚、摩拉维亚和匈牙利拥有土地的德国贵族不得不放弃在那里的统治权，也往往被迫廉价卖掉自己的地产。1920年代和1930年代初的长期农业危机、通货膨胀和经济萧条，也对很多贵族尤其是易北河以东地区贵族造成沉重的经济打击。只有少数贵族在新的环境里能够维持自己原先的经济地位，大部分贵族的经济状况走下坡路，甚至出现了“贵族无产阶级”的说法。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汉斯·冯·泽克特。

陆军元帅维尔纳·冯·勃洛姆堡，1937年。

普鲁士王子奥古斯特·威廉身穿冲锋队制服。(www.daowen.com)

库尔特·冯·施莱谢尔，魏玛共和国的最后一任总理。

兴登堡总统油画肖像，1927年。

贵族普遍敌视共和国

大多数贵族敌视民主制的魏玛共和国，不足为奇。帝国的覆灭，德皇的退位与出逃，让许多贵族拒绝相信德国军队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坚信军队一定被国内社会民主派戳了“背后一剑”。而魏玛共和国似乎毫不抵抗地接受严苛的《凡尔赛条约》，更是被许多贵族视为卖国。很多贵族还将自己特权身份的丧失与钱袋受损，怪罪于民主制与共和国。

所以，许多战后退伍的贵族军人加入了形形色色的反对共和国的右翼准军事组织，如最著名的“自由团”。迪特里希·冯·雅戈（1892—1945）出身勃兰登堡老马克地区的贵族世家，一战期间为海军军官，曾在U艇上服役，战后拒绝向魏玛共和国宣誓，自行退役。没过多久，他加入右翼准军事组织“埃尔哈特旅”，并参加1920年3月企图推翻魏玛共和国的“卡普政变”。他还参加了旨在通过暗杀来打击共和国的右翼恐怖组织“执政官组织”，以及“执政官组织”被禁止之后的后继组织“维京联盟”。早在1920年，他就加入纳粹党，后来担任过德国驻匈牙利大使。

不过像冯·雅戈这样积极用武力来公开反对共和国的贵族，只是少数。不少普鲁士地主贵族军人拒绝为共和国效力，退隐到自己的庄园，试图在偏僻的农村追寻往昔的美好时光。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大地主贵族常常拉帮结派，在农业政策上反对共和国。一些贵族军人在起初的犹豫之后，加入了魏玛国防军，毕竟工作难找，很多贵族除了军事什么都不会。魏玛时期国防军总人数为10万，军官人数约4000，其中约900人是贵族。这些贵族军人在军队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他们大多没有改变对共和国的负面态度。

同时出现一大批敌视共和国的贵族社团组织，他们拓展人脉，建立自己的网络，梦想恢复君主制。如1924年建立的大地主、大实业家、银行家和政府高官的俱乐部——德国绅士俱乐部，其中就有不少贵族。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贵族社团——德国贵族协会，不仅在自己圈子内互帮互助，还进行反对共和国的宣传。尤其是德国贵族协会的年轻成员，很早就与纳粹党走得近。

贵族普遍厌恶共和国，参政人数大大减少。从1919年到1933年，国会的贵族议员人数下降了3%至6%。不过，国会里也有不少贵族身影，他们对从第二帝国继承来的政治传统忠心耿耿。贵族大多参加的是德国保守党，还有德国国家人民党这样的右派保守政党。而不少经济颓唐、心怀不满、在共和国看不到希望的贵族，尤其是年轻贵族，很早就被纳粹党吸引过去，有的还担任纳粹党的国会议员。

1925年起担任共和国总统的保罗·冯·兴登堡，就是敌视共和国的贵族。魏玛共和国属于半总统制，总统、内阁和国会都掌握权力。总统任期七年，联合国会管治国家，而且可在特殊情况下行使紧急权力。魏玛时期政治不稳定，党派之争瘫痪国会，让总统掌握相当大权力，能够通过法令来替代法律，甚至自行任命政府阁员。冯·兴登堡就常常借助紧急状态令，以致共和政权趋向右翼。当选总统之前，他曾这样表示：“说到总统的位置，我是非常不愿意接受的。按照我的想法，这样的位置只能属于我的皇帝，所以我不愿意去坐。而要我住在飘着黑红金三色旗的屋子里，更让我极其反感。让我和那些人打交道，让我十分不舒服，因为他们对我没有同情，而我对整个议会制度及其果实都无比鄙视。”

1932年，兴登堡再次当选总统。在他领导下，共和国的倒数第二任总理弗朗茨·冯·巴本（出身威斯特法伦贵族世家）的内阁当中，十个部长中六个是贵族，以至于被讥讽为“男爵内阁”。最后一任总理库尔特·冯·施莱谢尔（普鲁士贵族出身）与兴登堡和冯·巴本一样，是敌视共和国和民主制的贵族。他们将共和国变成了专制国家，事实上为希特勒开辟了道路。

与纳粹党的爱恨

纳粹党的部分纲领的确对保守贵族有吸引力，比如国家主义、军队的崇高地位等等。纳粹党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比如高贵纯洁的日耳曼血统理念，对许多崇尚血统的贵族来说相当悦耳。希姆莱就特别喜欢贵族，推崇贵族文化和精英文化。他组建和培养党卫军，就是要打造纳粹党的精英力量，与冲锋队那样的草根群众运动拉开距离，他的精英理念吸引了不少贵族。

纳粹党发展的前期，很多贵族用自己的沙龙和社交圈子去帮助纳粹党打通人脉，令纳粹党进入上流社会，结交金主和政治盟友，拉拢文化界与思想界名人。一个很好的例子是艾尔莎·布鲁克曼（1865—1946），她是一位家系古老的侯爵（甚至可以追溯到拜占庭帝国的贵族）的女儿，嫁给了著名的出版家胡戈·布鲁克曼。她从1899年开始在慕尼黑办沙龙，一直开到1941年，其间许多显赫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工业家都是她的座上宾。1920年，布鲁克曼第一次见到希特勒，就对他五体投地，从此开始大力赞助和支持他，包括教导这个比她年轻24岁的草根如何穿衣打扮、培养时尚品味、选购衣服和鞋等等。她也帮助纳粹党与许多精英人士建立联系。她于1932年才入党，但希特勒指示将她的党龄从1925年算起，因为她在那一年就申请入党。

赫尔曼·戈林的第一任妻子卡琳出身德国—瑞典贵族，是男爵女儿，她及其贵族亲戚也是纳粹党羽翼未丰时的重要推动者。威廉二世皇帝退位之后娶的第二任妻子罗伊斯侯爵小姐赫米内，虽然和丈夫一起在荷兰过流亡生活，但与德国境内的君主主义与民族主义圈子有密切联系。她赞助这些组织，并寄希望于赫尔曼·戈林，希望他能帮助君主制复辟。1931年和1932年，她安排戈林到荷兰拜访皇帝，她也欢迎希特勒的上台。

从1922年起，也就是在纳粹党夺权之前，就有不少贵族赤膊上阵，直接投身于纳粹党事业。根据德国历史学家斯蒂芬·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312个贵族家庭中有3592名党员，这相当于魏玛共和国6万贵族的约6%。一个著名的高级贵族纳粹分子，是普鲁士王子奥古斯特·威廉（1877—1949），威廉二世皇帝的第四子，在一战后加入右翼老兵组织“钢盔队”，1930年4月加入纳粹党，尽管父亲坚决反对。1931年11月，他又加入冲锋队。他对纳粹党的讨好和对希特勒的膜拜，招致了左翼媒体和政治家的冷嘲热讽，连戈培尔也讥笑他是个“天性善良的傻瓜”。 纳粹党刻意利用这位皇子在选举中拉票，还让他陪同希特勒在全国飞来飞去搞活动。皇子在公共场合的露面，让一些原本对纳粹党持不温不火态度的社会阶层逐渐被吸引过去，但1933年纳粹党夺权成功之后就不再需要他了。

1874年建立的德国贵族协会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色彩很浓，思想上比较接近纳粹党。德国贵族协会从1918年开始就“清理门户”，要求入会者必须提供血统证明，将外国血统尤其是犹太人的贵族踢出去。比如卡尔·冯·希尔施男爵这样犹太血统的贵族就被撤销了会员资格，他属于巴伐利亚的犹太人贵族，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获二级铁十字勋章，1944年死于纳粹屠杀。

很多贵族或许不是纳粹党的忠实粉丝，但希望能够控制和利用纳粹党。希特勒上台之初的政府内阁只有两个部长是纳粹党人，反倒是有多位贵族。1933年1月30日，在任命希特勒为总理的几个钟头之前，总统兴登堡任命冯·勃洛姆堡为国防部长，并晋升他为上将。兴登堡希望借助冯·勃洛姆堡来制衡和控制希特勒。不料冯·勃洛姆堡完全倒向了希特勒，他后来在希特勒扶助下成为陆军总司令。1934年6月和7月，希特勒清洗了自己的革命同志罗姆，顺便杀掉了不少与罗姆无关的反对派。冯·勃洛姆堡代表国防军支持希特勒。

尽管两位国防军将军——库尔特·冯·施莱谢尔和斐迪南·冯·布雷多在“长刀之夜”期间被纳粹党杀害，冯·勃洛姆堡保持沉默，没有为自己的同袍发声。很多犹太军官被从国防军排挤出去，导致许多军官发出抗议，冯·勃洛姆堡将抗议之声强压下去。1934年6月21日的《人民观察家报》（纳粹党的党报）上，冯·勃洛姆堡发表文章，向希特勒保证陆军的忠实。8月2日，兴登堡去世，冯·勃洛姆堡规定军人从此向希特勒本人宣誓效忠。1935年，希特勒任命他为国防军总司令，1936年提升他为纳粹时期国防军的第一位陆军元帅。1937年，冯·勃洛姆堡获得纳粹党金质奖章，并正式入党。

希特勒能够上台，贵族至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从一开始，国防军和纳粹党之间就存在矛盾，因为纳粹党没能彻底地将国防军吸纳为自己的鹰犬，军官团还存在相当程度的独立性，而军官团的相当一部分人来自贵族家庭。这将为后来二战期间军官团与纳粹党的互相利用又互相排斥，埋下了伏笔。

贵族身份似乎并不是一个决定政治立场的主要因素，贵族也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同质群体。所以，面对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崛起的纳粹党，贵族的态度不尽相同。话又说回来，非贵族的人群，或者任何一个以出身或职业而论的人群，何尝不是这样？很多贵族出于他们阶层天生的保守与虔诚信教，对街头流氓风格并且在前期非常草根化、民粹化与“左倾”和平均主义的纳粹党持怀疑态度。在德国主要信奉天主教的西部和南部，尤其是巴伐利亚，大部分贵族对纳粹党持对立态度。

敌对纳粹党的贵族，往往被投进集中营，乃至付出生命代价。但作为比较显眼的社会精英分子，贵族较难像其他人一样随波逐流，往往不得不明确地站队。贵族在魏玛共和国期间的日子不好过，而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后，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血雨腥风之中，德国贵族还有自己的复杂角色要扮演。

□  编辑 陈祥  □ 美编  黄静